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四卷 中古时代·秦汉时期(下册)·第六节 气象 气象与生产

  
第六节 气象

  气象与生产

  气象与生产关系密切,在秦汉时代已成为政府部门关心的问题,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简中记载:“稼已生而后雨,亦辄言雨少多,所利顷数”①。至汉代明文规定:“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②在除开冬季之外的农业生产季节里,为了上报雨量多少,必定要有计量的器具,但至今还未发现秦汉时代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宋代有“天池测雨”和“竹器验雪”的计算题,其渊源可能是很久的。

   测量气象的仪器

  关于测风的仪器在汉代已有多种记述。一种是“伣”,此字在甲骨文中就有,《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伣之见风,无须臾之间定矣!”这可能是用帛或鸟羽系在竿子上,见风飘动,以示风向的仪器。还有一种叫“綄”,后汉高诱曰:“綄,候风者也,世所谓五雨。”这可能是同“伣”类似的仪器。还有一种是“相风乌”,据《三辅黄图》记载,“汉灵台,在长安西北八里。……郭延生《述征记》曰:长安宫南有灵台,高十五仞,上有浑仪,张衡所制。又有相风铜乌,遇风乃动”,“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这种风向标做成乌鸦形,头小尾大,遇风转动,乌鸦头即指向风来的方向。李约瑟认为,“上下有转枢”这句话暗示风向标跟下层的转动机件相连,可能附着有记录风速的器件,这是风速计的先驱①。此外,《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把风分成八种,指出了它们的季节性。

  另一种气象仪器是测量空气湿度的。在天平的两端分别置土和炭,因木炭的吸湿性大于土,当空气干燥时,木炭里的水分很容易蒸发掉而变得轻,当空气湿度增大时,木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变得重,所以结论是“燥故炭轻,湿故炭重”①,这可算是最早的湿度计了。羽毛也有类似于木炭的性质,故同书《说山训》又说:“悬羽与炭而知燥湿之气。”琴弦的紧张程度也同空气的燥湿有关,这一现象在《淮南子》中也有发现。《本经训》说:“风雨之变,可以音律知之。”为什么呢?因为“天且雨,琴弦缓”②。燥湿程度能影响琴弹出的音调,这一现象也是后代制造毛发湿度计的依据。

   唯心主义者对气象的曲解

  西汉初年,董仲舒倡导的“天人感应论”逐渐流行,这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利用天文气象等自然现象附会于社会政治和人民的命运,阻碍了学术问题的探讨。汉代许多学者如司马迁、桓潭、张衡、王充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们指出自然现象的变化,天下常有,无世不然,有规律可循,决没有神的意志在故意作成。如打雷也有规律:“正月阳动,故正月始雷;五月阳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阳衰,故秋冬雷潜”③,反对“夏秋之雷为天大怒,正月之雷为天小怒”的说法。又如下雨也是有征兆有规律的,“云气发于丘山”,“云散水坠,名为雨矣!夫云则雨,雨则云矣!”“云雾,雨之征也,夏则为露,冬则为霜,温则为雨,寒则为雪,雨露冻凝者,皆由地发,不从天降也。”这些认识既加深了对自然的了解,也为破除迷信,反对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论”提供了武器。

  

  ①《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4页,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②《后汉书·礼仪志》。

  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四卷第742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①《淮南子·天文训》。

  ②《论衡·变动》。

  ③《论衡·雷虚》。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