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四节 六朝墓葬

  
第四节 六朝墓葬

  六朝墓多数发现于长江中下游,福建、广东、广西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省区也有不少发现。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的六朝墓在二千座以上。

  长江下游地区

  南京地区是六朝都城所在地,发现的六朝墓也最多。由于当时流行族葬制度,又迷信相墓术,所以,发现的六朝墓大多三五成群,分布于土山丘陵的半坡上。砖砌墓室,墓向依山势而定。中小型墓主要是平面呈长方形的平顶叠砌砖墓,或平面呈长方形或凸字形的券顶砖墓。大型墓一般有前后室,四隅券进式顶,或前室四隅券进式顶,后室券顶。少数还带有1—3个侧室。有的还砌出棺床、祭台,在封门砖下,砌有通向墓外的瓦管排水沟。六朝前期(吴、晋)墓的随葬品以陶器、釉陶器为主;六朝后期(南朝)墓,随葬青瓷器明显增多①。

  孙吴帝陵迄今未发现。已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孙吴墓是吴左大司马右军师朱然墓②。朱然墓发现于安徽马鞍山,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后室所组成。前室平面近方形,四隅券进式穹窿顶;后室平面长方形,双层拱形券顶。墓葬早年被盗,残存遗物140多件,包括漆器、木器、青瓷器、陶器、铜器和大量的铜钱。漆器数量最多,有十多个品种共60多件,器形多数是汉代常见的耳杯、盘、案、盒、壶、樽、奁等。另有漆槅和漆凭几,系三国时出现的新产品。胎质有木胎、篾胎、皮胎等。装饰工艺有鎏金铜扣、描漆、戗金锥刻、犀牛漆,有的还采用雕刻与彩绘相结合的方法。漆器以人物故事画为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弥补了绘画史上的一段空白。部分漆器的外底部有漆书“蜀郡作牢”字样,表明这批漆器均属蜀郡工官产品,为吴蜀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东晋南渡,陵墓都在建康(南京)。据唐人许嵩《建康实录》记载,东晋十一陵,位于“鸡笼山之阳”的有元、明、成、哀四帝陵,合称西陵;位于“钟山之阳”的有康、简文、孝武、安、恭五帝陵,合称东陵;位于“幕府山之阳”的有穆帝永平陵。另有废帝海西公司马弈废后卒于吴,葬地不详。经考古发掘,结合文献研究,“鸡笼山之阳”即今南京大学北园一带。1972年在南京大学北园发掘的东晋大墓,当即西陵四帝之一①。“钟山之阳”即今南京太平门内富贵山一带。1960年在富贵山南麓发现了恭帝陵的玄宫石碣②,随后在其附近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③。学者对这座大墓是哪一个帝陵存在争议,但一致认为不出东陵后三陵之一④。

  “幕府山之阳”即今南京北郊幕府山南面的北岗山一带。1981年在北崮山南麓(今南京汽轮电机厂内)发掘到一座东晋大墓,当即穆帝永平陵⑤。在其附近,还发掘东晋皇族墓数座⑥。

  东晋陵墓基本上继承西晋的营建方法。陵墓大多开凿在半山腰南麓,依山为陵,不起坟。墓室皆为带甬道的券顶单室砖墓。甬道一般长2~3米,墓室长4~7米,墓室前有很长的排水沟。所不同的是,西晋陵墓道又长又宽,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石门;而东晋陵墓道偏短偏小,甬道内设一道或二道木门。东晋陵的随葬器物大体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瓷器皿,有盘口壶、鸡首壶、洗、碗等:第二类是陶质明器,有案、凭几、托盘、耳杯、圆盘、香熏,尤其是每墓均有4个雕塑龙虎形的帷帐座:第三类是漆器日用品,可辨的器形有盘、盒;第四类是金银饰品和玻璃器皿;第五类是铁镜、石黛板等杂物⑦。由此可以看出,东晋陵的规模和随葬品的数量、质量,都超过三国西晋;与汉唐陵墓作比较,则仍然存在较大差距。这或可说明,东晋偏安江左,在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上都有所发展,但非汉唐可比。

  南朝陵墓在建康及其附近地区。由于南朝帝后陵及皇族(王侯)墓的前面有很长的神道,神道两侧立石兽、石柱、石碑。因此,清代以来不断有学者做过调查,近人朱偰着《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集前人研究之大成。1950年以后,考古工作者又多次进行勘查,共发现南朝陵墓31处,其中有姓名可考的25处。根据勘查,得知刘宋陵墓分布在南京甘家巷和江宁其林铺一带;南齐陵墓在丹阳胡桥、建山一带;南梁帝后陵在丹阳东城村,皇族墓大多在南京尧化门甘家巷一带:陈陵在江宁方山、灵山和南京西善桥附近①。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有姓名可考的计有:南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或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②,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③,东昏侯萧宝卷墓,和帝萧宝融的恭安陵④。南梁桂阳简王萧融墓⑤、桂阳敦王萧象墓⑥、安成康王萧秀墓⑦、建安郡王萧伟墓或昭明太子萧统墓⑧,陈文帝陈蒨的永宁陵⑨、宣帝陈顼的显宁陵⑩。

  南朝陵墓沿袭东晋陵墓的营建方法,聚族而葬,迷信风水,所有的南朝帝后陵和皇族墓都选择在两山之间的山冲高地,后有隆起的山丘作为屏障,前有开阔的平地,陵前神道顺山势直抵平岗。陵墓体制也都是带有甬道的单室砖墓。墓室平面长方形,顶部起券,帝陵长13~15米(包括甬道),甬道内设石门二道,石门额上浮雕仿木结构和桃形灯龛,室内有砖砌棺床和石棺座,棺床前设石祭台。棺床前后有阴井,并有砖砌排水沟通向墓外。墓室和甬道外有的筑有挡土护墙多道。整个墓室用花纹砖和模印砖画拼嵌而成。甬道两壁有的嵌砌狮子、武士砖画,顶部嵌砌太阳、月亮砖画。墓室内壁面嵌砌羽人戏龙、羽人戏虎、车马出行以及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画砖间杂有莲花和缠枝忍冬等甬案。皇族墓与帝陵差不多。墓前仍置石刻,但规模较小。墓室亦流行带甬道的单室砖墓,但比帝陵稍简化。全长7~10米。图道内设石门一道,墓壁多用莲花、忍冬、菱形纹砖拼嵌,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偶有发现。墓室内大多随葬石俑、石马和石帷帐座,有的还出土龟趺墓志。

  南京及其附近,又是东晋南朝世家大族的聚葬地。东汉兴起的豪门士族聚族而葬、按辈份排列的制度,至东晋南朝尤为盛行。南京老虎山颜氏家族墓①、象山王氏家族墓②和宜兴周氏家族墓③,是考古工作较多的三个家族基地。老虎山颜氏墓地已发掘9座,墓皆南向,东西排列,长70米。象山王氏墓地已发掘7座,墓亦南向,分行排列,占地5万平方米。宜昌周氏墓已发掘6座,墓皆东向,北南排列,占地5万7千平方米。根据出土墓志及同一墓地中的死者关系,推知当时的排葬方式大约是:墓南向的墓群,长辈居右(西),晚辈依次自右向左(自西而东)一行顺排,如老虎山颜氏墓;墓东向的墓群,长辈居左(北),晚辈依次自左向右(自北而南)一行排列,如宜兴周氏墓:另一种是长辈居中或居前,晚辈依次葬其两侧或晚辈居后方依辈分排葬,如象山王氏墓地。虽然这三种排葬方式,并不都是十分严格的,个别较晚辈的放在长辈之间也偶有发现。但聚族而葬,按辈排列,他族不得混入,这是不能改变的。

  此外,扬州、苏州、常州、无锡以及浙江的金华、衢县,江西的南昌、瑞昌、修水等地,也发现不少六朝墓。墓制与南京出土的同期墓基本相同。从西晋开始,以青瓷器随葬逐渐占据主要地位。

  长江中游地区

  武汉和长沙是长江中游六朝墓的两个重要地点。

  武汉东边的鄂城是孙权称吴王时的都城,黄初二年(221)改名武昌。黄龙元年(229)迁都建邺(南京),终南朝之世,武昌一直是控制长江中游的军事重镇。因此,这里发现的吴晋南朝墓为数甚多。已发现的纪年墓有吴黄武六年(227)、永安五年(262)、晋泰元四年(379)、隆安三年(399)、宋元嘉廿七年(450)、孝建二年(455)和齐永明三年(485)等①。这批纪年墓,为长江中游地区六朝墓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长江中游的东吴墓大多是砖室墓。大中型墓沿袭东汉墓制,以带短甬道的横前室单后室(前室常附耳室)和横前室双后室两种为主。小型墓大多是长方形单室。随葬品除沿袭东汉时的陶模型器以外,还增添不少器类,如多子福、盘口壶、香熏、俑、畜圈、虎子等,其中青瓷器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常见的随葬品组合是罐、钵、碗、盘、耳杯、案、灯、香熏、唾壶、虎子、俑、仓、灶、牛车、鸡、狗、家畜圈等模型器,以及铜镜、石黛板、铅地券和铜钱。其中尤以带纪年铭文的重列或环列神兽镜、佛像夔凤镜,刻有立佛像的鎏金铜带饰,带尖帽涌和盘发跪俑,穿山甲形俑,人面兽足的镇墓兽,以及刻有“孙将军门楼”的青瓷院落最具时代特征。两晋南朝墓流行单室砖墓,平面长方形,或在前端正中或一侧增设短甬道。一般趋向简约。墓底大多设棺床和排水沟。随葬品中的青瓷器比东吴墓的同类器较多且好。胎灰白色,纹饰简单,多素面,绿釉为主,罐、钵口沿往往饰以褐绿色釉斑②。

  长沙地区的六朝墓,形制与武汉近似。已发现的纪年墓有浏阳姚家园西晋太康八年(287)墓③,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桂花园东晋升平五年(361)墓,烂泥冲东晋宁康三年(375)墓,齐永明十一年(493)墓和识字岭齐永元元年(499)墓①。这些纪年墓,规模较大,随葬器物丰富,反映了六朝时期长沙地区较为安定发达的情景。其中最重要的是永宁二年墓和升平五年墓②。永宁二年墓及其附近的5号、6号墓,共出土各类青瓷、陶俑100多件,其中有高冠执板的骑吏俑,持刀盾的武土俑,各种侍从俑,以及乘马演奏的乐队,双人对坐书写的文吏俑,额上点有“白毫相’的僧人。在升平五年墓中,发现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一方。券上开列潘氏生前服用的衣物50多种,其中有丝织品40多件。这些实物资料,对研究当时长沙地区的社会历史、衣冠制度、生活习俗都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河南邓县学庄村的南朝画像砖墓也是一个重大发现③。这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9.8米。墓室和甬道均用带莲花纹的花纹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画像砖主要表现前列鼓吹的牛车行列场面,它们与墓内出土的50多个仪仗俑相配合,显示墓主生前拥有部曲武装。墓内砖柱上彩绘飞天、化生图像及大量的莲花、忍冬图案,反映出当时佛教已广泛流传。

  福建两广地区

  东晋南渡,北方士族和流民大批涌入福建两广,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发现的六朝墓比汉墓大为增多。皆砖室墓,墓砖上常有纪年文字,除东吴外,两晋南朝的纪年基本上都可以连接起来,为分期断代提供了极大方便。本地区的两晋墓,较多沿袭东汉以来的多室墓制,南朝墓则以单室砖墓为主。墓道在墓室前端的正中或一侧,但东汉多室墓制仍有遗存。例如福建建瓯穆墩发现的梁天监五年墓①,墓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两耳室所组成,后室两侧壁和后壁又砌出25个小龛。广西融安4号墓②由前中后三室组成,三室间的两壁和后室后壁均砌砖柱。广东始兴赤南发现双棺室和三棺室合葬墓③,棺室隔壁上增砌通气的小门或壁窗,等等。

  福建六朝墓的墓室,都用花纹砖砌筑。砖面为绳纹或布纹,向墓室内的侧面大多模印钱纹、人字纹、菱形纹、米字纹、团花、十字纹、蕉叶纹等,也有少数饰以龙凤、飞天、菩萨、卷草纹的。随葬品主要是青瓷器。器形有罐、壶、碗、钵、孟、盘、碟、豆、杯、耳杯、五盅盘、多子槅和博山炉、灯、膲斗、三足盘、唾盂、虎子以及文砚、水注、灶、仓等模型器。这些青瓷器,除了一部分专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外,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实用器④。

  两广六朝墓分布很广,说明人口大量增加。广州晋墓的纪年砖文,常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类吉语铭文⑤,连县西晋墓又有犁田耙田模型山土①,反映了在长期战乱中,广东相对稳定的局面。随葬器物与东汉墓截然不同,尤其是陶器,器形、釉色、胎质、纹饰都不一样。东汉墓常见的鼎、盒、壶、瓶、案等饮食器和屋、仓、井等模型器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四耳罐、碗、盆、碟、鸡首壶、虎子、三足砚等青瓷器。南朝盛行长方形的中小型砖室墓,随葬品与晋墓类同,但器类较少,造型趋向单调。

  川滇地区

  四川蜀汉两晋南朝墓分砖室墓和崖洞墓两大类。砖室墓主要流行于成都平原,崖洞墓遍布四川山地和云贵北部山区。过去对蜀汉墓了解很少,近年发掘忠县涂井崖墓,崇庆五道梁砖墓和双流黄佛崖墓,才得到确认②。蜀汉砖墓大多作长方形单室券顶,随葬蜀汉政权铸造的五铢、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铢是其特点③。崖墓分单室、双室、多室(双后室)三种,形制与东汉崖墓相同,但墓室较低,墓门略呈方形。出土陶模型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青瓷器渐多,其基本组合为带系罐、盘口壶、碗,另有唾壶、水盂、坛、碟等,随葬汉五铢、王莽钱和蜀汉钱,也是特点之一。两晋之际,寳人李特、李雄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304—347)。随后,四川经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社会动荡,墓葬分布范围大大缩小,主要发现于四川盆地西北一带。砖墓和崖墓规模都趋向简陋窄小,均为单室,葬具仅有木棺或无葬具,随葬陶瓷器。器形以带系罐、盘口壶、唾盂、鸡首壶、虎子等为主,制作粗糙①。

  云南地区的六朝墓大多发现于滇东、滇东北,尤以昭通、鲁甸、曲靖、陆良、昆明、呈贡、晋宁为最多,不下数百座,俗称“梁谁”②“梁堆”采取聚族而葬的葬式,三五成群,分布在小丘陵或平原上,高山上未见。有坟丘,坟丘下墓室,多数是长方形单室砖墓,券顶。少数有前后室,前面有短墓道。也有砖石混合砌筑。晚期多作方形单室砖墓,两侧壁外弧,四面起券,形似覆斗。墓壁石砌,墓底、墓道用花砖铺砌。墓室顶部盖石上浮雕莲花形图案或日月三足乌,有的四角还雕出龙形。梁堆多数被盗。遗存下来的随葬器物很少。主要有铜制的容器、饮食器、摇钱树、铜铁兵器、陶模型器、金银饰物和汉五铢、王莽钱、蜀汉五铢,与内地同期墓的随葬品基本相同,属于汉文化体系。

  据学者研究,“梁堆”是汉族遗民及其后裔的墓葬,除了极个别的可能是内地来云南任职的官吏以外,绝大多数应是史书上所说的“南中大姓”。1963年在昭通后海子发掘的霍承嗣墓是个典型墓例③。此墓系砖石混合结构的单室墓,前有墓道。墓室方形,每边长3米,高2.2米,墓道长3.4米,地面坟丘高5.2米。早年被盗,仅存壁画。四壁壁画均分上下两列。画面以墓主坐像,汉彝部曲、仪仗、侍从以及流云、莲瓣、四神、怪兽为主要内容。墓主人坐像绘于后壁下列正中,左右为仪仗和侍从。在主像右上方有墨书题记八行,残存八十六字。据题记,墓主霍□,字承嗣,南郡枝江人,曾任“守南夷校尉交宁二州刺史”,死时是“荆州南郡枝江牧”。先葬蜀郡,东晋太元年间改葬于此。霍氏自霍峻仕蜀汉,其子弋,弋子在,弋孙彪等,俱在宁州任职,成为极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

  

  ①蒋赞初:《关于长江下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3期。

  ①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文物》1973年4期;李蔚然:《论南京地区六朝墓葬的葬地选择和排葬方法》,《考古》1983年4期。

  ②李蔚然:《南京官贵山发现晋恭帝玄宫石碣》;《考古》1961年5期。

  ③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考古》1966年4期。

  ④同①李蔚然文。蒋赞初:《南京东晋帝陵考》,《东南文化》,1992年3、4合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北郊东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

  ⑥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幕府山东晋墓》,《文物》1990年8期。

  ⑦罗宗真:《六朝陵墓埋葬制度综述》,《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 物出版社,1980年。

  ①罗宗真:《六朝陵墓及其石刻》,《南京博物院集刊》第一集,1979年。

  ②同①。

  ③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胡桥南朝大墓及砖刻壁画》,《文物》1974年2期。

  ④南京博物院:《江苏丹阳县胡桥、建山两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2期。邵玉健:《丹阳两座南朝失名陵墓墓主考》,《东南文化》1980年2期。

  ⑤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梁洼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文物》1981年12期。

  ⑥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阳王肖象墓》,《文物》1990年8期。

  ⑦南京博物院等:《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六朝墓群》,《考古》1976年5期。

  ⑧南京博物院:《南京尧化门南朝梁募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12期。

  ⑨同①。

  ⑩罗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考古》1963年6期。

  ①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老虎山晋墓》,《考古》1959年6期。

  ②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6期;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象山东晋王丹虎墓和2、4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65年10期;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11期。

  ③罗宗真:《江苏宜兴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4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宜兴晋墓的第二次发掘》,《考古》1977年2期。

  ①武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任家湾六朝初期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2期;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4期;程欣人:《武汉出土的两块东吴铅券释文》,《考古》1965年10期:鄂城县博物馆:《鄂城东吴孙将军墓》,《考古》1978年3期;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地区四座南朝纪年墓》,《考古》1965年4期。

  ②蒋赞初:《长江中游六朝墓葬的分期和断代》,《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高至喜:《浏阳姚家园清理晋墓两座》,《文物》1960年4期。

  ①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3期。

  ②同①。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券考释》,《考古通讯》1956年2期。

  ③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邓县彩色画像砖墓》,文物出版社,1958年。

  ①许清泉:《福建建瓯穆墩梁墓》,《考古》1959年1期。

  ②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融安安宁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7期。

  ③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始兴晋——唐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二),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福建省博物馆:《建国以来福建考古工作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 年》25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

  ⑤麦英豪:《广州市西郊发现古墓六座》,《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期;又《广州市文物志》120页,岭南美术出版社,1990年。

  ①徐恒彬:《简谈广东连县出土西晋犁田耙田模型》,《文物》1976年3期。

  ②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文物考古十年(1979~1981)》,《文物考古工作十年》257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崇庆县五道渠蜀汉墓》,《文物》1984年8期。

  ①罗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

  ②孙太初:《云南“梁堆”墓之研究》,《云南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纪念文集》,云南省博物馆编,1981年。

  ③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昭通后海子东晋壁画墓清理简报》,《文物》1963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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