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三节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

  
第三节 五经博士和经今古文之争五经博士五经博士的设置,是汉朝廷掌握经学的重要标志。在这以后,经学独占了官学。

  刘邦是一个不喜欢儒生、不喜欢经学的开国皇帝。陆贾不断地向刘邦称道《诗》、《书》。刘邦骂他说:老子在马上得天下,要《诗》、《书》有什么用!陆贾说:在马上得天下,还可以在马上治理它吗?“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权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取灭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了,面有惭色。他要陆贾把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及古之成败原因写出来。陆贾每上奏一篇,刘邦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日《新语》。这时,大概还没有设置经学方面的博士,而陆贾所论,引申经义,联系实际,已是经学博士所职掌。

  文帝、景帝时,见于记载者,有一经博士。如张生,如晁错,乃《书》博士:如申生,如辕固,如韩婴,都是《诗》博士;如胡毋生,如董仲舒,乃《春秋》博士。像这样设置的博士,虽都属于经学博士,还不能说是经学博士的定制。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推陈之士,帝亲策问。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理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多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的主张,得到武帝的采纳。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除个别情况外,儒家经学以外的百家之学失去了官学中的合法地位,而五经博士成为独占官学的权威。

  五经博士的开始设置,不知有多少人。宣帝末年,增至十二人。东汉初年,博士有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尚书》三:欧阳、大、小夏侯氏。《诗》三:鲁、齐、韩氏。《礼》二:大、小戴氏。《春秋公羊》二:严、颜氏。由此至东汉之末,博士人数无所增损。

  博士的弟子,在武帝时为五十人。昭帝时,增弟子满百人。宣帝时增倍之。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汉末,太学大盛,诸生至三万余人。

  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弟子于太学。师生传授之际,要遵守一定的师生关系,不能混乱。这叫作守师法和守家法。先有师法,然后有家法。师法,指一家之学创始人的说经。家法,是指一家之学继承人的说经。例如董仲舒通公羊学,立为博士,他的说经即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子更为章句,又衍出小的派别,如“颜氏公羊”、“严氏公羊”,就是家法。如不守师法、家法,非但不能任为博士,即使已任为博士,一旦发现,也要被赶出太学。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即因不守家法,不得任博士。

  博士秩卑而职尊。于教授弟子外,或出使,或议政,往往是担当国家大事。

  石渠阁议奏,白虎观议奏因五经博士的设置,经学与利禄之途就密切地联系起来。《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谷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至子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太子既通,复私问《谷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睦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谷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谷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谷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狄,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谷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官。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谷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谷梁》。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这可见,一家之学是否兴盛,要看它是否能取得政治力量的支持。武帝在位,公孙弘为丞相,《公羊》之学兴。宣帝在位,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受重用,《谷梁》之学兴。

  宣帝诏《五经》名儒评议《公羊》、《谷梁》同异,连类而及《五经》同异,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要的盛会,是着名的石渠阁议奏。在这次议会中最突出的活动,是宣帝以皇帝的名义,亲自裁定经书的是非同异。这一活动抬高了会议的政治地位,也使皇帝以大家长、大宗师的身份出现,突出了皇帝作为文化最高统治者的形象。这事发生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

  明帝、章帝都是宣扬儒学的。明帝在即位之初,亲临辟雍,“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于建初四年,“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章帝)亲临称制,如石渠故事”。白虎观议奏的规模和经历的时间,都要超过石渠阁议奏。《汉书·艺文志》于“书类”着录:“议奏四十二篇”,注:“宣帝时石渠论”。于“礼类”着录:“议奏三十八篇”,注:“石渠”。于“春秋类”着录:“议奏三十九篇”,注:“石渠论”。这些议奏都久已佚失。白虎观所论,《后汉书·章帝纪》称作“白虎议奏”,《儒林传》称作“通义”,书今存,一般称作《白虎通》。

  经今古文之争由于五经博士设置后,立于学官的,基本上都是今文经,而古文不得立,于是乃有经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是用汉代流行的隶字书写的。古文经是用先秦六国时流行的字体书写的。今古文经,不只是字体书写上的不同,而在文字内容、篇章多寡以及学风等方面也有所不同。

  在今文经学领域里,董仲舒是很有影响的大师。他的大一统思想,适应了当时发展中的政治形势;他的阴阳五行灾异的说法,为汉家的皇权涂上了神秘的灵光;他的春秋公羊学很受重视。但今文经学在前进的路程上显然走上了不健康的道路。一是烦琐说经,一经说到百余万字,少也有数十万字,令人生厌。一是宣扬迷信,如求雨、止雨的法术和以孔子名义捏造谶纬。这二者都是不能保持今文经学已有的地位而滋长其内部陈腐的因素。汉哀帝时,刘歆揭露今文学派的儒生说:“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疲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疾妒,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这指出了今文学派于烦琐说经的同时,甚至疲老不能究一经,抱残守缺、目光短浅,死抱着师法,拒绝进步。这实际上是反映今文学派的衰落,但他们仍坚持学官的地位,不肯向古文经学让步。

  汉景帝时大会白虎观,这正是总结今文经学的良好机会。但今文学派的博士和儒生没有人能把这个任务承担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的反而是古文学者班固,是他写出了《白虎通》,把今文经学系统地作了总结。也还是在章帝时,他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受学官,然皆摧高第和封爵,给事廷署。这对于古文学者,虽还不能立于学官,但承认了其在政治上学术上的合法地位。以上这两件事表明古文经学的势力在相对地增长,而今文经学在相应地削弱。

  东汉出现了不少的经学大师,先有郑兴、郑众、贾逵,后有马融、郑玄。他们都是在古文经学上有成就,而且不为古文经学所限。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官太中大夫。以不善谶,不为朝廷所重。郑众,字仲师,是郑兴的儿子,官大司农。建初八年(公元83年)卒。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官至侍中,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卒,年七十二。

  郑兴、郑众、贾逵,都以通春秋左氏学见称。郑兴为左氏撰条例、章句、训诂。郑众亦为左氏作注。郑兴和郑众又各着《周官解诂》。贾逵,他的父亲贾徽是一个博学的人,曾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学《毛诗》于谢曼卿,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深明《左氏传》,为之解诂五十一篇。复奉命论次《左传》与二传同异,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齐、鲁、韩诗与《毛诗》同异,又作《周官解故》。贾逵的经学,已远较前人为恢廓,能融合古今文而观其大体。今古之争,至此可能已有了新的转变,而经学的旧樊篱已有显着的突破了。《后汉书》本传说:“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又说:“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这可见郑贾之学影响之大。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桓帝时为南郡太守。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卒,年八十八。史称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高徒,后列女乐。”所注书多种,有《易》、《尚书》、《诗》、《三礼》、《诗经》、《孝经》、《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不惟不为古今文所限,且不为《五经》所限。融尝欲训《左氏春秋》,见到了贾逵、郑众注后,乃说:“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他只着了《三传异同说》。《三传异同说》,显然是贯穿古今经学的着作。“既精既博”,则可说是马融学风上的特点。精则不烦琐,博则不墨守,这都是与今文经学流行的学风很不相同的,但又不以此自我标榜。马融的成就,已跨过经今古文之争了。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早年投师,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因涿郡卢植的介绍,师事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在一次与计算有关的活动中,郑玄以善于计算,有较多接触马融的机会,得以质疑问难。玄辞归时,融喟然谓门人说:“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玄在外游学十余年。归家之日,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

  郑玄不乐仕进。对于朝廷和地方权力的征石,他总是避而不就,有时甚至于偷偷地跑掉。但当他偶然处在官宦聚集场合的时候,他还是以他的学识使人们敬服。所注书,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着有《天文七政论》、《鲁礼祫义》、《六艺论》、《毛诗讲》、《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建安六年(公元201年),玄卒于元城,年七十四。

  跟郑玄同时的任城樊人何休,好《公羊春秋》,着《春秋公羊解诂》,十七年不窥门。他认为《公羊》义法必须坚持,《左氏》已病入膏育,《谷梁》已废不能兴,因着《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以申其说。郑玄站在何休的对立面,着《发墨守》《针膏育》、《起废疾》,以驳休说。玄林之争已不是简单的今古经学之争。郑玄所主持者有今文经学,何休所反对者亦有今文经学。实际上,今古文经学之争已近尾声。到了魏晋以后,玄学就取而代之了。何休也见到了郑玄所着之书,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何休颇有自居下风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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