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二节 晁错

  
第二节晁错99900046_0130_1②

  “削藩策”和晁错之死

  晁错(?—前154),西汉颍川郡(今河南禹县一带)人。早年跟轵县张恢先生学习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学说。因通晓文献典故,走上了仕途,当了太常掌故。一生中着作二十篇。

  汉初,对文化学术事业较为重视。文帝时,朝廷没有一个研究《尚书》的专家,只听说济南人伏胜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书》,已经九十多岁,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诏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学习。晁错被派去学习,回朝后,上书报告向伏胜学习《尚书》的情况。从此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又提升为博士。他呈上《言太子知术数疏》,很受文帝的称赞,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因他善辩,得到太子刘启的宠爱,在太子家里号称“智囊”。

  这时匈奴势力强盛,往往前来扰乱,汉朝实行防御政策。晁错呈上了《言兵事疏》。文帝予以赞许,并以尊崇对方的言语给予答诏。晁错又把“守边备塞、劝农力本”这两件事,作为当世之急务,向皇帝呈上《守边劝农疏》。文帝听从了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徙到边塞地区。晁错又呈上《募民实塞疏》。

  文帝诏令朝廷大臣推举贤良文学士,晁错是被推举者之一。文帝亲自以诏书策问,晁错呈上《举贤良对策》,对时政大发议论。这时贾谊已死,对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错名次最高,于是提升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顾问。

  晁错面对当时诸侯与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势,提出“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书达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纳,“然奇其材”,当时,太子刘启赞许晁错的计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错”。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刘启)即位,很想有所作为,马上提拔晁错为内史,让他掌治京师。晁错多次请求与景帝个别谈话,所议都被听取,受宠超过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满。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时大臣”,因“自绌所言不用,疾错”①。他觉得晁错所为不对,但又无法阻止。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的墙外,大门朝东,因外有庙墙挡着,出入不方便,晁错就命令开了一个南门以便出入,因此凿开了堧垣(庙外的围墙)。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请皇帝杀掉晁错。晁锗听到消息,当晚请求皇帝个别接见,说明情况。申屠嘉上朝报告,说晁错擅自拆庙墙为门,请求交给廷尉处死。景帝心里已经明白,说:“此非庙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无可奈何,退朝后愤怒地对其部下长史说:“吾当先斩以闻(即先斩后奏),乃先请,为儿(指晁错)所卖,固误。”回到家里,因气愤“欧血而死”②。从此晁错更为显贵。

  晁错升任为御史大夫,掌管全国纠察、弹劾等事,地位仅次于丞相。他向景帝报告诸侯王势力膨胀的事实,请求削去他们的“支郡”。景帝将晁错的建议交给公卿、列侯和宗室讨论。谁也不敢反对,独有外戚窦婴持不同意见,由此与晁错产生矛盾。对于晁错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诸侯“喧哗”。晁错的父亲知道后,急忙从颍川老家赶来长安,对晁错说:“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晁错答:“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其父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于是这位胆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药而死,临终时说:“吾不忍见祸逮身。”

  过了十多天,吴楚等七国起兵反叛朝廷,声称诛伐晁错。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兵征伐,晁错打算让景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这时窦婴所推荐的袁盎正应诏来到。景帝向袁盎问对付吴楚叛乱的策略和具体办法。袁盎原与晁错有矛盾,又因受吴王刘濞贿赂被晁错惩治过,怀恨在心,现在景帝发问,见报复的时机已到,就要求个别谈话。景帝命众臣退下,独有晁错还在。袁盎对景帝说:“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让晁错出去。晁错退避到东厢房,心知袁盎在捣鬼,十分恼恨。这时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相遗书,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谪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景帝面临着重要的决策,是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让步呢?还是坚持重用晁错而坚决征伐吴楚呢?他一时默然不语,过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实情况如何,并说:“吾不爱一人谢天下。”意思是,如果情况真象袁盎所说,那就可以牺牲晁错而向吴楚认错。袁盎还要求景帝仔细考虑。景帝就任命袁盎为太常,秘密地出使吴国。

  又过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欧向景帝劾奏晁错。他们认为,吴王反叛朝廷,应当诛伐,现在御史大夫晁错提出讨伐军不可交给群臣,而要陛下亲自带领,让晁错居守京师,又主张把尚未沦陷的徐、僮等县送给吴国。这说明晁错不能宣扬陛下德信,打算疏远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给吴国,实无臣子之礼。他们建议:“错当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景帝下令说:“可。”晁错还不知道。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错,骗他乘车巡行市中。晁错穿着朝服被斩于东市。

  晁错死后,在讨伐军中当校尉的邓公,回朝来报告军事,面见皇帝。景帝问他:你从部队中来,知道晁错处死,吴楚罢兵否?邓公回答:吴王蓄意谋反已几十年了,是因削减他们的封地而恼怒,以诛晁错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错。现在杀了晁错,我担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讲这件事了。景帝惊问:“何哉?”邓公说:“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错政论的进步性

  晁错生活的西汉前期,是我国历史上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的重要时期。他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国家统一和封建专制,对所谓“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晁错在治国问题上,主张君主集权、任人唯贤。晁错在《举贤良对策》和《言太子知术数疏》两篇政论文中,根据历史经验和朝廷面临的形势,论述了发挥朝廷的威力,打击分权和分裂势力的问题,为加强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提出了加强国家政权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其中特别强调君主要“躬亲”政事,通过君主亲自执政,以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的集权。文帝对他的对策很欣赏,擢为“高第”,说明君臣俩是灵犀相通的。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较为系统地论述了选拔人才的意义和标准。他指出,古代贤明的君主之所以贤明,就在于他们善于选择贤臣以辅助自己。他详细地论述了选拔贤臣的标准和条件:制定法令以“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为目的,而不是“苦民劳众”;对害国伤民的法令与行为,要敢于“直言极谏”,“请而更之”,而不是听之任之;按功罪定赏罚,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无能居尊显之位”。这是强调“任人唯贤”,而否定“任人唯亲”。

  在《举贤良对策》中,晁错还阐述了自己对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见解。他说,三王时代君臣合谋相辅,计安天下,使得“百姓和亲,国家安宁”,是“明于人情”的功效。还说,人情都是“欲寿”、“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长一点,家庭富一点,生活安一点,还要舒服一点;三王对待的办法,则是“生而不伤”,“厚而不困”,“扶而不危”,“节其力而尽”,就是顺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违背民情。晁错说三王如何如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借助于传说以表自己的政见。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汉朝统治者明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形势,接受秦朝末年“赋敛不节”、“宫室过度”、“民力疲尽”,以至“内外咸怨”、“陈胜先倡,天下大溃”的历史教训,不致于有覆舟之灾。晁错强调本于人情,是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乐其政,归其德,望之若父母,从之若流水”,也就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但这对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也还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术数疏》中,晁错强调君主要知“术数”,就是要讲究任用官吏、驾驭政权、控制国家的方法和手段。他指出,皇太子虽然读书很多,而未深知术数,是无用的,所以提出用“术数”教育太子的建议。文帝对此颇为称许,所以任命晁错为太子家令,辅导太子刘启学习。后来刘启为帝颇有权术,与晁错的辅导自然有一定关系。

  晁错在经济思想方面,是主张重农贵粟,防荒备战。经秦楚之际大战乱,到了汉初,“民失作业”,土地荒芜,粮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过半”的地步①。同时,有些诸侯王与地主富商私营冶铁、煮盐、铸钱等手工业和商业,严重地影响了农业生产和朝廷收入。西汉朝廷早就制定了重农抑商政策,虽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晁错在《论贵粟疏》和《勿收农民租》两篇政治经济论文中,针对当时政治经济情况,发挥了先秦法家的“耕战”思想,提出了重农、贵粟、抑商、防备边患和防水旱灾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主张,对于发展当时的经济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论贵粟疏》中,晁错开头就提出了发展农业、搞好粮食生产的“开其资财之道”问题。他认为,民众如果饥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难保全其子,君主也难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应当“贵五谷而贱金玉”。他说:“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重农贵粟实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问题。他向文帝建议,为了长有其民,就要鼓励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广积粮食,充实仓库,以供应边防之需,防备水旱之灾。他还针对当时“地有遗利,民有余力”,“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重农贵粟的具体措施,如:劝农力本,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以保证农业生产有稳定的劳动力;“薄赋敛”,甚至“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使农民有一定的粮食储备,有能力供给战争物资和应付水旱之灾;“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纳粟于国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从富人那里取得粮食,就可少收农民的赋税,这就是“损有余补不足”的办法。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需要发展农业生产以防荒备边的西汉社会,是适时的可贵的经济思想与主张。

  同时,晁错对于当时的“弛禁”政策①,对于私人冶铁、煮盐、铸钱不加限制,以至富商与诸侯王富侈,农民贫困,出现了农民“弃本逐末”,大片农田荒芜,“耕者不能过半”状况,极为不满。他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抑商而重农,使游食之民尽归于农。

  文景之时是贯彻重农政策的。文帝曾规定入粟拜爵的标准与办法,下诏减收一半租税,还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税。景帝屡次命令“有司以农为务”,“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②。所以当时农业有所发展,“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蓄积有余”③,米价降低,由汉初每石五千钱降至每石数十钱④。到武帝时,竟有“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的盛况。这说明晁错的重农抑商思想,符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

  晁错在军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边备塞,抵御侵扰。他在《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等三篇军事论文中,根据当时汉匈斗争的形势,提出了守边备塞的方针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战略战术。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错总结了近世汉匈关系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双方的特点和长短,提出了对待匈奴的战略战术。以从事农业的汉民众对待前来侵扰的游牧族,晁错以为汉初那种敌来则消极抵抗,敌去则缺乏边防的被动挨打状况,必须解决。他主张招募内地之民移屯于边塞,适当安排,使他们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进行军事训练,亦农亦兵,“卒伍成于内”,“军正定于外”,做好守边备战工作。

  在《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中,晁错强调募民徙边,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们“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就要求官府为他们安排好生活与生产,不仅要管衣食住行,还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这样才能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贫民相募而劝往”。同时,要把徙边之民组织起来,“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四里一连”,“十连一邑”。按组织进行军事训练,“居则习民以射法,出则教民以应敌”。再加之有一套赏罚奖励的办法,就可起到守卫边塞和维护农业生产的作用。

  在《言兵事疏》中,晁错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战略战术,也是值得一提的。他把“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详尽地论述了武器、地形与士兵三者间的关系。他认为,武器要完备精良,要选择和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还要严格训练士兵,使他们行动敏捷,严守纪律,掌握好手中的武器。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将要知兵,君要择将等军事要素。晁错还提出联合受匈奴政权压迫的少数民族,供应其作战物资,发挥其“长技”,使其与汉军“相为表里”,共同抗击匈奴侵扰的策略思想。

  

  ②本节材料主要根据于《史记·晁错列传》和《汉书·晁错传》,凡引此两篇文字不另加注。

  ①《史记·申屠嘉列传》。

  ②《史记·申屠嘉列传》。

  ①《汉书·食货志》。

  ①《史记·货殖列传》。

  ②《汉书·食货志》。

  ③《风俗通义》。

  ④《汉书·食货志》。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