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一节 贾谊

  
第一节 贾谊99900046_0121_0①

  青年政论家及其早死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时称贾生。西汉着名的政论家。

  贾谊十八岁时,以能诵读《诗》、《书》,善写文章,在郡中颇受称誉。河南守吴公因治郡和平数为“天下第一”,又是同邑李斯的学生,为文帝所了解,被征召入朝任为廷尉。吴公向文帝推荐贾谊“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于是贾谊被文帝召以为博士。

  这时朝廷官员多为年长者,因自汉朝建立二十多年来一些功臣宿将多据要职,一般老官吏也未退休。贾谊入朝时年仅二十出头,在朝廷官员中最为年少。他年轻敢为,思想敏锐。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他都为之对答,还尽如人意。诸生于是公认他才能出众。文帝为之高兴,破格提拔他,一年中升至太中大夫。

  贾谊以为汉朝代秦已二十多年,天下安定,应当适时改进一些陈规旧法。他说:“汉承秦之败俗,废礼义,捐廉耻,今其甚者杀父兄,盗者取庙器,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为故,至于风俗流溢,恬而不怪,以为是适然耳……汉兴至今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然后诸侯轨道,百姓素朴,狱讼衰息。”①同时草拟了色尚黄,数用五,改官名,更法令及列侯就国等一些具体方案,呈奏于文帝。文帝因初即位,权位不稳固,自以为不宜过早改制,但对贾谊颇为赏识,考虑将他提到公卿的位置上。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将相大臣都对贾谊之议非常反感,乃诋毁贾谊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这些人多是汉初功臣,盘据要职,安于现状,害怕改制损害了他们的权益,故公开反对贾谊改制之议,自然也反对重用他为公卿。文帝迁就功臣宿将,只好稍稍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

  长沙国在遥远的南方,距离京师数千里。贾谊辞别京师前往长沙,因是被排挤出京,又闻长沙炎热潮湿,担心身体不能适应,心情非常不好。在渡湘水时,写了《吊屈原赋》以悼念伟大的屈原,并“因以自喻”。其辞有云:乌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鹄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增击而去之。①贾谊把自己的遭遇与屈原命运连系起来,认为同遭庸人的排挤与迫害,只好远走高飞;并要发扬屈原精神,坚决与庸人对立与斗争。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四月,有天下午,一只鸮飞入他的房间,立在座位旁边。鸮,又称猫头鹰,楚地人称其为“鵩”,传说是“不祥鸟”。贾谊外放,本来感触良多,便借机写《鵩鸟赋》,以抒情怀。其辞有云:万物变化,固无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穆无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②贾谊接受了老庄思想,据祸福相倚之说,认为人生如浮舟,准备对吉凶生死坦然处之,所以不计较细小变故,也不放弃自己的见解,表示出他对生活与政治仍然具有一定的信心。

  又过了一年多,贾谊被文帝征召入京朝见。入见时,文帝正坐在未央殿前宣室里受祭神的余肉。文帝因感于鬼神之事,就向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具体他讲了为什么有祭鬼神的缘故。一直谈到半夜,文帝在席上逐渐向前移动坐位,细心地听贾谊之言。快结束时,还说:“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久,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胜(又名楫),是文帝的小儿子,受宠爱,而好书,所以命贾谊辅导之。同时,文帝在政治上还征求贾谊的意见,“数问以得失”。

  过了几年,梁王刘胜从马上坠下而死,贾谊作为梁王师傅自感有失辅导之责,经常伤感,过了一年多,也去世了。他死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终年仅三十三岁。原有集,已散佚,今人辑有《贾谊集》,其中包括《新书》五十六篇、疏七篇、赋五篇及其他文章。

   《过秦》

  贾谊在其短暂的政治生活中,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察觉当时社会存在严重矛盾,政治有着不少过失,反复思考国家长治久安之计,或着书立说,或上书建议,发表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政论,最着名的是《过秦》与《治安策》。

  贾谊写《过秦》的主要论旨,是如何安民的问题。他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这是他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结合现实政治,发表政治见解的表白。他在汉初统治者刘邦、着名学者陆贾等人总结秦汉之际历史经验的影响下,也很注意总结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大约二十二岁那年就写了着名的《过秦》,认真地总结了秦朝兴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汉初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历史根据。

  此论首先肯定秦的统一结束分裂战乱的局面,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他指出,早在秦孝公时代,商鞅协助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孝公之后,惠王、武王、昭襄王等都继承了孝公事业,才能“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统一,“威振四海”,使得“天下之士斐然乡(向)风”,老百姓“莫不虚心而仰上”。这是评论秦的统一之功,也是肯定汉初的统一大业。在当时诸侯势强,存在着分裂割据危机之时,此论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此论又指出,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后,加强了统一措施,还继续强化军事力量,使秦的统一呈现出空前的盛况,甚至秦始皇去世后,“余威振于殊俗”,影响还是不小。这个总结,也符合秦始皇于武力统一后,为巩固统一而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实行有力措施的实际情况。

  此论的重点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经验。曾说:好端端的一个统一皇朝,到了秦二世即位,不几年就被陈涉起义和诸侯叛变冲垮了。论秦朝,此时的权势不减当年,威力自然不小。论陈涉,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武力智谋,都比不上以前的六国诸侯。但为什么陈涉作难,秦朝就垮台了呢?贾谊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意思是,秦统一前后的形势不同,统一之前处于攻势,那是可以凭借武力的;统一之后已处于守势,就应该施行仁义,而秦朝却“暴虐”不施仁义,所以灭亡。

  应该指出,秦吞并六国之后,社会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一类是新旧势力的矛盾,或者说是秦朝统治者与被征服的六国贵族及保守势力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地主阶级与农民及广大人民的矛盾,这是当时的基本矛盾。秦朝的暴力,施之于旧势力是完全必要的,不可否定;用之于广大人民是必然的,但要批判。贾谊所论,没有区分两类矛盾,笼统地批判和否定秦朝“暴虐”,未免失之片面性。但他一再提出,秦始皇本来就“不亲士民”,秦二世不仅不能“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反而严刑重赋,苛剥百姓,子婴又不“安土息民”,以至于“百姓怨望而海内畔(叛)矣”。这就指出了秦朝统治者在激化了的矛盾之中垮台的原因。同时还指出秦朝统治者拒谏饰非,使得“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这些议论都是正确的。他所说的“牧民之道,务在安之”,是总结秦朝二世而亡得出来的关键性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他立足于汉初“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的现实,而为“与民休息”政策提供的有力的历史论据。

   《治安策》

  贾谊向文帝所上的《陈政事疏》,又称《治安策》,是在揭露现实矛盾的前提下,而提出治国安民的方案,故此论比之《过秦》,政论性更突出,论旨更具体。他首先批判当时有种“已治已安”的论调,指出:“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他以为当时未治未安,存在严重危机。于是,谈了下列几点:首先指出,诸侯王国势大而使国家不安,必须“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汉初实行郡国制度,既有直属于汉皇朝的郡县,又有相对独立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与汉皇朝有一定的离心力,时而久之,分裂割据与统一集权的矛盾从缓和趋于激化,由隐蔽走向公开。贾谊觉察到,汉皇朝初期平定了异姓王叛乱之后,刚分封不久的同姓诸侯王“袭是迹而动,既有征矣”。先是淮南厉王刘长阴谋夺取帝位,接着是济北王刘兴居起来造反,继之又有人告发吴王刘濞正在谋叛。他强调“天下之势方病大瘇”,“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务必抓紧时机,治之于未乱之时。

  贾谊以为,要解决分封制带来的矛盾,只有加强朝廷权力,“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使诸侯王听命于汉皇朝;对于那些反叛者,坚决予以法治。他第一次提出了“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就是将诸侯王国以大化小,因为“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此论对于以后晁错的“削藩策”和主父偃的“推恩法”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为文景之世的“削藩”和武帝之世的推恩分封诸王子弟提供了理论依据。故史称:“然诸侯原本以大,末流滥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横逆,以害身丧国。故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①此说是符合史实的。

  其次指出,匈奴侵扰而使汉朝不安,必须对匈奴严加控制。西汉之世,匈奴是汉朝之劲敌,常侵扰汉的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为汉朝面临的一个大难题。汉皇朝初期,与匈奴战争,负担和损失太重;与匈奴和亲,又必须付出很多财物,而且难以阻止其不再来侵扰。贾谊从大汉族主义出发,认为当时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是头足颠倒,汉朝患了半身不遂的痱疾。他认为,这种病应该治,也可以治,因为汉大于匈奴。他向文帝要求承担制驭匈奴的任务。后来没有兑现。

  还指出,豪富奢侈而隐伏危机,必须“移风易俗”,以“定经制”。西汉之世,豪富通过巧取豪夺,取得大量财富,他们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了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当时的农业生产;一方面上与王侯公卿等权贵分庭抗礼,俨然独立姿态,形成一种几乎不为政权左右的经济势力。这对封建经济与封建政权存在不利因素,但当时统治阶级中的凡夫俗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当时买卖奴婢,豪富奢侈的严重事实,说豪富者在物质享用上几乎超过帝王之家,在经济上越出等级制之轨。又说: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无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无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

  这指出了有豪富必有贫民,贪富之间深刻的矛盾,必然随之产生激烈的对抗和斗争。

  同时,贾谊指出秦汉风俗败坏: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

  这指出了自秦以来上下都淫侈贪利,不顾礼义廉耻。而公卿大臣忙于行政事务,安于现状,无视风俗败坏,不知大体。贾谊以为,必须针对世风,而“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就是要使逐利转向为义。解决豪富侈靡与风俗败坏之法,是宣传重义而轻利,是用封建主义强行抑制。其法较为消极,故在当时收效甚微。稍后,武帝盐铁专利,官府经商,上下侈靡,效果也不好。

  此论还谈到,重法轻礼而礼义道消,必须重礼,以礼义教太子,以礼义待君子,才能使政权兴而不亡。

  除《过秦》、《治安策》外,贾谊还有一些重要的政论文章,如:《论积贮疏》论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谏铸钱疏》论国家控制铜,“收铜勿令布”,等等。

  在《论积贮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弃农经商和经济不佳的实情与困境,说: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

  这与《治安策》所揭现状是一致的。但《治安策》未提出针对性的经济对策;而《论积贮疏》则提出了“积贮”与“驱民而归之农”的方针。这在当时,可谓有的放矢,英明之见。一个国家,如果是以农立国,如汉朝那样,就得以农为本,就得抓粮食的生产与积储;否则,就会出乱子。这是由史实所证明了的。

  在《谏铸钱疏》中,贾谊曾指出当时百姓有的弃农而采铜,私铸铜钱,影响了农业生产,也搅乱了币制。他认为,听之任之,不行,严令禁止,也不是好办法;他建议“上收铜勿为布”,就是国家对铜加以控制而不散放。此论之后,汉皇朝禁民铸钱,官府掌握制钱大权,实际上是贾谊思想在政策上的兑现。

  贾谊年轻有为,关心国家大事。其思想有两点很可贵:一是正视社会矛盾而提出改革意见,无因循之陋,有勃勃生气;二是尊重历史,承认陈涉起义在秦汉之际所起的历史作用,并有“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①的名言。象他这样的青年人,在我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于《史记·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汉书·礼乐志》。

  ①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

  ②此据《汉书·贾谊传》所载;《史记·贾生列传》所载,个别文字稍有不同。

  ①《汉书·诸侯王表·序》。

  ①《新书·大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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