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第二节 多种矛盾的交织和西晋的灭亡

  宗室诸侯王权力之重

  魏晋间帝位的更替,是通过宫廷政变来实现的。晋武帝认为,要防止这种事变的重演,就必须培植皇族在地方上的势力,使其成为维护朝廷的可靠力量。因此,武帝在泰始元年即位后,就大封宗室①。以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晋书·地理志上》)。

  晋继承了两汉的封国制,有王、侯两级。因有西周五等爵制的传说,又定了五等爵。在魏陈留王咸熙元年(公元264年)五月庚中复设“五等爵”(《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纪》)。总的说来,晋“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之封”,又“有开国郡公、县公、郡侯、县侯、伯、子、男及乡亭、关内、关外等侯之爵”(《通典·职官典·历代王侯封爵》)。

  西晋初年,大封同姓王,有二十七王之多。比起西汉初年所封的王来,西晋诸王的封地还不能跨州连郡,而且西晋的诸侯王也是“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的。封邑民户的户调田租,也不都归王侯所有,他们享有的只是户调的三分之一(绢一匹)和田租的二分之一(二斛)。西晋诸侯王的势力,主要来自他们的职务。西晋的诸侯王多担任一方面的都督诸军事和地方刺史。如汝南王亮,武帝时为大都督,督豫州诸军事,镇许昌;楚王玮,太康末,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将军;赵王伦,元康初迁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关中;齐王冏,是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许昌;成都王颖;惠帝时为镇北大将军,镇邺;河间王颙,为平西将军,镇关中。还有任职朝廷的,如东海王越和长沙王颙。

  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扞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敝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以致出现了八王之乱。

  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子惠帝即位。惠帝是一个近乎白痴的庸人,而皇后贾后,却怀有政治野心,并手段毒辣。晋武帝时,外戚贾氏和杨氏都有重要的政治地位。武帝死后,外戚杨骏和杨太后,父女合谋,掌握了朝廷大权。惠帝无康元年(291),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峻及其家属和党羽数千人,命汝南王司马亮与太保卫瓘共录尚书事以辅政;楚王司马玮为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北军,是守卫京城的禁军,是军队的精锐和骨干。

  不久,贾后又以惠帝的手诏,责楚王玮擅杀大臣,杀楚王玮。至此,朝廷权力都落在贾后手里。贾后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中书监张华、裴为侍中;安南将军裴楷为中书令,加侍中;与右朴射王戎并管机要。在这个政权的核心人物中、贾模、裴等是贾后的亲党,张华是个撑门面的人物。张华和贾模,裴頠同心辅政,从惠帝元康元年(291)到元康九年间,在政治上维持着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司马光的评论称当时“虽王在上,而朝野安静,华等之功也”(《资治通鉴》卷八二元康元年)。

  惠帝的太子司马伷,幼年聪明,为武帝所喜爱。长而刚猛,又渐为贾后所畏忌。贾后的亲党伯将来太子继位后,对他们不利,便劝贾后废太子为庶人,接着又杀害了他。

  太子遹死后,赵王伦在他的心腹孙秀的谋划下,宣称为太子报仇,起兵杀贾后及张华、裴頠等。不久,赵王伦自立为帝。

  与此同时,齐王冏、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并拥强兵,各据一方。齐王冏的父亲齐王攸和晋武帝都是司马昭的儿子,后齐王攸出为司马师的继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执政。司马昭常说:“天下是司马师打的,天下也应由司马攸继承。”司马攸才出武帝之右,且为众望所归,也差一点代替武帝为嗣君,因而齐王冏原有作皇帝的可能。赵王伦称帝时,齐王冏出镇许昌。他得到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的支持,联合进兵洛阳。加之赵王伦的亲信王舆在洛阳起兵反伦。齐王冏内外结合,大败伦兵,杀伦和孙秀,迎惠帝夏位,齐王冏辅政。

  惠帝无子,按亲疏顺序,应由成都王颖为皇太弟。齐王冏贪恋权位,立了惠帝一个侄子司马覃为皇太子,引起成都王颖的不满。河间王颙在联合讨伐赵王伦以前,曾支持过赵王伦。对此,齐王冏是心怀不满的,河间王颙也因而内不自安。

  齐王冏辅政后,骄恣专横,擅杀朝臣,不听劝谏。河间王颙推尊成都王颖为首,起兵讨冏。骠骑将军长沙王乂起兵为内应,发兵攻冏。冏败被杀。成都王颖居邺,遥执朝政。长沙王乂虽在朝廷,事无大小,皆去邺征询成都王颖的意旨。这局面是维持不久的。长沙王乂与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间嫌隙渐生。颙、颖联合起兵讨乂。长沙王乂,史称其“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晋书·长沙王乂传》)。及二王来攻,乂率兵应战。战久,粮乏,洛阳城中大饥,将士虽然疲敝,但上下同志,皆愿为乂效死。成都王司马颖和河间王乂围洛阳日亟,洛阳城中“公私穷蹙,米石万钱”(《晋书,惠帝纪》)。情况困难,洛阳城内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东海王越,密与殿中诸将联合,捕乂送全塘城,为颙部将所杀。

  成都王颖入洛阳,复还镇邺。惠帝诏以颖为丞相,东海王越守尚书令。不久,又以颖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任丞相如故。

  司马颖僭侈日甚,大失众望。东海王越奉惠帝诏亲征颖,为颖所败,逃归东海。司马颖俘惠帝到邺,河间王乂部将张方入洛阳。

  幽州刺史王浚,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同起兵讨颖,连破颖军。邺中大震。司马颖仓惶挟惠帝去洛阳。张方迎惠帝入洛阳,拥兵擅政。因连年兵燹,洛阳残破。张方又拥惠帝和司马颖去长安。这时朝政大权自然又转入河间王颙手中。司马伷废成都王颖,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惠帝永兴二年(305),东海王越以迎惠帝为名,起兵讨河间王颙。次年颙败,越迎惠帝还洛阳。成都王颖北渡河,为人所杀。河间王乂后来在应征诏赴洛阳途中为人所杀。公元306年,惠帝中毒死,皇太弟炽立,是为怀帝,朝政大权落入东海王越之手。

  从汝南王亮到东海王越,一共有八个王参加混战,中间还夹着一个贾后。这是西晋历史上的贾后专政和八王之乱。经过这次变乱,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伤亡,西晋的统治机能也从此瘫痪。

  汉族流民和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

  在八王混战期间,各地水利失修,吏治混乱。正在这时,天灾也连年流行,各地大量人口的流亡也开始了。

  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关中人口有十余万流入汉川(《晋书·李特载记》)。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郡人民流入颍川、汝南、南阳、河南的有数万家(《晋书·王弥传》)。益州流民流入荆、湘的也有数万家(《晋书·杜弢传》)。刘琨上疏陈述他在并州目睹人民流亡的情况:“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民四散,十不存二,携老扶幼,不绝于路。”(《晋书·刘琨传》)

  流民到新的地方,生活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当地官府和地主阶级,给他们的不是帮助和同情,而是歧视和欺压。如关中流民在四川遇到的是官吏的贪暴,官吏们甚至想“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晋书·李特载记》)。巴蜀流民在荆、湘为旧百姓之所侵苦(《晋书·杜弢传》)。流民没有活路,便起而暴动。

  内迁各民族,在北方以匈奴人为最多。建安年间,曹操分匈奴人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来监督。魏末,改帅为都尉。左部都尉所领有万余落,居太原故该氏县;右部都尉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六千余落,居太陵县。晋武帝时,塞外匈奴地区大水,二万余落徒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于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今山西省境)到处都有匈奴人。

  散居在西方边境各郡的是氐和羌。魏晋时期,他们可能还有部落组织。《魏略·西戎传》记述:“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三国志·魏志》卷30注引)散居在关中的氐、羌各族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据西晋江统估计:“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晋书·江统传》)

  这些与汉人杂居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往往受汉族官吏和地方权贵的欺辱。曹魏后期太原一带的汉人地主常以匈奴人为田客,多者数千人。他们还买匈奴人为奴婢。魏齐王芳正始年间,陈泰为并州刺史、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京邑贵人多寄宝货请陈泰代买奴婢。更有甚者,竞公开掠卖并州胡人。匈奴右贤王刘宣愤恨他说:“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又说:“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晋书·刘元海载记》)

  惠帝永宁元年(301),李特在益州领导流民暴动,后来李特的势力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建立了大成国,后又改称“汉”,史称“成汉”。李特的暴动,是流民暴动的开始。接着暴动就不断发生。主要的暴动,有王弥在青、徐等地的暴动,张昌在江、汉间的暴动,王如在豫、荆的暴动,杜弢在荆、湘的暴动。在暴动的流民队伍中,也有当地人民参加。

  在流民和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晋的统治的同时,以匈奴人为主的内迁各族的反晋活动也在酝酿。

  秦汉以来,在西方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不断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内迁。他们一方面受郡县管辖,一方面仍保存着他们的部落组织。汉族官吏权贵对于各族人民遭受屈辱、压迫的愤怨,是知道的。阮种对晋武帝反映过:“丑虏内居,与百姓杂处。……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晋书·阮种传》)惠帝时,江统作《徙戎论》,也指出:“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晋书·江统传》)他们看到民族压迫的严重性,从而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是要把各族内迁人口迁回他们的原地。平吴之后,侍御史郭钦上疏:宜及平吴之威,“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晋书·匈奴传》)。江统《徙戎论》,也提出同样主张。当然,这种主张反映了他们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内迁民族忍无可忍,最后只有反抗晋朝统治的一途。

  匈奴人刘渊最先起兵反晋。他是匈奴的贵族。王浚、司马腾讨成都王颖时,颖以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发匈奴人抗浚、腾军。刘渊遂起兵。旬日之间有众五万人。公元304年,刘渊即汉王位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刘渊就认为:“帝王岂其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所授耳。……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及,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晋书·刘元海载记》)刘渊称自己为汉王,是表明他是接续汉朝的帝统,要与晋争天下。刘渊在河北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并州(今山西省中部和南部)一带地方。

  刘渊起兵后,在东方起事的还有羯人石勒。

  石勒是上党羯人。羯是附属于匈奴的一支。羯人高鼻深目多须,显然与匈奴不同族。石勒的父祖,都是部落小帅。他幼时作过商贩,作过田客。惠帝末年,并州荒歉,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掠取胡人,“两胡一枷”卖到山东作奴隶,换取军粮。石勒年二十余,也被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南)师懽家为奴,从事耕种。后来,师懽放免他作田客。

  石勒是与牧人魏郡汲桑共同起兵的。他们最初的基本部卒是牧人,他们率“牧人乘苑马数百骑“投奔在赵魏(今河北、河南)的公师藩。公师藩为濮阳太守苟曦所杀,石勒和汲桑亡伏苑中。汲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招纳山泽亡命”(《晋书·石勒载记》)。

  刘渊的起兵,本是阶级斗争的性质,是被降为田客、奴隶的已经汉化了的内迁的匈奴人民对晋统治者的反抗。由于参加者大多是匈奴人,也就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这种色彩,是在后来匈奴贵族对汉族人民越来越采取一些报复手段时,才浓厚起来的。

  石勒的起事,在初期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性质。石勒起事的地点,是远离羯族的居住区的。石勒本人是田容奴隶,与他一起起事的是牧人、郡县系囚、山泽亡命,这些都是汉族劳动人民和受压迫的汉人。

  怀帝永嘉三年(309),刘渊派儿子刘聪两次进攻洛阳。永嘉四年,刘渊死,刘聪继位。这时洛阳周围地区或遭破坏,或为刘聪、石勒占领,洛阳饥困日甚。掌权的东海王越,眼看洛阳难守,遂以出讨石勒为名,率领仅有的一些军队和满朝文武公卿离开洛阳,东屯项。永嘉五年三月,司马越病死。石勒率骑追司马越军,在苦县宁平城(今安徽鹿南郸城东)大败晋兵,“从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同年五月,刘聪攻陷洛阳,晋王公百官及百姓死者三万多人。怀帝被虏到平阳。

  怀帝被虏后,晋人立憨帝于长安。当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朝廷无车马章服,唯桑版署号而已”(《晋书·愍帝纪》)。经过五年艰苦战斗,公元316年,刘聪遣刘曜攻长安,愍帝出降。晋朝在北方的政权垮台,西晋亡。怀、愍两帝在平阳受尽侮辱,最后都为刘聪所杀。

  

  ①《资治通鉴》卷七九泰始元年:“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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