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五节 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第五节 侯览、曹节、吕强、张让

  侯览贪狠陷害张俭

  侯览(?—172),山阳防东(今山东单县东北)人。桓帝初年,为中常侍,以“佞猾”进用,倚势贪狠放纵,受贿货财以巨万计。延熹年间,连年征伐,国库空虚,乃借贷百官俸禄、王侯租税。侯览乘机上缣五千匹,赐爵关内侯。又借口参与议诛梁冀有功,进封高乡侯。

  他与小黄门段珪兼并土地,段珪家在济阴,靠近济北境界。其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过往旅客。被济北相滕延捕杀数十人,陈尸于道。侯览、段珪大怒,向皇帝诉怨,诬告滕延多杀无辜百姓,免其官职。

  侯览等从此更加得意放纵。其兄侯参为益州刺史,诬陷富民有大逆之罪,诛灭而没收其财物,前后累积以亿计。最后被太尉杨秉奏劾,槛车押往京师,于道畏罪自杀。其车三百余辆,都是金银锦帛珍玩,不可胜数。侯览因受连累而免官,不久又复职。

  建宁二年(公元169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残害百姓。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奏劾侯览贪侈奢纵,前后侵夺民宅三百八十一所,田一百十八顷。兴建第宅十六区,都是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形制犹如宫苑。又预作寿冢(未死而自为冢),有石椁、双阙,庞高百尺,侵损百姓住屋,掘民坟墓,夺人妻女。请求严惩之。侯览伺机没收其章表,使不能上达朝廷。张俭便捣毁侯览的第宅冢墓,没收其财物,揭发其罪状。又奏劾侯览之母生时交通宾客,干扰地方行政。其奏章还是不能送上朝延。侯览反而诬陷张俭为“钩党”,诛了李膺、杜密等人。侯览后又代曹节领长乐太仆。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侯览被劾专权骄奢,罢了官,遂自杀。其党与也都被免官。

   曹节制造“党锢”事件

  曹节(?—181),字汉丰。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本是魏郡人,世代为官。顺帝初年,为小黄门。桓帝时,迁中常侍,奉车都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持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人,迎接灵帝入宫,故灵帝即位后以定策功封其为长安乡侯,六百户。

  当时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谋诛宦官。曹节勾结朱瑀等十七个宦官,一同矫诏以王甫为黄门令,将兵诛除窦武、陈蕃等,制造了“党锢”事件。他因此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增邑三千户;玉甫、朱瑀等或升官或封侯。次年,位特进,秩中二千石,不久转为大长秋。

  熹平元年(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阙上写了标语:“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皇帝诏令司隶校尉刘猛逐捕书写标语者。刘猛以为标语实是直言,不肯急捕,过了一个多月,还不知书写者是谁。刘猛因此被降为谏议大夫,以御史中丞段颎代替他的工作,四出逐捕,拘留了太学生和游士一千多人。曹节等对刘猛的怨气还没有消去,唆使段颎假借它故将刘猛定罪罚作苦工。朝臣多为刘猛说情,才免刑,又被征用。

  曹节与王甫等诬桓帝之弟勃海王刘悝谋反,诛之。曹节、王甫等十二人以功封侯或增邑。曹节增邑四千六百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有七千六百户。他的父兄子弟都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

  其弟曹破石为越骑校尉,强行索求其部下的妻子,该妇女执意不从而自杀。他们“淫暴无道”,多如此类。

  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奏诛王甫及其二子。当时连年出现灾异,郎中审忠(字公诚)以为朱瑀等“罪恶所感”,上书为窦武、陈蕃等鸣冤,要求严惩行凶作恶的朱瑀等宦官。其书提到:朱瑀等害贤窃权,“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赏。父子兄弟被蒙尊荣,素所亲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据三司。不惟禄重位尊之责,而苟营私门,多蓄财货,缮修第舍,连里竟巷。盗取御水以作鱼钓,车马服玩拟于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声,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所揭宦官窃权谋私,奢侈骄横,败坏政治,影响恶劣,可谓切中要害。但其奏章被扣而不得报送皇帝。曹节这时领尚书令,掌握机要,总领纪纲,扣押审忠奏章与他自然有关。光和四年(公元181年),曹节死,赠车骑将军。其后朱瑀也病死,他们的养子袭封“传国”。

   吕强建议大赦“党人”

  吕强(?—184),字汉盛。河南成皋(今河南荥阳泛水镇)人。少时以宦官为小黄门,迁中常侍。灵帝时,按封宦者之例,封他为都乡侯,不肯接受。

  他上书陈事,指出曹节、张让等宦官“品卑人贱,谗谄媚主,佞邪徼宠,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掩朝廷之明,成私树之党”,建议停止滥封和重用;又指出“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加重百姓苦难,建议勿使民忧怨而减轻其负担;再指出皇家及贵戚、宦官建造楼阁亭馆,“凡有万数,楼阁连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丧葬逾制,奢丽过礼,竞相仿效,莫肯矫拂”,建议去奢从俭;还指出蔡邕直言,“毁刺贵臣,讥呵竖宦”,而被宦者诽谤,遭受刑罚,段颎功勋卓着,而被阳球诬害致死,妻儿流放,致使朝臣畏难,功臣失望,建议“徙邕更授任,反(返)颎家属”。灵帝虽以为是“而不能用”。

  当时灵帝多有私蓄,收藏天下之珍玩,还有于郡国贡献来的财物中先收入其私库的所谓“导行费”。吕强上疏直谏,指出“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献其私,容谄姑息,自此而进。”灵帝不予理睬。

  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吕强建议先诛贪污的宦者,大赦党人,审察地方大员是否称职。灵帝乃先赦党人。某些宦者有所收敛。而中常侍赵忠、夏恽等则诬陷吕强与党人“共议朝廷,数读《霍光传》”,意谓欲仿效霍光谋废立之事。灵帝不悦,使中黄门带了兵器去召吕强。吕强得知,无奈而自杀。赵忠、夏恽还诬言吕强未审问而自杀,显然“有奸”,于是收捕其宗亲,没收其财产。

  当时丁肃、徐衍、郭耽、李巡、赵佑等五个宦者“称为清忠”,“不争威权”。赵佑还“博学多览,着作校书”,受到诸儒称赞。小黄门吴伉达观,知不得用,“从容养志”。

   张让蠹害招致民愤

  张让(?—189),颍川(郡治今河南禹县)人。赵忠(?—189),冀州安平(今属河北)人。少时都在宫中做事,桓帝时为小黄门。赵忠以参与诛梁冀之功,封为都乡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黜为关内侯。

  灵帝时,张让、赵忠并升为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曹节死后,赵忠领大长秋。张让有个管理家务的监奴,“交通货赂,威形喧赫”。富人孟佗与监奴勾结,倾囊行贿,要求监奴设法使张让接见他,果然达到目的。众宾客见到张让接待孟佗,误以为孟佗与张让相好,都以珍玩贿赂之。孟佗将所得之物分给张让,张让大喜,便以他为凉州刺史。

  这时张让、赵忠及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都为中常侍,世称“十常侍”。他们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郎中张钧上书,指出:黄中势甚,“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他建议斩十常侍,布告天下,就可平息民怨。灵帝将奏章宣示张让等人。张让等非常害怕,愿出家财以助军费,乞求恕罪。灵帝诏令他们照常办事,而怒问张钧:难道十常侍竟无一个好人,张钧又上疏,坚持己见,但其奏疏被扣而不得上报。这时诏令追查为张角道者,张让等乘机唆使御史诬奏张钧学黄巾道,逮捕拷打,致使其死于狱中。实际上张让等多与张角“交通”,大耍两面派。后来灵帝得知消息,追问之。张让等推说是原中常侍王甫、侯览所为,灵帝也就不再追究。

  张让等还借南宫火灾之故,劝说灵帝增收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并乘机搜刮各地材货,敲诈勒索,从中渔利。地方官“复增私调”,乘机捞一把。凡诏令征求,都由“中使”暗中操办,“恐动州郡,多所赇赂”。并且鬻卖官职,大郡太守之价达到二三千万,其余各有差价,名为“助军修宫钱”。官员赴任之前,先商定价钱,才能离去。不能如数付钱的官员,有的被迫自杀。“守清”而乞求不赴任的官员,都被迫遣去。

  当时新任命的巨鹿太守司马直,因有“清名”,减债三百万。司马直不忍割剥百姓以讨好皇帝,便托病辞官,上书极陈当世得失,吞药自杀。灵帝才稍事收敛。

  灵帝在西园(即上林苑)造万金堂,将司农征收到的金钱缯帛取来,堆满其中。又还河间买田宅,建屋宇。灵帝即位前并不富裕,登位后由宦官协助大蓄私财,常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宦官由是得志,无所畏惮,并起第宅,如同宫殿。灵帝常登永安宫的了望台,宦官怕他望见其第宅,乃使中大夫尚但劝告灵帝:“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从此灵帝不敢再登台榭。

  次年,缮修南宫玉堂。又铸铜人、大钟、天禄虾蟆、翻车渴乌、四出文钱等。复以赵忠为车骑将军,百余日罢。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听了袁绍劝说,谋诛宦官,然计谋泄露。张让、赵忠等先下手杀了何进。袁绍勒兵斩了赵忠,杀了很多宦者。张让等数十人挟持少帝出走,被迫着急,遂投黄河而死。

   宦者评论

  《后汉书·宦者列传》说:东汉自和帝利用宦者诛除外戚窦宪,对郑众封侯信任,“中官始盛”;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皆由宦者决定政局。信用宦者自有其缘故,“何者?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荣无晖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渐染朝事,颇识典物,故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纳)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有些宦者非常狡诈,表里不一,“真邪并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于是宦者“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割剥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专横害政,以至“倾国”。

  宦者弄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皇帝不能不依靠亲信,大权就往往落在宦官手中。这主要是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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