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第五节 高句丽城址和墓葬

  高句丽是我国东北地区古貊族的一支。公元前37年建国号,都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县境):公元前3年,迁都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公元427年,迁都于朝鲜半岛的平壤,国内城为陪都。在高句丽建都纥升骨城和国内城的400多年期间,遗留在我国境内的高句丽城址和墓葬为数甚多。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人曾多次来集安调查发掘。五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除了复查和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的高句丽墓葬以外,还对分布于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高句丽遗迹进行过多次的普查和重点发掘。重要的工作有:1956~1959年,对辽河以东的高句丽山城进行全面普查,遍及铁岭、抚顺、辽阳、海城、凤城、桓仁等县境,发现高句丽山城80多处①。另在桓仁县高力墓子村发现高句丽墓75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44座①:在抚顺前屯、洼浑木村两处发掘19座②。

  1962~1966年,对集安高句丽遗迹进行全面普查,勘查国都国内城遗址、王都丸都山城遗址,以及两都城外围的山城及其他遗址。对现存于集安县境内的高句丽墓葬进行分区测绘、编号记录③。在普查期间及以后,共清理发掘高句丽墓葬300座左右④,其中包括重新发掘被日人发掘过的五盔坟5号墓、洞沟12号墓和洞沟三室墓⑤。对着名的好太王碑做了精心修葺保护,重新释读研究⑥。

  此外,1976~1983年曾三次调查位于辽宁新宾县富尔江西岸的黑沟山城⑦。1982年调查吉林柳河县大通沟罗通山城⑧。

  都城址和山城址

  都城国内城位于鸭绿江中游右岸,通沟河口东侧,今集安县城周围的石筑墙垣即是。石垣砌筑规整,至今犹存。石垣平面略呈方形。1980年勘测,周长2686米。南墙东段保存较好,残高3~4米,现存残垣厚约7~10米。四面墙垣均筑马面,数量不等。从残存痕迹看,北墙有马面八个,其他三墙各两个。马面大小略有差别,一般长8~10米、宽6~8米。墙垣的西北角、西南角、东南角呈直角,上建角楼;东北角呈弧形,增建两个马面。墙垣四面共有六个城门,东西面各两门,南北面各一门,两相对应。城门间有通衢,构成东西二横道、南北一直道。今集安城内的团结路、胜利路和东盛路,大约就是当时国内城城年三条通衢的所在。曲于国内城几乎全部叠压在今集安县城底下,历经沧桑,除了有少量遗物被扰动出上外,昔日的城内建筑已经无法查考①。

  丸都山城是国内城的守备城。城构筑在国内城西北2.5公里的高山上。东西北三面城垣垒筑在形如半圆的峰脊上:南面坡地,城垣低平,使整个山城形如簸箕状。城垣充分利用自然天堑,因山峰的自然形势垒砌石垣,或利用陡峭的石壁为城垣。石材平整,一般长20~50厘米、宽29~40厘米、厚10~27厘米。城垣走向不平直,整体平面呈椭圆形,方圆近七公里,总长6951米。城垣上设女墙。女墙内壁基部有柱洞。全城共设五城门,东墙北墙各二门,南墙一瓮门,西墙无门。城年至今犹存建筑遗址三处,蓄水池遗址一处,墓葬三十七座②。

  在通往两都城的要道上以及在广袤的高句丽国境内,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城堡、关隘和哨卡,俗称山城。集安境内的山城很多,经勘查的有老岭南道上的霸王山城、望坡岭关隘;老岭北道上的关马墙山城和大川哨卡①。

  分布于各地的高句丽山城,大都构筑在山巅上或地形险要处。就地取材,大小不一,无有定制。大型山城周长约2公里,主要分布在辽河东岸山区与平原交接地带。一般由土筑、石筑或土石合筑三种方法构成,有城门、马面和了望台等设备,有的还有水门和环城马道。山城内大多有建筑基址。中型山城周长1~2公里,大多属于高句丽早期建筑,主要分布于辽河东岸较大的支流之间,一般由土筑或石筑两种方法建成,也有城门。小型山城周长200~1000米,城壁土石混筑,大多位于交通要道上,一般不独立存在,但对扞卫大中型山城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所说的“当道小城”,或即指这种小型山城。

  墓葬

  大多发现于吉林省集安县。辽宁省桓仁、抚顺、宽甸等地也发现不少,情况与集安基本相同。

  集安高句丽墓葬集中分布在老岭山的岭前和岭后。分布岭前23处,12206座:分布岭后的9处,152座。两地合计12358座。其中以岭前洞沟地段(今集安县城附近)最为密集。在这地段内细分为下解放、禹山下、山城下、万宝汀、七星山和麻线沟等六个墓区,共11300座①。这32处墓群,大多分布在山麓上,排列有序,规模悬殊。石坟多分布在靠山麓处,土坟多在河谷阶地和平川地带。在保存较好的地区,尚能看出埋葬先后的序列。如七星山南坡的墓葬,从山腹开始往下成行排列。有的行列由小墓开始逐渐到大墓;有的则由大墓逐渐到小墓;有的开始由小墓逐渐到大墓,再由大墓逐渐到小墓。土坟则埋葬在排列有序的石坟行间空隙处。这种现象表明,集安洞沟墓群是当时生活在集安一带的高句丽族;不同的家族各有自己的墓地,并且按不同辈次有规律的埋葬,反映了高句丽各阶层身份的不同和葬俗的变化。在包括日本人发掘在内的300多座高句丽墓中,重要的大中型墓有长川1号墓、2号墓②,下解放区的31号墓和冉牟墓、环纹墓,禹山下区的41号墓、68号墓、1080号墓和太王陵、将军坟、角觗墓、舞俑墓、洞沟12号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山城下区的332号墓、983号墓、1411号墓和龟甲壁画墓、折天井墓、兄墓、弟墓,万宝汀区的78号墓、242号墓、1368号墓,七星山的96号墓,麻线沟的1号墓和千秋墓、西大墓①,等等。

  高句丽墓的墓室(放置尸体处)构筑在地表上(晚期有的在半地下)或高出地表的石墓基上,这是与中原汉式土葬墓最大的不同处。墓葬结构比较复杂。外部结构可分积石和封土两大类。所谓积石墓,即“积石为封”的墓葬,又简称为封石墓或石坟。封土墓即以土为封的墓葬,其中包括少数封土内混以石块和在封土底部四周用石块砌以方坛或方坛阶梯的墓葬,简称土坟。内部结构又可分为石圹和石室两种。所谓“石圹”,是指用石块或河卵石在地面上堆积方形墓基,再在上面构筑长方形框的石圹(椁室)。埋葬后封以碎石,不再加顶盖,整体如方丘状。一般没有墓门,也没有墓道。“石室”流行于封土墓时期,系用石材在地面上或半地下筑造墓室(石室),四壁上部抹角叠涩,顶加盖石,有墓门,也有墓道。但大型积石墓的石室仍构筑在顶部中央。根据已发表的资料研究,高句丽积石墓可划分为无坛石圹墓、方坛石圹墓、方坛阶梯石圹墓以及方坛石室墓、方坛阶梯石室墓等五型。封土墓都是石室墓,配合外部结构,可分为无坛封土石室墓、方坛封土石室墓和方坛阶梯封土石室墓等三型②。

  这些形式多样的高句丽墓制,既有年代早晚的不同,又是墓主身份不同的标志。一般地说,积石墓出现较早,无坛石扩墓为一般平民墓,数量最多,始见于高句丽建国以前,下限至五世纪初。方坛石扩墓和方坛阶梯石坟墓分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阶层的墓葬,流行时间大致相同,上限不晚于东汉初年,下限约在四世纪上半叶。随后出现的方坛石室墓和方坛阶梯石室墓,墓主身份与方坛石扩墓、方坛阶梯石扩墓同。着名的太王陵、将军坟、千秋墓以及禹山下41号墓、七星山96号墓、万宝汀242号墓和桓仁21号墓,都属于方坛阶梯石室墓,大约都是高句丽王室或高级贵族的陵寝,这种形式的墓制,大约流行千公元三世纪末至五世纪末。其中保存最好的是将军坟。将军坟整体呈阶梯式金字塔形,每边长35.6米,高12.4米。用精琢的巨形花岗岩石条砌筑,共七级,每面有顶护石3块倚护。墓室位于第五级中部,长宽各5米,高5.5米,顶部以整块巨石覆盖。气势雄伟壮观,是高句丽陵墓建筑的代表作。

  封土石室墓出现最晚,大约开始于四世纪末叶,以后逐渐取代积石墓,成为高句丽中晚期墓制的主流。

  壁画墓绝大多数见于封土石室墓。至今已发现壁画墓20座,有角觗墓,舞踊墓,环纹墓,冉牟墓,洞沟12号墓,散莲花墓,龟甲墓,美人墓,三室墓,四神墓,五盔坟5号墓,五盔坟4号墓,麻线沟1号墓,山城下332号墓、983号墓,万宝汀1368号墓,了解放31号墓,长川1号墓、2号墓和禹山下41号墓。其中除禹山下41号墓是方坛阶梯石室墓以外,全部是封土石室墓。早期壁画墓内容简朴,大多绘于白垩壁面上,以表现墓主生前宴饮、歌舞场面为主,墓顶衬以日月星辰图案,设色单调。属于早期壁画墓的有万宝汀1368号墓、角觗墓、舞踊墓。年代约在公元三世纪中叶到四世纪中叶。中期壁画墓大多出现于多室墓,作画方法与早期相同,壁画内容仍以墓主生活起居为主要题材,但佛教题材明显增多,并开始出现四神图像。壁画内容丰富,线条流畅,是高句丽壁画艺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典型的墓例有洞沟12号墓、麻线沟1号墓、三室墓、禹山下41号墓和长川1号墓、2号墓。年代约在公元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中叶。晚期壁画多出现于单室墓中,壁画直接绘于平整的石面上,以四神为主要内容,衬以怪兽、仙人、莲花网状图案。设色浓艳,装饰富丽,壁画内容和艺术手法,都明显看出受汉文化的影响。典型墓例有四神墓、五盔坟4号墓、5号墓。年代约在五世纪中叶到六世纪中叶。

  由于高句丽墓构筑在地面上或高于地面上,历史上曾遭到严重破坏,尸骨、葬具遗存极少,除彩绘壁画保存较好以外,遗留下来的随葬器物也不多。根据发掘时的迹象和残存不多的葬具人骨分析,高句丽前期(积石墓前三式)实行火葬,似皆单入葬,随葬品不多,一般有陶壶、罐、铜制或铁制的马具和武器,连同尸体一起火化。后期(封土墓)采用土葬,设棺床,有木棺,单人葬,二人、三人合葬都有,皆仰身直肢葬式。随葬器物较前期丰富,种类与中原魏晋墓略同,一般都有陶制的明器和铜铁制的工具和武器,个别的还有金属饰品。常见的器形有壶、罐、钵、盆、耳杯、灶等陶明器,鞍桥、马镫、马衔、泡饰等马具和斧、锛、削、矛、长刀、镞、铠甲等工具和武器①。

  

  ①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1985)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1期。

  ①陈大为:《桓仁县考古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1期。

  ②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

  ③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④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1976年集安洞沟高句丽墓清理》,《考古》1984年1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4期;又《集安县上、下活龙材高句丽古墓清理简报》,《文物》1984年1期;又《集安县老虎哨古墓》,《文物》1984年1期。曹正榕、朱涵康:《吉林辑安榆林河流域高句丽古墓调查》,《考古》1962年11期。

  ⑤吉林省博物馆:《吉林辑安五盔坟四号和五号墓清理略记》;王承礼、韩淑华:《吉林辑安通沟第十二号高句丽壁画墓》,均见《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管理所等:《吉林集安洞沟三室慕清理记》;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室墓壁画着录补正》,均见《考古与文物》1981年3期。

  ⑥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⑦抚顺市博物馆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

  ⑧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高句丽罗通山城调查简报》,《文物》1985年2期。

  ①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高句丽国内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4年 1期。

  ②李殿福:《高句丽丸都山城》,《文物》1982年6期。

  ①方起东:《吉林辑安霸王朝山城》,《考古》1962年1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等:《吉林辑安高句丽南道和北道上的关隘和城堡》,《考古》1964年 2期。李殿福:《集安山城子山城考略》,《求是学刊》1982年1期。

  ②陈大为:《辽宁高句丽山城初探》,《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 出版社,1988年;又《辽宁境内高句丽遗迹》,《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1期。

  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

  ②吉林省文物工作队等:《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东北考古与历史》创刊号, 文物出版社,1982年。陈湘伟:《吉林集安长川二号封土墓发掘纪要》,《考 古与文物》1983年1期。

  ①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的两座高句丽墓》,《考古》1977年2期。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县两座高句丽积石墓的清理》,《考古》1979年1期。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1号壁画墓》,《考古》1964年10期。李殿福:《集安洞沟三座壁画墓》,《考古》1983年4期。吉林集安县文管所:《集安万宝汀墓区242号古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军6期。方起东、林至德:《集安洞沟两座树立石碑的高句丽古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集安五盔坟四号墓》,《考古学报》1984年1期。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池内宏、梅原末治:《通沟》,日满文化协会,1940年。

  ②研究高句丽墓葬类型的文章很多,这里主要参考下列文章:李殿福:《集安高句丽墓研究》,《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方起东:《高句丽石墓的演进》,《博物馆研究》1985年2期;魏存诚:《高句丽积石墓的类型和演变》,《考古学报》1987年3期。

  ①吉林省考古研究室等:《集安高句丽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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