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一节 汉文帝

  
第一节 汉文帝99900046_0111_0① 大臣拥立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202—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春,破陈豨定代地,立刘恒为代王。

  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临朝称制的吕后去世。汉宗室、大臣与外戚吕氏间本来存在的矛盾顿时公开激化。吕禄、吕产害怕被诛,阴谋作乱。周勃、陈平等大臣与汉宗室刘章等合谋诛除诸吕,内外结合,一举成功。大臣们认为代王刘恒乃“高帝中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立刘恒为帝较为合适。于是派使者去召代王刘恒。刘恒一再推辞,探听了消息之后才来到长安,受到大臣们的欢迎。他先居在代邸。大臣们去拜谒,送上天子之玺,尊他为皇帝。他谦逊地说,自己不足以当此重任。陈平等群臣坚决请求。他谦让再三,然后才说:“宗室将相王列侯以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辞。”于是当夜入未央宫,登上帝位。

   宽厚的政治和恭俭的作风

  文帝即位后,封赏了诛吕有功的将相大臣,颁布了《振贷诏》、《养老诏》等诏令,以振救、抚养贫困年老的百姓。他因长期生活在代地,对下层社会多有体恤,因此他在位期间,基本上奉行了一条与民休息的政策。

  文帝二年(公元前155年)春正月,文帝下诏说:“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文帝在此诏中明确了以农立国的思想,并举行亲耕仪式,表示为务农带头。同年九月,文帝又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重申以农为本,反对弃本事末,还决定减免当年半数的田租。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春二月,文帝再下诏书说:“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其具礼仪。”

  此后,文帝又多次下诏书申劝务农之旨,批评官吏劝农不力,并诏令各地基层官吏设置“常员”,督促百姓务农力田,甚至可全免土地税。后元元年(公元前163年),因连年欠收,又遇水旱疾疫之忧,文帝下诏求言。诏中所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何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未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欤?”这反映了文帝在思考农民为何饥馑。他要求官吏想出“佐百姓”的办法。

  文帝还下诏“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裁减了侍卫人马,以减轻赋税。据贾捐之说,文帝时“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①。按汉初常赋百二十,岁一事,文帝时的赋役仅为三分之一。

  文帝劝民力农,减轻租税和赋役,对汉初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汉初社会的稳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文帝很慎于用法。他在即位之初,曾对群臣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就是说,用法当正,以禁暴导善。他不同意那种一人犯法、株连全家的做法,强调法用的正才能使民诚实,罪定的当才能使民服从。官统治民,本应导之为善,既不能导,又用法不正,定罪不当,这是反而害民为暴,怎能禁民为非?于是下诏除收帑相坐律令,就是废除一人有罪株连全家的法令。但后来(文帝后六年)新垣平谋反,文帝“复行三族之诛”②,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根除苛滥之法的。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诏中有“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之语,又说百姓说错了话就以为“诽谤”,都不可取,今后不必处治。对于秦定的诽谤妖言之罪,不许臣民议政,偶语者弃市的做法,文帝一概除之。

  文帝三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时,下诏明确地规定,首恶者定重罪;主动归顺者鼓励,官可复原职;随从谋反而不坚决者不问。这是一条区别对待的法令。平乱后,文帝“赦济北诸吏民与王反者”,说明政策是兑现的。

  文帝十三年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逮系至长安。淳于公无子,少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提出要求:“愿没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文帝受了感动,随即下令废除肉刑。他说,现在有三种肉刑(黥、劓、刖),而奸不止,这是上未尽训导之过;而用了肉刑,造成终身残废,这不是为民父母之意。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等又拟定处治罪人之法。事实上仍有受刑致残致死者。故史称文帝“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①。但不管如何,文帝对原来的肉刑有所减轻是无疑的。

  曾有这样三个有关文帝与法故事:文帝有次经过中渭桥,有个人从桥下走出来,惊了皇帝的坐骑,因而被捕。廷尉张释之审查,知其并非故意惊驾,只处以罚金。文帝生气,以为罚得太轻。张释之认为,“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不能因人而异,如果随便更改,“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文帝称是。有人偷了高祖庙坐前的玉环,廷尉张释之定了弃市罪。文帝以为轻了,说要族诛。张释之说,偷玉环就株连全家族,如果偷更多更大的怎么处治?文帝只好同意。云中郡守魏尚治军有方,守土有功,只因小过就被罢官削爵。冯唐对文帝说,“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用人有问题。文帝听了,立即赦了魏尚,复其官职②。

  文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西汉建立后,王国势力的强大,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问题。文帝本以代王入朝为帝,自然不会忽视这个问题。他听取了贾谊的建议,在原来的封地上增加封君的数目,以分散其实力,使朝廷跟他们的关系可以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文帝于六年以谋反罪废了淮南王刘长,又于十六年立刘长三子都为诸侯王,以原淮南王之地“三分之”①。表面上以示对宗室的怜悯,实际上以大化小,一分为三,便于控制。悼惠王死后,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将齐地分给悼惠王的六个儿子。这一建议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诸侯王的分封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

  文帝不仅在政治上宽厚,在生活上也素有恭俭的作风。他从代地即位以来,二十三年中“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他曾经想作一露台,召工匠计之,置百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他常衣绨衣,还令他的夫人穿衣不得拖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淳朴。他又主张薄葬,“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勿烦民”。他的这种俭朴的作风,一直为史家所称颂。

   与匈奴的和与战

  匈奴在西汉初年力量很强。自刘邦平城被围、采用娄敬的和亲政策以来,主要是用联姻并赠送大量礼物的办法来维系汉同匈奴的关系。但匈奴总不能信守盟约。文帝即位之初,与匈奴复修和亲之好,以加强汉皇朝政权的稳固。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五月,匈奴右贤王破坏和亲之约,驱骑入塞,占据“河南”地。文帝下诏指出匈奴的侵扰行为违背和亲之约①,派遣丞相灌婴带八万人马反击,赶跑了匈奴骑兵。接着,文帝又加强长安的驻军,以保卫京师。第二年,匈奴冒顿单于来书要求复和亲之好。汉朝考虑到匈奴势力正盛,乃许和亲。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给冒顿单于一书,赞许其愿意和亲的态度,但要求他守信而不可负约。

  不久,冒顿去世,其子稽粥立,号称老上单于。文帝以宗室女为公主,送与匈奴为单于阏氏,派宦者中行说为使送去。再次和亲。中行说投降了匈奴,得到单于亲信,为其出谋划策。

  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冬,匈奴单于领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掠民众畜产。文帝乃派三位将军带兵分驻于陇西、北地、上郡,又派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带骑兵十万人,驻于长安近旁以防匈奴。文帝亲自慰劳军队,视察演习,申明军令,赏赐将士。他本想亲自带兵出征,因被劝阻而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统兵征伐,击退了匈奴。

  于是,汉匈复言和亲之事。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六月,文帝下诏,表示欢迎。他在诏书中说:“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夫久结难连兵,中外之国将何以自宁?……今单于反古之道,计社稷之安,便万民之利,新与朕俱弃细过,偕之大道,结兄弟之义,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和亲以定,始于今年。”此诏表达了文帝厌恶战争、希望汉匈两族和好的热情与努力。这次和亲是要“结兄弟之义”,是一次两族友好的和约。

  但此后五年,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冬,匈奴数万骑入上郡与云中郡侵扰。文帝立即以令免为车骑将军带兵驻于飞狐,苏意为将军带兵驻于句注,将军张武带兵驻于北地,缘边亦各坚守以备匈奴。又以周亚夫为将军带兵驻于细柳,刘礼为将军带兵驻于霸上,徐厉为将军带兵驻于棘门,防备匈奴。过了几个月,匈奴退去,文帝才撤退以上驻军。

  由于文帝对匈奴采取了亦战亦和的态度,争得了边境上相对的安宁。文帝进而采纳了晁错的建议,移民于北方边塞,使其屯田务农,加强了边备的防守力量。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死于未央宫,遗诏薄葬。

  

  ①本篇材料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者,不另作注。

  ①《汉书·贾捐之传》。

  ②《汉书·刑法志》。

  ①《汉书·刑法志》。

  ②此段情节与引文,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①《汉书·淮南王传》。

  ①参考《汉书·匈奴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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