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第四节 曹魏政局的发展

  “唯才是举”,整饬吏治

  吴、蜀夷陵之战和魂、蜀、吴的相继称帝,为三国时期的历史划分出两个不同的阶段。三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三个领导集团为了打下自己的基业而进行了各种活动。第二阶段,则是各自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活动。在第二阶段中,各国内部的矛盾比较复杂,有不同于第一阶段的特殊情况。

  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他破格用人、整饬吏治的政策,创造了魏国的活泼有生气的政治局面。后来,曹丕继他执政并作了皇帝,魏国的政治局面就有了变化。

  曹操主张只有整饬吏治,才能打击那些目无法纪的人,使百姓安心,社会秩序得到保证。他在指责袁绍在冀州时吏治的败坏时说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速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取得冀州后,曹操特别强调“重豪强兼并之法”下令“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曹操对于地方官中注意整饬吏治、打击豪强者多加以鼓励和支持。加王修任魏郡太守,“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三国志·魏志·王修传》)。王修曾前随孔融,后随袁绍,都有好的声名。杨沛为长社长,曹洪宾客在县界,征调不肯如法,沛杀之,曹操“以为能”(《三国志·翻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司马芝为管长。豪族刘节为郡主薄,宾客千余家多不奉法,包庇宾客不服兵役,司马芝即以刘节为兵。满宠为许令,曹洪的宾客犯法,满宠依法治罪。曹洪向曹操求情。满宠知道后,未等曹操说话,就把曹洪的宾客杀掉了。曹操听到后,高兴地说:“当事不当尔邪?”(《三国志·魏志·满宠传》)曹操用人,注重真才实学。他甚至不问品行如何,只要有才能,都任用。有名的举才三令,鲜明他说出了他的这种主张。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二十二年令:“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汗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着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三令的内容差不多,中心思想只有一句话:“唯才是举”。在用人的具体行动上,曹操曾“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秦汉以来,地主阶级上层有世家、豪族、高资等不同成分。他们虽属于一个阶级,但属于不同等级。在同一等级中,又有各种区别。他们的社会身份又各不相同。东汉中叶以后,有机会登入仕途者,更多为世家子弟。曹操唯才是举,打破了这种压抑人才的仕途积习。他既任用世家子弟,也选拔豪族俊秀。如李典,山阳巨野人,他的从父李乾有宾客数千家在乘氏。初平中,李乾以众随曹操征战。李乾死后,李典代领其众。官渡之战时,李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臧霸,泰山华人,先随吕布,后归曹操,曹操使他领青、徐两州。又如许褚,谯国谯县人。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坚壁以御寇。后归曹操,为操的宿卫,很见亲信,官至武卫中郎将。李典等,都显然是豪族中人物,曹操任用他们,得到他们的效力。

  曹操的主要助手,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也主要是来自世家的名士。曹操所用的士人中,最器重的一位是荀彧,是颍川人,父祖都是“知名当世”的人物。叔父位至司空。他们可能是颍川世家的第一流门第。荀彧又向曹操推举了许多人,《三国志·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称荀彧“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严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论人,久而益信,吾没世不忘。”这些人物成了建安年间曹操集团的骨干,在曹操左右居于重要地位。

  曹操所用的地方官,也多是名士。《魏书》载:“自刘备叛后,东南多变。太祖以陈群为酂令,(何)夔为城父令,诸县皆用名士以镇抚之,其后吏民稍定。”(《三国志·魏志·何夔传》注引)

  荀彧所推举的,多是中原汝颍地区的人,系荀彧的家乡人士。曹操取得冀州后,网罗了一些冀州的人才,取得荆州后,又网罗了一些荆州人才。曹操到荆州时,王粲向他祝酒,说:“袁绍起河北,仗大众,志兼天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刘表雍容荆楚,坐观时变,自以为西伯可规。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表不知所任,故国危而无辅。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此三王之举也。”(《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农业经济的恢复

  曹操重视农业经济的恢复,采取各种措施安定流民,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赋税负担,促进了社会安定的局面。

  建安元年在许下屯田,是曹操采取的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许下屯田以后,曹操和他的子孙们,又继续在各地屯田,其见诸记载的就有:颍川、魏郡、邺、汲郡、河内、河东、沛、洛阳、长安、汉中、皖、睢阳、芍陂、淮南北、襄城等地。屯田,特别是建安初年的屯田,为曹操解决了军粮问题,对他在军事上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在建立屯田系统的同时,曹操也重视郡县地方官的选用。一大批郡县守令在恢复农业方面作出了成绩,他们尽心农事,轻刑宽政,招抚流亡农民。凉茂为泰山太守,“旬月之间,襁负而至者千余家”(《三国志·魏志·凉茂传》)。锺繇为司隶校尉,治洛阳。董卓乱后,洛阳人民散亡殆尽。繇“徒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三国志·魏志·锺繇传》)。刘馥为扬州刺史,单骑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数年中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三国志·魂志·刘馥传》)。郑浑为下蔡长、邵陵令。时天下未定,人民流动,不治产业,生子无以相活,大都弃而不养。浑在官,劝课农桑,又开稻田,对弃子不养的,严加治罪。民初畏罪,后来富裕了,生下儿女也都养育了。人民感念郑浑,所育子女,多用郑作名字。后郑迁左冯诩,吏民数千余家相随。曹操征汉中,以浑为京兆尹,勤稼穑、明禁令,民安于农。曹操征张鲁,以苏则为金城太守。时值丧乱之后,吏民流散饥穷,户口损耗。苏则抚循有方,旬月之间,流民皆归,得数千家。又亲自教民耕种,其岁大丰收,归附者日多。(《三国志·魏志·苏则传》)。曹操破袁绍后,以杜畿为河东太守。时天下郡县皆残破,河东最先定,耗减较少。杜畿为政,崇宽惠,百姓勤农,家家丰实。曹操征关中韩遂、马超,军粮皆仰仗河东。战后,粮食尚余有二十余万斛。杜畿在河东十六年,治绩为天下最(《三国志·魏志·杜畿传》)。各地郡守和屯田官都注意水利,兴修水池、陂堨和灌溉水渠。刘馥为扬州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三国志·魏志·刘馥传》)。贾逵为豫州刺史,“遏鄢、汝,造新陂,又断山溜长溪水,造小戈阳陂,又通运渠二百余里,所谓贾侯渠”

  (《三国志·魏志·贾逵传》)。

  曹操和他所用的地方官减轻农民负担,招诱流民屯田就农,兴修水利,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曹魏初期的单位亩产量,超过了前朝。

  九品中正制和封国制

  曹操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精神,到曹丕在位时就有了变化。杨沛在曹操和曹丕两代的不同际遇,很说明这种变化。杨沛,冯翊万年人。初平年间,作公府令史,以牒除为新郑长。他历任曹操时期长社令,九江、东平、乐安太守,邺令,护羌都尉,京兆尹等职,一再为曹操所称赞。他任长社长时,曹洪的宾客征调不肯如法,杨沛先打断他的脚,然后杀掉。曹操以为能。在九江、东平、乐安任内,也并有政绩。沛因坐与督军争斗而髠刑五岁。输作未竟,曹操听到邺下颇不奉科禁,想起杨沛的严能,遂从徒中起沛为邺令。曹洪、刘勋等听得消息,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收敛。这样一位严能之吏,到曹丕时却是“冗散里巷”,“家无余资”,“妻子冻馁”(《三国志·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杨沛传》)。杨沛前后不同的际遇,说明曹氏父子用人标准的不同。像杨沛这样以严能起家的人,就不免走到末路了。

  作为这一变化的标志的,是九品官人法的制定。制定的时间是曹丕已即王位还未受禅称帝的延康元年,制定的人是陈群。《三国志·魏志·陈群传》载:“文帝(曹丕)在东宫,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关于九品官人法出现的背景和具体办法,《通典·选举典》有如下的论述:“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由此可以看出,九品官人法的出现,就是为衣冠士族服务的。州郡县的中正,都是在朝廷任职的本地人来承担,而这些任职的人自然是以本地的士族名士为主。担任中正职务的另一条件是德充才盛。德的问题一提出,无德无行,不仁不孝,受金盗嫂的人就很难品评出来了。所以九品官人法一出,就等于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三令的精神的否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九品官人法出来后,中正一职就为各地在京作官的世家名士所把持,而九品所品评的人物,其高品都为世家高门所独占。当然,这里也有个演变过程,如西晋的卫瓘所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遗风。”(《晋书·卫瓘传》)但不久,问题就显露出来了。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夏侯玄和司马懿论中正制之失时,已经指出“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后来,到了西晋时代,在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品评人物制度下,如刘毅所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晋书·刘毅传》)。九品官人法和中正制,实质上是汉末月旦评的延续,只是月旦评是社会舆论,九品官人法是官家评定。主持月旦评的人和中正官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名士人物,两者是一样的。

  陈群在曹操时代,只作到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椽。他的态度是:“在朝无适无莫(凡事无可无不可),雅仗名义,不以非道假人。”(《三国志·魏志·陈群传》)但曹丕一上台,他就活跃起来了。另外,司马懿,在曹操时也无地位,曹丕时也重要起来。陈群、司马懿和魏宗室曹真的地位一样高,成为在曹丕死时受遗诏辅政的人物。世家高门在当时是不可抗拒的社会势力,陈群、司马懿是世家高门的代表人物。曹丕借助他们以巩固曹家政权,他们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度以发展世家大族的势力。

  曹魏也有封国制,但名号是虚封,皆不食租。自曹丕称帝以后,朝廷对宗室颇多猜忌,同姓王公甚难自处。他们名义上是王公,实际上毫无权力,甚至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形同囚犯。法令规定:诸侯王皆须就国,不得停留京师;诸侯王不得辅政;诸侯王不得互相交往,也不得与别人交往。陈寿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中这样评述魏之王公:“魏氏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另一位史家也评论:“魏兴,承大乱之后,民人损减,不可则以古始。于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使有老兵百余人,以卫其国。虽有王侯之号,而乃济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以察之。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同上传,注引《袁子》曰)袁子,指袁涣子袁准,着有《袁子正论》。

  魏王公的具体情况,可以陈思王曹植为例。“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

  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所谓“前过”,就是曹操爱植才,欲立为王太子。曹丕即位后,怀恨在心,故对植特为苛薄严峻。曹丕有一次发世家子弟为兵,诸侯国世家子弟也在发中。曹植上疏恳求停发他的世家子弟。他所陈述的情况,反映了曹魏诸侯王封国的可怜相。他说:“臣初受封,策书曰:植受兹青社,封于东土,以屏翰皇家,为魏藩辅。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顺,或不逾矩。虎贲官骑及亲士凡二百人。……而名为魏东藩,使屏藩王室,臣窃自羞矣。……臣士息前后三送,兼人已竭。惟尚有小儿,七八岁已上,十六七已还,三十余人。令部曲皆年耆,卧在床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视,气息裁属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风靡,疣盲聋瞆者,二十三人。”就曹植的情况说,里面有曹丕对曹植怨恨的因素在内。但曹魏封国的整个情况和曹植的情况是不会有什么质的区别。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和王公封国的实际待遇,反映了曹丕统治下的政局之狭隘、猜忌的情调,已失去了曹操时期的相当开朗的色彩。

  司马氏夺权

  在曹丕所重视的世家名门中,他重用了一个日后跟曹家夺权的司马懿。

  司马懿在曹操时并没有受到重用,终曹操之世,他位不过军司马。曹丕为魏国王太子时,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大为曹丕所亲任,与陈群、吴质、朱铄号称“四友”。曹丕称帝,司马懿的地位渐渐重要起来,由尚书、督军、御史中丞起官至抚军将军,加给事中录尚书事。黄初五年,曹丕以尚书令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尚书仆射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当时,军权主要仍在曹氏手中。论地位,曹真、曹休、陈群也略在司马懿之上。太和二年(228),曹休死。五年,曹真死。青龙四年(236),陈群死。司马懿的地位逐渐突出。这以后的对蜀战事,多由司马懿主持。景初二年 (238),司马懿讨平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更提高了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地位。

  明帝死前,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太尉司马懿并授诏辅少主。少主齐王曹芳即位时,年仅八岁,加曹爽侍中。按照当时的官制,大将军位在太尉之上。曹爽的谋士为他划策,由他出面,奏请皇帝转司马懿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年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也”(《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太傅是个闲散高官。推司马懿为太傅,表面上是提高了司马懿的官位,使在自己之上,实际上是夺了司马懿的权。

  景初三年(239)到齐王芳正始末(249)十年间,曹爽掌握军政大权。他以弟羲为中领军,弟训为武卫将军,以何宴为吏部尚书典选举,以邓飏、丁谧为尚书,毕规为司隶校尉,把宫廷卫宿、京师守卫、官吏选举等权,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中。从景初三年春明帝死到正始八年,司马懿装病家居,这几年里,司马懿虽然官居太傅闲散职位,但仍利用其政治威望,抓权不放。正始二年(241)吴出兵攻淮南、六安、樊、祖中。吴将朱然、孙伦五万人围樊城,诸葛瑾、步骘攻柤中。司马懿亲督诸军南征。吴兵退,追至三州口,大胜而还。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水入汴,灌溉东南诸陂,开始在淮南北屯田。淮南北的屯田,是邓艾的建议。司马懿大力支持,使其得以施行。淮南北屯田和开广漕渠,便利了魏在东南的用兵。“每东南有事,大军兴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三国志·魏志·邓艾传》)。四年,吴诸葛恪欲园寿春(今安徽寿县),司马懿将兵入舒(今安徽舒城)防御。

  曹爽与司马懿之间的矛盾,也是逐渐发展的。明帝死时,宫廷中曾出现一次小的纠纷。明帝原拟以后事属燕王曹宇,以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同辅助齐王芳。中书令刘放、中书监孙资,居中掌权日久,曹献、曹肇心内不平。刘放、孙资害怕燕王曹宇等掌权后对自己不利,乘间向明帝诉说燕王不堪大任,并向明帝推荐曹爽和司马懿。结果,燕王宇免职,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与司马懿共同辅左齐王芳。在这一宫廷纠纷中,曹爽与司马懿是站在一边的。最初,曹爽以司马懿“年德并高,恒父事之,不敢专行”(《三国志·魏志·曹真传附子爽传》)。何晏、邓柤等用事后,曹爽、司马懿间嫌隙渐生,曹爽作事,常常不再考虑司马懿的意见和劝告。

  正始八年五月,司马懿衡量了一下形势,认为还没到与曹爽较量的时机,遂以退为进,称疾家居,不与政事。

  九年冬,曹爽一党的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去向司马懿辞行。司马懿装出病危的样子来接见他。他回去后告曹爽说:“司马公已是尸居余气,形神已离,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又说:“太傅病不可复,令人怆然!”

  曹爽信了李胜的话,对司马懿放松了防备。司马懿却阴养死士,俟机发动政变。

  正始十年(249)正月甲午,齐王芳谒高平陵。高平陵是明帝的陵墓,在洛阳南九十里。曹爽和他的弟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等皆陪同前往。司马懿霍然而起,奏请皇太后,废爽兄弟。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为中护军,率兵屯司马门。司马懿自率兵列阵阙下。假司徒高柔节行大将军,入据曹爽营。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接管曹羲营。司马懿对高柔说:“君为周勃矣!”(《晋书·宣帝纪》)原来阴养的死士三千人,至是也一朝而集,成为政变的骨干。

  司马懿亲自率领太尉蒋济等,勒兵屯洛水浮桥,上奏曹爽兄弟罪状。

  曹爽得到司马懿的上奏,惶恐犹豫,不知所措。爽党司农桓范,原留在城内,听得司马懿发动政变,诳开城门投奔曹爽。他向曹爽建议,挟天子去许昌,招天下兵讨司马懿。曹爽犹豫不决,派侍中许允,尚书陈泰去司马懿处探风声,司马懿假意对他们说,曹爽是有过的,但不过免官而已。曹爽信以为真。桓范等援引古今,谏说百端,自夜达旦。曹爽不能听,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还第,不失为富家翁。”(《晋书·宣帝纪》)

  曹爽将司马懿的奏疏送给齐王芳,请齐王芳免去自己的官,然后随齐王芳进城,被幽居在家中。几天以后,有人告发,黄门张当曾私以所选才人送曹爽、何晏等。张当供说,曹爽、何晏、邓柤、丁谧等阴谋反逆,拟于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等入狱,劾以大逆不道,皆伏诛,夷三族。

  曹爽一派人被杀后,齐王芳以司马懿为丞相,加九锡。司马懿虽固辞不受,但自此以后,魏之军政大权皆在司马氏掌握之中。

  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中,正始十年春的这次政变是关键性的一个回合。这一回合决定了司马氏的胜利。但曹氏已统治了几十年,朝里朝外忠于曹魏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司马懿与曹爽斗争中,尽量抓曹爽的缺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受明帝托孤的元老忠臣。因此,他迷惑了一些人。在他与曹爽的斗争中,有些忠于曹氏的人也多站在司马氏一边。他们看到的是曹爽的缺点和司马懿的忠贞。司马氏要想取代曹魏的皇位,还须在整个统治阶级人心中培养出威望来,对于曹魏的忠臣还有待一批批清扫。正始以后,曹魏的统治,形式上还维持了十六、七年,就是这个原因。

  嘉平三年(251),太尉、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王凌,以齐王芳暗弱,受制于司马懿,拟于许昌拥立楚王彪,与洛阳对抗。王凌的儿子王广不同意他的打算。王广认为:“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解,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三国志·魏志·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从王广的话里可以看到:这时司马懿虽然已经专权,但还没露出逆迹。

  司马懿得知王凌的谋划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出兵,迫使王凌自杀。王凌的计划没有出笼,就被司马懿扑灭了。王凌和同党皆夷三族,楚王彪被赐死。

  这一年,司马懿死,子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代司马懿主政。不久,进位大将军。

  嘉平六年(254),司马师杀中书令李丰、太常夏侯玄、光禄大夫张缉。李丰在中书两年,齐王芳常常召见他。司马师问他皇帝同他说些什么,李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打杀李丰。夏侯玄与曹爽是姑表兄弟,张缉是齐王芳皇后的父亲。三人都与曹魏的关系密切。

  这一年,司马师废了齐王芳,另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改元正元。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起兵于寿春,讨司马师。战败,毋丘俭被杀,夷三族;文钦南奔,降吴。

  司马师平毋丘俭后不久死去。他的弟弟司马昭代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甘露二年(257),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司马昭带着皇帝东征,围寿春。次年,寿春破,诸葛诞被杀。

  经过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几个回合的斗争,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被剪除已尽。

  高贵乡公曹髦是曹丕的孙子,东海王霖的儿子。他代替齐王芳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作皇帝朝见群臣后,司马师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对曰:“才同陈恩,武类太祖。”陈思王指曹植,太祖是曹操。能才同曹植,武类曹操,可真不简单。但这时,满朝大臣大都是拥护司马氏的人了,宫内近臣和宫中卫士也多半是司马氏的人,曹魏大势已去。

  作了六年傀儡皇帝,曹髦实在忍不下去了,甘露五年(260)四月,曹髦决定与司马昭一拼。他召集近臣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等自出讨之。”尚书王经劝他不要鲁莽行事,称:“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祸殆不测,宜见重详。”(《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注引《汉晋眷秋》)曹髦从怀里取出讨伐诏书用在地上说:“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耶。”在曹髦入宫禀告皇太后的时候,王沈、王业赶忙跑去告诉司马昭,要他早作准备。

  曹髦拔剑登车,率领殿中宿卫,官中奴隶数百人,鼓噪而出。头一阵遇着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司马仙的兵士看见是皇帝,个个心慌,一哄而散。第二阵遇到贾充,贾充的父亲贾逵,是曹魏的大臣,贾充却是司马氏的死党。贾充的部众看见了皇帝,也想跑。有个叫成济的问贾充:“事急矣,当云何?”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成济得了贾充的话,心里有了底,赶上去一枪,把曹髦刺死于车下。

  曹髦死后,又立了个曹奂作皇帝,改元景元(260)。曹奂是曹操的孙子,燕王宇的儿子。这时,从朝廷到地方,忠于曹氏的势力大体已被剪除一尽了,司马氏所需的是对外立威,灭蜀灭吴也就提到日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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