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一节 桓谭

  
第二节 班 彪99900046_0454_0①

  着《王命论》

  班彪(3—54),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人。其祖先于秦汉之际在北方从事畜牧业致富,后来世代从政,并受儒学熏陶。祖父况,举孝廉为郎,成帝时为越骑校尉。况女(即彪之姑)被成帝选入宫中为婕妤。大伯父伯,颇有儒学修养,以“沈湎于酒”谏成帝,官至水衡都尉。二伯父斿,博学,官至右曹中郎将,曾为刘向校秘书。父稚,官至广平相,被王莽排挤而为延陵园郎。这样的家世,对班彪的思想、文化以至政治态度都有很大的影响。

  班彪幼年与从兄班嗣一同游学,结交较广。二十多岁时,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失败,群雄割据,当时隗嚣拥众割据于天水,班彪避难而从之。隗嚣问以世务,班彪对答:周秦以来,统一代替分裂,势之必然。并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骚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意思是说,刘汉政权,深入人心,外戚窃权,众所反对,百姓思念刘氏复汉。这个说法,虽然含有正统思想,但还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隗嚣不同意这个看法,认为群雄逐鹿,强者称雄,“汉家复兴”之说不可信。

  为了充分表达己见,班彪乃着《王命论》,他认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深入民心,不可动摇,“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故百姓起事失败,王莽窃权诛灭。“穷达有命,吉凶由人”,陈婴之母知项氏必亡,王陵之母知刘氏必兴,可谓懂得祸福之机。同时还论说刘邦兴汉,有“帝尧之苗裔”、“体貌多奇异”、“神武有征应”、“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等五大特点。认为天命加人事,才能成帝业。所以识世务者,应当“拒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不可妄图而贻笑天下。

  因隗嚣固执己见,顽固地割据称雄,班彪只能离去,投奔河西窦融,颇受窦融器重,任为从事。他为窦融划策,归顺刘秀政权,总河西以拒隗嚣。这对东汉统一是有功的。光武帝刘秀闻知其才干,召见了他,举茂材,任为徐县令,后因病免官。又为司徒掾,是司徒的属官。他时有奏言,对时政作出建议,如《复护羌校尉疏》、《上言选置东宫及诸王国官属》、《奏议答北匈奴》等。

   作《后传》

  班彪专心于史学,尤好汉代史。汉武帝时,司马迁所撰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从传说中的黄帝写到当代汉武帝,后事缺而不录。后来褚少孙、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位学者都曾缀集时事,或补或续之。班彪认为续作者“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司马迁之书。于是继采西汉遗事,又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此书是接续《史记》之作,但“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

  《后传》原书已佚,其内容已多为《汉书》吸收,只是无法辨认清楚了。今《汉书》的元帝、成帝二纪及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的《赞》,还保留有班彪的史论文字①。《元帝纪赞》称元帝“多材艺”、“少而好儒”,即位后任用儒生,“贡(禹)、薛(广德)、韦(贤)、匡(衡)迭为宰相”,而元帝“牵制文字,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这是评论元帝懦而不才,掌权无能,从此汉朝走了下坡路。《成帝纪赞》先称成帝“善修容仪”,“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似乎是予以表扬;但笔锋陡然一转,“然湛(耽)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这是指责成帝荒淫,大权旁落于外戚,终于有王莽篡权的悲剧。此论与其答隗嚣问和《王命论》的含意是一致的。《翟方进传赞》肯定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是“怀忠愤发”,但又哀叹他“义不量力”而失败,弦外之音是,只有刘秀得天人之助,才能拨乱反正。《元后传赞》总结历来“女宠”的危害,同时指出王莽依恃元后(王政君,王莽之姑)而逐渐窃取大权。所谓“位号已移于天下,而元后卷卷(同“拳拳”)犹握一玺,不欲以授莽,妇人之仁,悲夫!”实乃讽刺元后是一个被王莽欺诳玩弄的非常可怜的愚弱老妇。

  《元后传》记述:平帝死后,孺子婴尚未立之时,汉朝传国玺藏在长乐宫元后之处。“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尔)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说(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此写元后握玺投玺的言行情态,可谓生动传神。如果说《元后传》原是班彪所作;那么,也就可以肯定班彪的史传文字是很出色的。

   史学思想及其影响

  班彪曾作《前史略论》,评论前史(指《史记》)得失,为了撰写《后传》有所改进。他简要地追述了先秦秦汉之际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司马迁所着《史记》的内容、体裁、体例和思想。他说:“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史才。但又评道:“其论述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贱;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对司马迁与汉儒思想分歧之异端思想极尽讽刺,表明了他的正宗观点,自然也是他写《后传》的指导思想。《前史略论》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一篇史学论文,可谓儒家正统史学观点的代表,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班彪的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对班固和《汉书》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检阅班固在《汉书》中述论西汉盛衰兴亡及撰写儒林、游侠、货殖等传的旨趣,就可了然。

  班彪于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病死于望都长任上,卒年五十二。所着除《后传》外,还有“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有些文字流传至今,清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所收辑。

  总的来看,班彪其人,在两汉之际的历史形势中,投靠刘秀,撰写《后传》,鼓吹“王命”,促进统一,政治上是识世务者,思想上是个正统论者,史学上有一定成绩,但无多大创新。

  

  ①本节主要依据于《汉书·叙传》及《后汉书·班彪传》,凡引此两传文字不另加注。

  ①《元帝纪赞》“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成帝纪赞》“臣之姑充后宫为婕妤”,其中的“臣”为班彪自称,“外祖”指金敞,“婕妤”即班婕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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