《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上册)·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

  
第三节 秦汉时期对外的交通路线

  前云从中原地区经河西走廊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葱岭以东者,属国内交通范围;越葱岭而西的通道,即属国外的陆路交通路线,此不赘述。

   对安息、大秦等国的交通:丝绸之路

  从我国通往地中海沿岸的大秦诸国的国外交通路线,首要的还是水路交通线,即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末三国之前,人们只知有通往大秦等国的水道,而不知有陆路,正如鱼豢所云:“前也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①。大秦与我国的交往,其所以选择海上路线而不择陆路,主要是因为受到安息等必经之国的阻扰和破坏。即使是海上路线,也往往为安息等国得其利。它们往往从海道得到中国的丝绸后,又于海上卖给大秦国商人,因为中国商人很少从海上到达大秦者,也如鱼豢所说,大秦“又常得利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②从中国通往安息、大秦的海上丝绸之路,据《魏略·西戎传》所载如下:“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所谓“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即指陆路丝绸之路而言;“又循海而西”,才是指海上丝绸之路。从其下文看,可能是先到交趾,再从交趾到番禺(广州)或东冶(福建)。到交趾后,又有一条水道通到今四川省,大约是经过横断山脉中的水道。结合前引大秦商人“数与安息诸交市于海中”的情况看,大秦商人仅到安息南面海中而已,东至交趾者大约多为安息商人。又早在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前,中亚的大夏国,已拥有从身毒(即今印度、巴基斯坦)国得到的“蜀布”与“邛竹杖”,可见四川的物产,早已流入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①。其流通路线,有可能经今云南地区的陆路,也有可能是通益州、永昌之水路。又汉末的刘巴,从“巴入交趾”,后因“与交趾太守士燮计议不合,乃由牂柯道去,为益州郡所拘留”②。由此可见,牂柯道可通交趾,而牂柯道主要为牂柯江,“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其江流至夜郎国境内,“江广”有“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王常“以财物统属夜郎”,以致产于蜀郡的“枸酱”,在南越王处可以吃到,显然是通过夜郎的牂柯江而运达番禺的③。然则,从巴、蜀出发,经牂柯江,确可达于番禺;既到番禺,离交趾、印度只一间耳。可见汉代同交趾、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除陆路外,确有水路交通线可以沟通。到东汉时,大秦国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至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④至于印度,和帝之前多从陆路与中国通,后因“西域反叛,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⑤。可见,东汉以后,通往印度、大秦的海上交通路线有所发展。

   对南海诸国的交通

  汉代除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大秦、安息等国交往外,还通过番禺同南海诸国有经常性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云:“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为儋耳、珠厓郡。……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庐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庐国。自夫甘都庐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齑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里涉及的南海诸国,究系今之何国何地,国内学者劳干、岑仲勉及国外学者日本之藤田丰八等人,各持一说,分歧不小。细观其路线,似有二道:从合浦在东、日南之象林在西的情况看,自中国往南海诸国,似为先向东南行,再折而西行,先后经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黄支国。黄支国为西行终点,这是东道,也是去道。从合浦出发,到黄支国,共需时十二个月到十三个月之间。然后从黄支国返回中国,途经皮宗国而抵日南,需时约十个月,是为还道,也是西道。从上述的行程、方向及方位准之,所谓都元国、邑庐没国、谌离国、夫甘都庐国及黄支国,可能即今之菲律宾、婆罗洲、苏门答腊及爪哇等国家和地区。然后从爪哇向北,经今日之新加坡、马来半岛返回中国日南郡的象林县。以此言之,西汉武帝以后,我国与南海诸国及今日印度支那的水路交通线便已开辟,且专门设置了“译长”从事翻译,足见其贸易往来之经常性。到三国时期,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航,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①其航行之速可以想见。至于郭璞《江赋》,谓当时江南的商业,“舳舻相接,万里连樯,沂泗沉流,或渔或商”②,及孙绰《望海赋》,也说当时“商客齐畅,随流往还,各资顺势双航同悬”③,均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外交通兴盛的概况。

  至于印度支那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在汉代开始同我国建立了交往关系。如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④这里的“蛮夷”,虽未指明为何国何人,因在日南郡云南,应包括今老挝、柬埔寨等国在内。同一事,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作:“日南徼外蛮夷究不事入邑豪献生犀、白雉。”有人认为“究不事”即今柬埔寨之异译。又东汉顺帝永建六年(公元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禅国,遣使贡献。”⑤则今缅甸等国也已遣使来我国。这些日南徼外之国的来华,是由陆路还是水路,虽不甚明白,但随着这些使节的来华,我国通往印度支那地区的交通路线从此得以开辟。

   对朝鲜、日本等国的交通

  秦汉时期北方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则开发更早;与朝鲜、日本等国的水陆交通联系,更为频繁。早在战国时,齐宣王、燕昭王之世,曾“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①。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神山,名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始皇“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瀛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住此洲,共数万家。至今,洲上有至会稽市易者。”又《史记·正义》引《吴时外国传》云:“亶洲,去琅邪万里。”因此,有人谓此亶洲即今之琉球群岛。由上可见,自战国以来,我国大陆与近海地区确已有海上交通。至于朝鲜、日本等国,与我国的交往更多。据说“辰韩耆老,自言秦之之人,避苦役适韩国,马韩割东界地与之。其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有似秦语,或名之曰秦韩。”③按辰韩,在朝鲜半岛之东南部,即后之新罗国地。又如秦末“汉初大乱,燕、齐、赵人往”朝鲜“避地者数万口”。其首领有燕人卫满者,率之击破当时的朝鲜,遂为朝鲜王④。西汉诸吕之乱时,东汉王景的八世祖王仲,惧祸及己,“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因而家焉”①。汉武帝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灭卫氏朝鲜时,其中有“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勃海”赴朝鲜者五万人②。至于日本,“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③。由上可见,从我国沿海地区由海道赴朝鲜、琉球、日本以及陆道去朝鲜等东方邻国或地区者,不仅时间甚早,而且人数不少,秦汉时为尤甚,足见秦汉的对外水陆交通确有发展。

   海上的交通工具

  从秦汉时期水路交通工具的发达情况来看,也反映出这时海运之发达。我们知道,海运离不开大船,而且这时的运输船只,往往同战船不可分割。一般说来,当时的战船已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有的叫做楼船,为载兵水战之船;还有“戈船”,也是武装战船;有的叫“先登”,相当于冲锋船;有的叫“斥候”,相当于侦察船;更有的叫“艨冲”,也是战船的一种;此外,还有赤马扶船和重武装船——“槛”④。战船名目之多,不仅见其分工之细,亦可见其建造之精。又《太平御览》卷七六九引《汉官殿疏》,谓汉武帝曾造大船,有一种被称为豫章大船的,可载万人,船上有宫殿。又《释名》谓汉代船只有二层、三层、四层之分,二层者谓之“庐”,三层者谓之“飞庐”,四层者称为“爵室”。景帝时的吴国,取江陵之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①;汉末公孙述“造十层赤楼帛兰船”,因以帛饰其兰槛,故名②。三国人张揖的《广雅》,谓两汉三国时之船,有艆、舟、艧等不同名目的航海大船③。造船业的发达和船名之多、船只之大,既是海运发展的条件,又是海运发展的结果。

   秦汉时期在交通发展上的历史性成就

  总之,秦统一中国后,为国内外水陆交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秦始皇建的驰道与直道,为汉代的国内陆路交通奠定了基础。西汉以长安为中心,向西经天水、陇西、金城、河西走廊,渡玉门关与阳关而通西域,远至地中海滨。自长安向西北经云阳、安定而至北地;向北则自栎阳、上郡、西河,以达五原,均为战略路线,在同匈奴的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由长安向东北,则自华阳渡河,至河东,经太原,再北至于燕、代。自长安向南,自郿以南为斜谷道,自陈仓以南为陈仓道,由杜陵而南为子午道,三者皆会于南郑,再经剑阁而入巴蜀。自长安向东,经函谷关而达洛阳,再东达于海滨。从洛阳折而东南行,可抵江淮;折而南行,经登封、方城、南阳,可达江汉;转而北行,渡河抵幽、冀。其中河西走廊之张掖,又是一个交通中心,从这里向北,可达肩水、居延,有驿道、亭、隧之便;向南经大斗拔谷,可入青藏。东汉因之,无多变化,唯中心由长安移到了洛阳。通西域之道,自和帝以后虽有阻绝之势,但沿海的海上交通却代之而兴,可远通大秦、安息、印度,又可南下南海诸国,东至朝鲜、日本;内地航运也随之兴盛,为三国以后水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秦汉时期在国内外水陆交通方面的成就,形成如此四通八达的局面,它的成就是空前的,可以说,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①《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②《三国志·魏志·乌桓鲜卑东夷列传》注引《魏略·西戎传》。

  ①《汉书·西南夷传》。

  ②《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

  ③《汉书·西南夷传》。

  ④《后汉书·西域传》。

  ⑤《后汉书·西域传》。

  ①《太平御览》卷七七一引《吴时外国传》。

  ②《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③《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

  ④《后汉书·章帝纪》。

  ⑤《后汉书·顺帝纪》。

  ①《史记·封禅书》。

  ②《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详见《汉书·朝鲜传》及《后汉书·东夷传》。

  ①《后汉书·王景传》。

  ②《汉书·朝鲜传》。

  ③《后汉书·东夷传》。

  ④均见刘熙《释名》。

  ①《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②《后汉书·公孙述传》。

  ③据王念孙疏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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