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二节 亲理政事 肯定霍光功绩

  
第二节 亲理政事

  肯定霍光功绩

  宣帝登位时,年已十八。霍光因其成人,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而“委任”之。当时朝政,“诸事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①。霍光每次朝见,宣帝“虚己敛容”,以示礼貌。但霍光随侍,宣帝内心恐惧,“若有芒刺在背”②。直到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霍光去世,宣帝“始亲政事”。

  宣帝肯定霍光的功德,诏中提到霍光“定万世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宁”,并称霍光“功如萧相国”。霍光侍卫武帝三十多年,辅佐昭、宣二十年,掌权期间鼓励农业,减轻赋税,与匈奴和亲,抵御侵扰,在当时政界扮演了主要角色,对“中兴”事业起了重要作用。故史称:“孝昭委政霍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③宣帝对霍光功德的肯定,其实也是表示对霍光之政的肯定,尽管他后来为了集权而族诛霍氏,但并未抛弃霍光所定的政策。

   继续“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宣帝亲政初,曾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下诏说:“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就是说,将苑囿和公田分给贫民与流民耕种,贷给种子与食物,还不要百姓出算赋和给徭役。

  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宣帝诏:“所振贷勿收。”就是说,原来赈贷给贫民的种子与食物一笔勾销,不予追回。

  元康二年五月,宣帝诏有“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之说。即宣布受害严重的地区,不必出当年的租赋。

  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宣帝行幸甘泉、河东等地,下诏:“所振贷勿收。行所过毋出田租。”

  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设常平仓,让边郡都筑仓,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以供给边郡,节约转漕。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诏称:“减民算二十,”即减去百姓算赋(原为钱一百二十文)中二十文。

  因此,史称宣帝时“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①。

   重视吏治,综核名实

  宣帝亲政之初,就注意政情吏治,命令群臣奏封事,由此了解下情。五日一听事,对官吏观其言,察其行,考试功能。他要求官吏尽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二千石严教吏谨视遇,毋令失职。”要求郡国长官管教和督促地方官吏,不能让他们失职。

  他强调决狱宜平,特设廷平官。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①他要求官吏奉法,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下诏说,“吏务平法。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犹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

  他审察吏治,元康四年派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主要任务是“察吏治得失”;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又派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者”。

  他反对苛政,下诏批评说:“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即反对地方长官干涉民间喜庆之事。

  他反对欺谩,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诏责当时“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指令“御史察计簿,疑非实者,按之,使真伪无相乱”。

  宣帝根据吏治情况,奖功罚罪。奖赏有功者,如: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对安抚流民有功的胶东相王成,下诏奖励,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对治行优异的颍川太守黄霸,定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同时对颍川吏民也有赏赐。王成与黄霸,原秩二千石,一年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升秩中二千石,一年得二千一百六十石,增加秩俸百分之五十①。责罚罪过者,如: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冬,本来精明能干、治理有绩的京兆尹赵广汉,因执法出了偏差,“坐贼杀不辜,鞠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②,而被腰斩。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十一月,号称“屠伯”的河南太守严延年因酷急和诽谤之罪,弃市③。

  故史称宣帝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吏称其职,民安其业”。

   加强汉与少数民族关系

  宣帝即位之初,汉与乌孙为了反抗匈奴侵扰,相约分头出兵击匈奴,匈奴无力抵抗而逃,损失很重。后来匈奴又遭乌孙、乌桓、丁令等族袭击,加之大雪成灾,力量大大削弱,故欲与汉和亲。于是汉边境“少事”。宣帝亲政时,正是匈奴内乱外患之日,无力侵扰汉境。此时宣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于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说:“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即减少边塞的军屯。

  匈奴内乱,出现了五个单于,各派势力多争取与汉和亲,或来投靠汉朝。汉为了自身的安宁,也积极应付。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来降,汉封其为归德靖侯④。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匈奴左大将军王定来降,封其为信成侯⑤。同年,匈奴呼遬累单于来降,汉也封其为列侯。五凤三年(公元前55年)三月,宣帝诏中提到:“(匈奴)诸王并自立,分为五单于,更相攻击,死者以万数,畜产大耗什八九,人民饥饿,相燔烧以求食,因大乖乱。单于阏氏子孙昆弟及呼遬累单于、名王、右伊秩訾、且渠、当户以下将众五万余人来降归义。单于称臣,使弟奉珍朝贺正月,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朝此时设置西河、北地属国,以安置匈奴来降者。次年,匈奴单于向汉称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入侍。汉朝因边塞无寇,减戍卒十分之二。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入侍汉廷;郅支单于也派遣其子右大将驹于利受入侍于汉①。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表示愿奉国珍三年正月来朝,宣帝同意,并安排接待。次年正月,呼韩邪来汉朝贺,受到盛情接待,并得到很多赏赐。这年郅支单于也遣使来汉奉献。甘露四年,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都遣使朝献于汉,汉朝款待呼韩邪单于的使者格外有礼。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正月,呼韩邪单于又来朝,汉朝对他礼赐如初②。

  宣帝亲政时,汉羌和战是汉羌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宣帝初年,羌族先零部落擅自北渡湟水,侵占汉民地区。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羌族先零部落与各部落的酋长二百多人集会,“解仇交质”,订立盟约,打算共同侵扰汉地。宣帝闻知,问赵充国如何对策。赵充国以为,羌人各部盟约,还可能联合其他各族,应当及早准备。他建议一方面命令边兵加强战备,监视诸羌;一方面要破坏诸羌联合,探听其预谋内情。于是派遣义渠安国出使诸羌,了解其动向。义渠前去,召集诸羌首领,杀了逆而不顺者,又调兵杀了先零羌民一千余人。羌族各部震恐,起而反抗,犯汉边塞,攻城邑,杀长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义渠所部三千骑兵被羌人袭击,退到令居,向皇帝报告情况。宣帝当即调发兵马前往金城。以后将军赵充国、强弩将军许延寿带兵前往;又任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与两将军并进。赵充国到了金城,以哨兵了解敌情,派间谍宣传政策,日飨军士而不进击。羌人见汉军坚壁固守,无法进攻,互相埋怨,发生了矛盾。辛武贤以为进军时机已到,向皇帝上书建议进兵。赵充国以为,辛武贤的建议不妥,如果冒险进兵,必然进退两难。他一再上书建议只能先击主谋者先零部落,逼其悔过而赦之,再选择良吏前去抚慰羌众。宣帝要他作详细说明。赵充国反复论说,马上进击失十二利,留兵屯田有十二便。宣帝肯定了赵充国屯田之策,于是诏令罢兵,让赵充国负责屯田。到了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羌民斩了先零大豪杨玉、犹非之首,向汉投顺,汉朝设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顺的羌民。羌乱至此告一段落①。

   加强与西域的联系

  汉自张骞通西域、李广利伐大宛之后,开始在西域设置校尉,屯田于渠犁。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宣帝派遣侍郎郑吉到渠犁负责屯田。郑吉通过屯田积蓄了粮食,发兵打败了车师。宣帝诏令郑吉继续在渠犁与车师屯田积粮,以安定西域,对付匈奴。匈奴得知消息,前来争夺车师之地。郑吉固守力弱,要求增援。宣帝诏令长罗侯常惠带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开往车师北边千余里,显示汉军威武,吓得匈奴骑兵退去。车师王因得到汉军保护而不受匈奴欺压,乐于“亲汉”。稍后,郑吉又迎匈奴日逐王来汉投降。宣帝先命郑吉负责卫护鄯善西南方(南道)各国的安全,继又命其兼护车师西北方(北道)各国的安全,所以号称“都护”。宣帝还封郑吉为安远侯,这是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之事。西域都护的幕府,设在乌垒城(在今新疆库尔勒与轮台之间),负责处理西域各国事务,同时主管屯田事业。汉朝的西域都护取代了匈奴在西域的僮仆都尉,反映了汉匈势力在西域的消长,所以史称:“汉之号令班于西域矣,始于张骞而成于郑吉。”也可以说,汉与西域关系的密切,始于武帝之世而成于宣帝之时①。

   “昭宣中兴”论

  史称“昭宣中兴”,是谓西汉初年的皇业得以复兴。以昭宣之政与汉初政治两者比较,在经济、政治、民族关系诸方面都是后来居上,但同时社会矛盾有所发展和激化,故汉朝统治旋即由兴而衰。“中兴”之功,就统治阶级方面来说,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主要作用,一个是霍光,一个是汉宣帝。宣帝诛除霍氏,只是政治权力之争,而不是政治路线斗争。

  

  ①《汉书·霍光传》。

  ②《汉书·霍光传》。

  ③《汉书·昭帝纪·赞》。

  ①《汉书·食货志》上。

  ①《汉书·刑法志》。

  ①参考《汉书·宣帝纪》颜师古注。

  ②《汉书·赵广汉传》。

  ③参考《汉书·酷吏传》。

  ④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⑤参考《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①此据《汉书·匈奴传》上。《汉书·宣帝纪》曰:“(甘露元年)冬,匈奴单于遣弟右贤王来朝贺。”两个记载不同。

  ②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还参考了《汉书·匈奴传》上。

  ①此段情节,除依据《汉书·宣帝纪》外,主要参考《汉书·赵充国传》。

  ①此段情节,主要依据于《汉书·郑吉传》和《西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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