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第三节 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政权和晋在东南的偏安

  旧史中有“五胡十六国”之说。五胡,即指匈奴、鲜卑、氐、羌、羯。十六国,成汉和匈奴人刘氏所建立的汉(史称前赵),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继而有后赵、前燕、前秦、前凉;再后有后燕、南燕、北燕,有后秦、西秦、夏,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另有西燕和冉魏,一般不算入十六国之内。十六国的创立者,并非都是胡人,他们统治下的人民,总的说来,也还是以汉人居多。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的政权东移,偏安于东南,史称东晋。东晋的统治,几乎是与十六国相始终的。

  成汉的建立

  成汉的建立,可以上溯到李特为流民所推重的过程,但李特时尚未建国。公元36年,李特的儿子李雄称帝,国号大成。308年,李特侄李寿改国号为汉。史家把两个国号合起来,习称为“成汉”。

  在西晋晚年,略阳、天水等地人民向巴蜀地区流徒,大姓李氏、任氏、阎氏、赵氏、何氏、杨氏、上官氏、费氏,成了流民的领袖。李氏,就是略阳巴族人李特、李庠兄弟。史称流徒之中,“道路有疾病穷乏者,特兄弟常营护振救之,由是得众”(《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惠帝元康八年)。

  西晋益州刺史赵廞见中原多事,遂怀有割据巴蜀的野心。他想利用十余万流民的力量来和西晋朝廷抗衡,就拉拢李庠等,使招流民中的壮勇至万余人,“以断北道(入蜀之道)”。西晋任命耿滕为益州刺史来替代赵廞。廞在耿滕到达成都之后,集兵杀膝,自称大将军、益州牧。廞又猜忌李庠“饶勇得众心”,借故杀李庠及庠子侄十余人。李特及弟李流将兵在外,团聚流民七千余人进攻成都,廞战败逃亡,为其部下所杀。

  赵廞既死,晋廷任命罗尚为益州刺史,率兵万余入蜀。晋廷并限期迫令流民返回秦、雍故里。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随谷庸赁,一室五分,复值雨潦”,“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同时,广汉太守辛冉贪暴成性,他除了限期催促流民上路外,还“欲杀流民首领,取其资货”。在这样情势下,流民遂起而反抗。李特屡为流民向益州当局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因此为流民所感戴。公元301年,李特在绵竹(今四川德阳县北)结大营,收容流民。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旬月间,众过二万。李流亦聚众数千(参看《晋书·李特载记》和《华阳国志·大同志》)。

  李特分其众为两营,李特自居北营,弟李流居东营。他派阎式去见益州刺史罗尚,再一次请求放宽遣返回乡的期限。罗尚正在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流民,所以假意应允。阎式知道罗尚欺骗他,便说:“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阎式回去不久,罗尚果然调动步骑三万来袭击李特大营。李特率军反击,官军大败。于是众推李特为主,成立政权,自称行镇北大将军,后又改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署置官吏,进兵广汉。据《晋书·李特载记》称:“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可见在益州的人民看来,李特的一些措施,比西晋政权要好得多。巴蜀的土着地主,虽然也己结成坞堡,但是军事力量薄弱,不得不与李特假意周旋。及至李特屡败官军,攻入成都小城,罗尚退守成都大城时,特因军中粮少,乃分出部分群众至成都外围诸坞堡就食。李特弟李流曾向李特建议:“诸坞新附,人心未固,宜质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备不虞”(《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惠帝太安二年)。并写信给李特的司马上官惇,告诫“纳降如受敌,不可易也!”这些意见没有引起李特的重视。罗尚密约诸坞堡的大地主,合兵袭击李特。李特大败,被杀。

  李特被杀后,由李流继续领导作战。不久,李流病死,李特子李雄继续领导与西晋政权斗争。经过几次大的战斗,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终于逐走罗尚,攻下成都。304年,雄遂自称成都王;306年,称皇帝,国号大成。

  流民在巴蜀地区举行的大起义,可以说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领导人李氏虽是略阳的巴族大姓,其他流民领袖也有不少是略阳、天水等郡大姓,但是这并不改变这次斗争之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他们领导的反晋运动,是完全符合广大流民的利益的。

  成汉在建国初期,向人民征收的赋税,远较晋和迭据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短期王国为轻。《华阳国志·李雄志》称:“雄宽和政役,远至迩安,年丰谷登。乃兴文教,立学官。其赋民:男丁一岁谷三斛,女丁一斛五斗,疾病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不过数两。”境内因而出现了“事少役稀,百姓富实,至乃闾门不闭,路无拾遗,狱无滞囚,刑不滥及”的清明景象。在十六国纷扰的时代里,初期的成汉政权,应该算是人民所拥护的政权。

  公元334年,李雄病死。这时,成汉宗室内部,酝酿着一场权力斗争。李雄之兄子班继位,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公元338年,李特弟李骧之子李寿,又杀李期自立,改国号为汉。李寿即位后,务为奢侈,大起宫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晋书·李寿载记》)。李寿死,子李势继位,淫杀尤甚,上下离心。347年,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出兵伐蜀,李势兵败出降,成汉亡。自李雄称成都王至李势降晋,立国凡四十四年。

  汉(前赵)的建立

  前赵的创建人是刘渊,其祖父於扶罗为匈奴南单于羌渠的儿子。中平年间(184—189),羌渠派於扶罗将兵助汉朝统治者镇压黄巾起义。羌渠被国人所杀,放扶罗便留在内地,自立为单于。刘渊之父名豹,为匈奴的左贤王。曹操分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也都用刘氏。刘氏是匈奴的部落贵族。这些刘氏贵族,虽然分领五部,却都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在生活上和文化上,他们已经汉化。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改为北部部尉。

  八王乱时,成都王颖想拉刘渊率领匈奴五部帮他打内战,因以刘渊为北单于。刘渊到了左国城,受匈奴贵族们的拥戴,称大单于,都于离石。公元304年,称汉王。公元308年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汉廷设置的官职有: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还有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马、大司农等,这些都是汉朝官职;仅于临终前以子刘聪为大单于,置单于台于平阳以西,此是匈奴称号。

  刘渊死,子和立。刘和少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汉化也是比较深的。刘渊死时,受顾命之托的刘聪等都手握强兵。特别是刘聪,“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和与刘聪所处的对文形势是很难相安无事的。刘和发兵要消灭刘聪,反为刘聪所杀,刘聪即帝位。

  刘聪也是自幼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傅只的子孙傅畅、傅纯、傅粹,大司徒朱纪、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志遐等,都是以儒士而仕于刘聪朝廷。刘聪大臣陈元达,是匈奴后部人,也是汉化很深的,他处处以汉族传统的治国道理要求刘聪。刘聪大兴土木,兴建宫殿,陈元达就上疏诤谏:“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佑之如子。陛下龙兴以来,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晋书·刘聪载记》)

  刘渊、刘聪父子,依靠起家的是匈奴族五部之众。刘渊以刘聪为大单于,大单于所领就是匈奴人,刘聪所“握十万劲卒”也是匈奴人。据《晋书·刘聪载记》记载:刘聪时,“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在刘氏朝廷,大单于手握匈奴族强兵,地位仅次于皇帝,实际上又是皇帝储贰的地位。

  匈奴刘氏政权,特别在早期,应看作是胡汉的联合政权。但其士卒主要是匈奴人。匈奴人因受汉族统治者欺辱,心怀怨恨。起事之后,对汉人进行报复。这就加剧了匈奴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

  刘聪攻下洛阳,长安,俘虏了怀帝、愍帝后,大体上统一了中原。但与此同时地方割据势力也在发展。石勒据有赵、魏;曹嶷占有东齐(今山东),刘曜坐镇关中(今陕西),鲜卑之众星布燕代(今河北、山西省北部),刘琨为晋保有并州(今山西太原一带)

  刘聪获得政权后,很快生活腐化,荒淫奢侈。其子弟争权,各拥强兵。宦官弄权,挑拨是非。加之连年战争,社会不安定,人民无法正常生产,饥荒频仍。在这种情况下,前赵的人民不断逃亡。如“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晋将赵固,郭默攻河东,至绎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余骑”(《晋书·刘聪载记》)。到刘聪晚年,刘氏汉朝已陷入上下不宁,分崩离析的局势。

  流民和坞堡组织

  八王混战之后,接着刘渊、刘聪,石勒等起兵反晋,中原地区人民又陷入战乱之中,人口南移的不下九十余万。①不能或不愿外逃的,留在中原。逃亡也要有条件,或者依附世家大族,或者自相团聚,还都有最起码的川资和生活资料。携家带口,长途逃难,并不容易。大部分人口仍留在原地,在面临的命运中挣扎。当时留下来的人民求生存的一个办法,是组成坞堡以防守。有了坞堡,就可以防御小股的流寇。坞堡越坚固,人数越多,防御力量就越大。

  顾名思义,坞堡是一种堡垒,内能住人,又可储存粮食。董卓的郿坞是东汉未年的建筑,但可以作为坞堡的典型来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载:“(卓)筑郿坞,高与长安城埒,积谷为三十年储。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据说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年坞”,由此可以想见大型坞堡的坚固,难于攻破。

  坞堡组织,还可以上推到西汉未年。汉光武刘秀与五校农民军在渔阳一带作战,令“百姓各自壁以绝其食”,“视人堡壁坚完者,敕今固守”(《后汉书·陈俊传》)。堡壁之起和防边有关系,渔阳就是北方的边地。东汉初,北边备匈奴,沿边地区以及河北各地都筑有堡壁。光武十四年,扬武将军马成屯常山、中山以备北边,“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陛,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燧,十里一侯”(《后汉书·马成传》)。

  为了防御羌族的骚动,汉光武以马援为陇西太守,马援奏请为金城“置长吏,缮城郭,起坞候”(《后汉书·马援传》)。汉和帝时,樊准任河内太守,“羌人屡入郡县,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壁,威名大行”(《后汉书·樊宏传附曾孙准传》)。汉桓帝时,羌人“寇钞关中”,“复没营坞”(《后汉书·皇甫规传》)。“余羌复与烧何大豪寇张掖,攻没巨鹿坞”(《后汉书·段颖传》)。陇西,关中,北方边郡的坞堡多为防御羌人而建。西方的多称坞,北方的多称堡壁。三国、西晋未,已混而为一了。

  西晋未年,刘渊,石勒起事时,中原黄河流域到处是些汉人聚众自守的坞堡组织。刘曜“周旋梁陈汝颖之间(今河南、安徽省一带),陷垒壁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石勒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清丰西南),诸垒壁多陷之。……进军攻巨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垒百余(今河北省中部)。……(王浚)讨勒,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

  垒壁和坞堡大体相同,只是名称不一样。从这些记载可以想像,当年中原大河两岸广大地区到处都是坞堡组织。

  每个坞堡都有一个坞堡主。这些坞堡主,首先是当地的豪族,也可能是些英雄勇猛之士,在敌方进攻时能领导大众进行防御。这些坞堡,构成了各地不能自保的小农的避难场所。如《晋书·郭默传》所述:“郭默,河内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人,少微贱,以壮勇事太守裴整,为督将。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流人依附者甚众。”又据《李矩传》称:“李矩,平阳人。及长为吏,送故县令于长安。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移新郑。……招怀离散,远近多附之。”《魏浚传》也称,“永嘉未,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于是远近咸悦,襁负至者渐众。”《郗鉴传》称:“郗鉴,高平金乡人。鉴得归乡里,……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千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苏峻传》也记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

  从以上记载来看,坞主大都是推选的。当时是在战乱环境中。这些最初团聚起来的及后来依附投靠来的人,就逐渐成为坞堡主的部曲。如最初跟随魏浚的数百家和后来襁负而至的人,在魏浚死后都归其族子魏该所率领。这些人就都被称为魏该的“部曲”了。最初,这些部曲与主人的隶属关系可能还不太强。魏该后来受刘曜的攻击,拟南徙,“众不从,该遂单骑走至南阳”(《晋书·魏浚传附该传》)。但这些部曲总是要受些军法部勒的。八王之乱时,庚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众推衮为主。庾衮对大众说,立之为主就要听他的命令。于是他就定出一些法规,“众咸从之”(《晋书·庾衮传》)。魏晋时期依附关系,隶属关系转强,中原地区坞主和坞内大众的关系即是隶属关系强化的体现。

  这些坞堡组织,是军事性的防御战斗组织,又是经济性的生产组织。每一个坞堡都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在城市破坏,交换停滞,金属货币萎缩,战乱频仍的条件下,每个坞堡都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特别是粮食衣物。庾衮后来自禹山迁到林虑山,林虑山附近的人都来投靠他。当地有个大头山,形势绝险。庾衮率领他们共守这个大头山,而在山下耕田种地(《晋书·庾衮传》)。邵续纠合亡命,绥怀流散,屯于厌次。曹嶷乘续军外出,“乃破续屯田,又抄其户口”(《晋书·邵续传》)。有粮食才能生存,耕田种地,且耕且守,必然是各个坞堡组织的共同情况。

  东晋:普的再建及在东南的偏安

  南逃的中原人,在世家大族率领下拥立琅邪王司马睿为帝,在建康再建东晋政权。这些南下的北方世家大族,其中琅邪王氏家族的王敦、王导是代表人物。

  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其祖司马伷封琅邪王。怀帝时,东海王越把持朝政,司马睿受东海王越的提携,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他接受了王导的建议,由下邳移镇建业。以后,司马睿就从建业起家,开创了东晋帝业。

  司马睿、琅邪王氏和西晋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越,他们三家的关系很密切。王导曾参东海王越军事。司马睿在洛阳时,王导就与他过从甚密,劝他离开洛阳到琅邪封国去。司马越为太傅时,王衍以太尉之尊,却作他的太傅军司。永嘉元年,即司马睿移镇建业这一年,王衍请求司马越以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可见,永嘉年间,晋统治者已在安排逃往江南的后路。①司马睿虽是司马懿的曾孙,但其父祖在政治上都未立过大功、也未处重要地位,因而也就没有卷入西晋晚年诸侯王争夺政权的斗争漩涡。他与司马越是皇室的远支,封地相邻,思想意识上也接近,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关系特别密切。

  公元317年,愍帝被杀,司马睿就在江南作起皇帝来,史称为晋元帝。他能建立东晋王朝,主要靠下述两个条件。

  第一是靠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司马睿封国琅邪在东方(今山东临沂一带),曾为都督徐州、扬州诸军事。先镇下邳,后移镇建康,也均在东方。建康是孙吴的都城。江南的财富曾支持孙吴建国数十年之久,而江南经济也有相当的发展。西晋八王之乱,流民起义以及刘渊、石勒等的起事,都很少波及到这一带地方。因此,正当中原连年战乱,迭遭破坏之际,江南却是一片祥和的乐土。这里是地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地区。

  第二,得到了南渡的北方世家大族和江南本地世家大族的支持和拥护。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的人物,就是王导。①司马睿初到建康时,南方的世家大族看不起他,多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王导、王敦对司马睿的拥戴,才改变态度。王导遂即向司马睿建议:“顾荣、贺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晋书·王导传》)司马睿让王导亲自去拜访他们,顾荣、贺循都应命而出。江南人看到顾、贺两家如此,也都改变了以往的态度。北方的世家大族乐意拥戴司马睿是比较自然的,但也靠了王导的拉拢联系。《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复,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所以司马睿称帝时,硬是要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固辞,至于三四次,才不相强。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太平御览》卷四九五引《晋中典书》),真实反映了东晋初年的势态。

  王氏与司马氏的关系如此重要,但也并非始终都很融洽的。司马睿作了皇帝,王导为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领中书监;王敦为侍中、大将军,都督江、扬、湘、交、广六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坐镇上游。这样的安排,司马睿是未必情愿的,因而逐渐任用刁协,刘隗,以疏远王导。当时王导尚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晋书·王导传》),可是王敦却“益不能平”,“嫌隙始构矣”(《晋书·王敦传》)。

  太兴四年(321),元帝接受刁协的建议“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晋书·元帝纪》)。这是在加强朝廷的军事力量。同时,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各领兵万人,名为防御石勒,实为防御王敦。王敦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讨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武昌,其部参军沈充也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以沈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王敦和沈充,以东西两路夹攻建康。

  这次战争,王敦打胜了。军队进入建康,诛杀大臣多人。刘隗出逃过江,投奔石勒。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杀。

  王敦打胜后没有留在建康,又退还武昌。是年冬,元帝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位,为晋明帝。玉导受遗诏辅政。元帝在位时,喜爱琅邪王裒,欲以易太子。赖王导的保护,才得不废。为感激王导,明帝即位后对他非常信任。

  王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屯于湖(在站孰南),又自领扬州牧。太宁二年(324),王敦病,明帝又下诏讨伐王敦。王敦病死,军败,亲党皆死。王敦虽死,王导尚在,王氏在政治上仍为第一世家大族。

  明帝在位三年(323—325)死,年仅二十七。儿子司马衍继位,即晋成帝,即位时才五岁,王导、庾亮、郗鉴、温峤等受遗诏辅政,尊皇后庾氏为皇太后,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庾氏是庾亮之妹。朝政大权就落在庾亮手里。

  明帝病笃时,受遗诏辅政的大权几乎都在宗室南顿王司马宗之手。庾亮一得势,司马宗深为不满,不久被庾亮杀掉。司马宗一头白发,成帝好久不见到他,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亮对以谋反伏诛。帝泣谓亮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复若何?”(《晋书·成帝纪》)。庾亮杀了司马宗,又图排挤王导。但担心荆州刺史陶侃势力强大,对自己不利,就用温峤为江州刺史,镇武昌(今湖北鄂城),以防备陶侃。接着,庾亮又要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到建康作大司农,目的在夺苏峻的兵权。庾亮问朝臣的意见。王导反对,说:“苏峻为人猜险,必不奉诏。不着且包容之。”光禄大夫卞壶说:苏峻拥强兵,历阳与建康一江之隔,一天可到。一旦不听调命,领兵来犯,将很危险。温峤也带书信来表示反对。庾亮不听,一意孤行。

  咸和二年(327)十一月,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以讨伐庾亮为名,渡江进攻建康。次年初,苏峻攻破建康,放火焚烧,“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又“纵兵大掠”(《晋书·苏峻传》)。庾亮逃往寻阳,投奔温峤。陶侃本对庾亮不满,不愿出兵救建康,因温峤的劝告,才同意出兵。庾亮又亲自去看他,引咎自责,陶侃始释然。

  陶侃、温峤大军顺江而下,打败了苏峻,收复建康。苏峻被杀,祖约逃走,投附石勒,后为石勒所杀。

  战后,陶侃回荆州,自江陵移镇巴陵(今湖南岳阳)。温峤回江州武昌。庾亮自愧惹出苏峻之乱,请求外镇,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今安徽芜湖)。朝廷大政仍归王导执掌。王导在政治方面的指导思想仍是“镇之以静’和“政务宽恕”。此后,东晋的政局大体上安定了几十年。

  从前赵到后赵。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短暂统一

  正当东晋在王敦、苏峻之乱以后这一时期,内部暂时相对平静和少事,北方中原地区也在饱经战乱之后,出现了后赵时北方大部分地区统一的局面。但不久以后,由于石虎的残暴统治,北方人民又复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公元318年,汉刘聪死,经过一番内乱,皇位被刘曜夺去。刘曜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乃刘渊之族子,少养于渊。年少时,博览群书,汉化较深。刘曜称帝后,立太学于长乐宫东,立小学于未央宫西,选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智可教者千五百人,以朝贤宿儒教之。

  石勒于刘聪死后内部大乱时,出兵占有平阳、洛阳,自称大单于、赵王,定都城于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刘曜东西相峙。史称石勒之赵为后赵。

  关中地区,经汉未及西晋未年的破坏,到刘曜占有时,并未有多少恢复。这是个胡、汉、羌、氏民族杂处的地方。刘曜在这里与羌、氏的战争频仍。公元320年,刘曜部将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谋反,与巴人首领句徐、厍彭50000046_208_1①相联结。刘曜杀解虎、尹车、并杀句徐,厍彭。于是巴众反,“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同年,又与陇右氏羌虚除权渠部战。此后,又连年与仇池氏羌杨难敌战,与陈安战。后来,他又向凉州张茂进攻,“自陇长驱至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但刘曜自己也知道他的“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晋书·刘曜载记》)。公元325年,刘曜与石虎在洛阳附近作战。夜里,“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乃退屯渑池。夜,又惊溃,遂归长安”(《资治通鉴》卷九三)。无故大惊奔溃,说明刘曜军队因连年战争,士卒疲惫,战斗力已非常弱了。

  成帝咸和三年(328),后赵石虎率军四万自积关(今河南济源西)西入,下河东五十余县,遂进攻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刘曜救蒲坂。石虎退,刘曜追之,于高候原(今山西闻喜北)大破石虎军,石虎败奔朝歌(今河南卫县)。刘曜自太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渡河攻洛阳金墉,分兵攻汲郡。河内、荥阳、野王皆来降。石勒部将石生守金墉,自八月至十一月,刘曜攻之不下。

  冬十一月(这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已进入公元329年1月),石勒亲自统步骑救金墉。臣下劝他不要出兵。石勒说:“刘曜率十万大军,攻金墉一城,一百天攻不下,已看得出他的师老卒怠了。但如不救金墉,金墉破,刘曜乘胜来攻,将席卷河北,就大事不好了。”石勒的大臣徐光对他说,“刘曜高候大胜之后,不能乘胜直趋襄国,而去围攻金墉,这本身就说明他的无能为。伐之必胜。乎定天下,在此一举,机不可失。”

  石勒对刘曜可能采取的作战计划作了三种估计。他说:“曜盛兵成皋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入河处),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晋书,石勒载记》)石勒到成皋,见无守军,高兴地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大军直抵洛阳。刘曜军十余万,集中在洛阳城西。石勒自帅步骑四万人入洛阳城。石虎率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石堪、石聪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石勒帅大军出城三面夹击。刘曜自幼嗜酒,未年尤甚。这次大战之前,刘曜又大饮酣醉。临战,石堪以骑兵冲击,曜军大败。曜昏醉退走,落马坠于冰上,为石勒军所俘。后被杀。刘曜子刘熙、刘胤放弃长安,逃往上卦(今甘肃天水)。公元329年,石勒出兵攻占上邦,杀刘熙、刘胤等。前赵亡。至此,西起关陇,东接辽西,大河中下游广大地区都归在后赵统治之下,形成了北方部分地区一统的局面。尽管这个局面没有长期维持下去,但在十六国的混乱时期也是值得重视的。

  石勒,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聪明而有才略,又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中,常令儒生读书给他听。石勒占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后不久,就建立大学,简取明经善书者署为文学椽,选将佐子弟三万人教之。后又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等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以教之(《晋书·石勒载记上》)。他提倡经学,任用儒家。以从事中郎将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立秀孝试经之制。又命各郡立学宫,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

  石勒拉拢、使用一些汉人作官,帮助他进行统治。同时,对汉人也有杀戮,有报复。大致可以认为,石勒的这些作法是有一定的政治考虑的,不是简单的残杀。对一般汉人、老百姓,石勒懂得,应当加以安辑,使他们能够安定地生活。《晋书·石勒载记上》称:“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今河北安阳、临漳、清丰一带)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幼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巨鹿,常山(今河北石家庄到巨鹿一带),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乃引张宾为谋主。”后来,他在襄国设崇仁里。“徙朝臣椽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张宾,说他之所以依靠石勒,是因为“吾历观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石勒载记附张宾传》)。张宾是十六国时期很有才略、高识的人,对石勒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很有帮助。北方的上层人物多和张宾一样,愿意依附石勒。张宾说:“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晋书·石勒载记上》)这说明北方“衣冠之士”乐于依附石勒者不少。

  但这也并不是说在石勒统治时期,北方胡汉各族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石勒曾对胡人“重典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晋书·石勒载记下》)。这条禁令的本身,就说明侮易衣冠华族的事实是存在的。《石勒载记》记有这样一个故事:“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受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敝坏,大惊曰:樊将军何贫之甚也?坦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赏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土,不关卿辈老书生也。”内迁的胡羯,在魏晋时期是备受汉人统治者的欺辱的。如今他们的贵族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把对汉人统治者的仇恨撒在一般汉族人身上,也是难免的。但石勒是懂得胡汉各族的相安,对他巩固统治的重要性的。他是用法律来维护这种相安的。

  石勒采取措施,鼓励生产。他“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曾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农都尉陆光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他采用魏晋的户调田租制,每户出户货二匹,租谷二斛,这比魏的田租亩四斛,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和晋的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要轻的多。这在战争频仍,生产破坏的十六国时期,也是难能可贵的。

  石勒还注意建立法律、租税、田亩制度,稳定国家秩序。但他的时代究竟还是个战乱时代,军事权力的分配是一件头等大事。随石勒一同起家的石虎,领兵多年,威震内外,但残暴不仁,诸子又并握兵权。这对儒雅的太子石弘是个极大的威胁。石勒在世时,未加防范,石勒一死,石虎就杀掉石弘,自己称王。

  石虎于公元334年末或335年初夺位,公元349年死,在位十五年。这个十五年,是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十五年。

  石虎是石勒的族子,一说是族弟。他是一个非常残暴的人。在作战时,“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晋书·石季龙载记上》)。但他骁勇善战,为石勒立了大功。石勒作了皇帝,立子弘为太子,弘弟宏为大单于,封石虎为中山王。石虎非常不满,对儿子石邃说:“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之,令人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

  石虎统治时期,一方面大兴土木,一方面对外作战,徭役非常繁重。他准备征辽西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了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成,以备征军之调”(《晋书·石季龙载记上》)。又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余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余万人。又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又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分为三等来分配。郡县迎合他的意思,务于美淑,夺人妻妇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当时有个和尚对石虎说:“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昔役晋人,以厌其气。”于是石虎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晋书·石季龙载记下》)。

  在石虎残酷奴役下,人民起义不断发生。梁犊领导的戍卒起义,曾攻陷长安,发展到十多万人,从长安东出,大败石虎军,东进到荥阳,陈留(今河南省中部)。

  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石虎养孙汉人冉闵利用胡汉两族的仇恨,大杀胡羯,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都承冉闵意旨,大杀羯人,高鼻子黄胡须多有滥死者。这是十六国时期,汉胡两族最残酷的一次互相残杀。

  冉闵,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幼而果锐,勇力绝人。他镇压了梁犊的起义军,因而声威大振。冉闵杀死石虎的儿子石鉴,杀石虎二十八孙,自立为皇帝,后赵亡。

  冉闵,曾企图以汉人为基础来巩固他的政权。他最盛的时候,“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他也曾企图联络东晋,遣使臣去对东晋的君巨说:“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晋书·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但晋军未来。

  永嘉之乱后,北方长斯陷入动乱中。人口死亡,土地荒芜。无论是前赵还是后赵,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争着抢夺劳动力,把人口迁到自己的都城和中心地区。人口的流动迁徙,成为这时期突出的事情。在冉闵占据邺建立魏国的时候,石赵的余部占据襄国和一些地方,与冉闵对抗,互相残杀,中原地区情况非常混乱,成为无政府状态。于是当初被迁徙的各族人民,各还本土,实际上是又一次的流亡。据《冉闵传》称:“青、雍、幽、冀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冉闵的魏,不过建立了两年多一点(350年闰正月至352年四月),史家不把它计入“十六国”之内。起于辽西的前燕,消灭了冉闵,占据了北方黄河下游地区。前秦兴起于西方,占有关中。于是中原出现前燕、前秦对峙的局面。此外,还有前凉,建国在河西走廊一带,还是由汉人建立的,对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曾起了相当促进的作用,是在十六国中自具特点的政权组织。

  

  ①谭其骧:《晋永嘉乱后之民族迁徙》,刊《燕京学报》15卷第1期,1934年6月。

  ①参阅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五章。 ①参阅陈声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刊《金明馆丛稿初编》。

  ①《资治通鉴》卷九一“巴酋句徐、厍彭”,《晋书·刘曜载记》作“巴酋徐厍彭”。今依《资治通鉴》。胡注:“句,古侯翻;厍音舍;皆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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