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第二节 北魏和宋的兴盛时期

  拓跋嗣的南征和宋初的政局

  刘裕和他的儿子义隆时期,是刘宋的兴盛时期,也可以说是南朝的兴盛时期。刘裕灭了蜀、后燕和后秦,大有统一全国的势头。但刘裕时期,内部多事。孙恩起事的余留势力卢循、徐道覆还在坚持斗争,反对刘裕的政治势力如刘毅和门阀大族势力还很强大。这些势力,阻止了刘裕雄心壮志的进一步实现。宋文帝时期,这些势力都消灭了。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勃勃雄心,想对北伐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时期的北魏,正是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祖孙三代相继在位时期。拓跋嗣,即明元帝。拓跋焘即太武帝。这一段时期,也正是北魏的兴盛时期;其向外发展的强大势头难以扼止。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南北两种势力在疆场相遇了。

  在这期间,北魏和宋一方面在战争中决胜负,一方面也在后方进行自我调整,宋大力消灭权臣,拓跋氏则努力进行统一北方的工作。

  宋武帝永初三年(422)五月,刘裕死、子义符即帝位。刘裕遗言,以司空徐羡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镇北将军檀道济共同辅政,并对义符说:“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非如兄韶有难御之气也。徐羡之、傅亮,当无异图。谢晦数从征伐,颇识机变,若有同异,必此人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九)

  义符作太子时,接近的多是些小人。谢晦就曾对刘裕说“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万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负荷非才。”刘裕问:“庐陵如何,”谢晦回答说:“臣请观焉。”他去看庐陵王义真,回来对刘裕说:“德轻于才,非人主也。”刘裕于是把庐陵王义真派出去,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并六州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

  北魏拓跋嗣听到刘裕死了,乘机出兵。当时关中已被夏赫连勃勃所占,宋北方的边境线,自西往东,有洛阳、虎牢(今河南荥阳西)、滑台三重镇。公元422年十月,魏派大将奚斤等帅步骑二万过河驻滑台东,拓跋嗣自领五万人为奚斤后援。十一月,奚斤攻破滑台,乘胜进迫虎牢。次年正月,魏军攻取洛阳。魏军分兵略取兖州、青州各城邑,大镇只虎牢坚守不动。在魏军多次进攻下,虎牢坚守二百多天后,最后也被攻破。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宋失掉司、豫、兖州等地,洛阳、虎牢、滑台皆为魏占。宋只保有兖州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以南和豫州项城(今河南项城东南)以南的地方。拓跋嗣还曾派叔孙建入临淄,所向城邑皆溃,宋青州刺史聚民保东阳城(今山东费县西南)。

  公元423年十一月,拓跋嗣死,拓跋焘即位。公元424年,焘改元始光。边疆战争暂时停下来,宋朝廷的内乱就开始了。

  宋义符虽然作了皇帝,大权实在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人手里。他们想废掉义符,先把庐陵王义真废为庶人,徙居新安。义真是刘裕的次子,如果不废掉他,废了义符就该他作皇帝。谢晦曾在刘裕面前说过义真的坏话,害怕他作了皇帝,对自己不利,所以先废掉他。

  公元424年五月,徐羡之等用皇太后的名义废义符为营阳王,迁居吴。不久,就把他和义真都杀害了。

  徐羡之、傅亮等决定迎立刘裕的第三子宜都王义隆。时义隆为荆州刺史,驻江陵。傅亮率行台百官到江陵去迎接。徐羡之等以荆州是长江上游重地,怕义隆作了皇帝任用别人,遂以录尚书事的命令任领军将军谢晦为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企图一旦有变,可以谢晦为外援。

  义隆听得义符、义真被杀,去不去建康作皇帝很是犹豫。他的司马王华、长史王昙首、南蛮校尉到彦之都劝他去。王华说:“先帝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虽嗣主不纲,人望未改。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非有晋宣帝,王大将军之心明矣。……畏庐陵严断,将来必不自容。以殿下宽叡慈仁,远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见德。悠悠之论,殆必不然。又,羡之等五人,同功并位,孰肯相让。就怀不轨,势必不行。废主若存,虑其将来受祸,致此杀害,盖由贪生过深,宁敢一朝顿怀逆志,不过欲握权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当长驱六辔,以副天人之心。”(《资治通鉴》卷一二○)

  公元424年八月,义隆到建康,即皇帝位,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先对徐羡之、傅亮、谢晦等五人加官进爵,稳住他们。进而就以亲信王昙首、王华为侍中,昙首领右卫将军,华领骁骑将军。然后又任命到彦之为中领军,委以军政,把京城军权都抓在自己亲信手里。

  元嘉三年(426)春,文帝下诏,暴徐羡之、傅亮、谢晦杀害营阳王、庐陵王之罪。徐羡之逃出城郭、步走在新林(去建康二十里)避入陶灶中自经死。傅亮逃出城外,被追兵收捕。对王弘、檀道济,文帝认为不是主犯,不予追究。主犯之一谢晦眼看祸将临头,便以“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兵败被处死。至此,宋文帝把军政大权收归己有。在消除内患、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公元430年,宋文帝决意北伐。

  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活动

  魏帝拓跋焘继位后,连年兴兵,屡获胜利。当时,北魏的北面,还有柔然这个劲敌。拓跋焘初即位时,公元424年,柔然派六万骑入云中,杀掠吏民,占领了魏建于云中的盛乐宫。拓跋焘亲自率领轻骑,飞驰三天二夜至云中。柔然兵把拓跋焘层层包围了五十余重,拓跋焘镇定自若,指挥作战。魏人射杀柔然可汗的弟弟,柔然惧,遁去。这年年底,拓跋焘又令安集将军长孙翰、安北将军尉眷北击柔然。拓跋焘自己则率军屯驻在柞山。柔然北逃,魏军各路猛追,再次挫败了柔然,公元425年,拓跋焘发五路大军,分别从左、右、东、西、中五个方向汇集到漠南,然后弃去辎重,轻骑越过沙漠进击。柔然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向北边逃去。公元429年,拓跋焘再次领兵出击柔然。柔然西逃,部落四散,窜伏山谷。魏分兵搜讨,东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柔然族类前后降魏者三十余万落。魏获戎马百余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有数百万。又击高车,高车诸部降者数十万落。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东至三军源,西至五原阴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魏民间马牛羊及毡皮为之减价。

  在西边,拓跋焘又对夏国发动了攻势。夏主赫连勃勃统治十分残酷,人民怨声载道。公元425年,勃勃去世,诸子纷纷争夺王位,政局动荡。拓跋焘想趁此机会击夏,但群臣意见不一。长孙嵩等认为,“乘虚入寇,此危道也。”崔浩却认为“天人相应,不可失也”,主张出战。拓跋焘倾向主战,公元426年,开始击夏。

  魏兵分两路攻夏,一路由拓跋焘直接率领攻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一路由奚斤率领攻关中。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建筑的。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城极坚固。拓跋焘攻城不下,退回。奚斤一路却长驱直入,克蒲阪,取长安,夏兵退,奔安定(今甘肃镇原南)。公元427年,拓跋焘再攻统万。夏兵大败。赫连昌弃统万奔上邽(今甘肃天水西南)。魏拓跋焘取得统万。魏军追昌至上邽,一战擒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在平凉自立为帝,赫连定一度反攻,取得长安。赫连定与魏连战数年。公元431年,赫连定在行军途中受到吐谷浑邀击被擒。夏亡。这样,北魏统一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只有东北的北燕和西北方的北凉了。

  公元430年,拓跋焘开始向北燕进攻。公元436年,拓跋焘灭北燕。

  公元439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征北凉,包围姑藏,这时统治北凉的是沮渠蒙逊的儿子沮渠牧犍。牧犍出降,北凉亡。至此,北魏统一了全部北中国,结束了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宋文帝的北伐

  在拓跋焘已灭夏,正准备灭北燕、北凉时,宋文帝决意北代,企图收复洛阳、虎牢、滑台等河南土地。

  公元430年,宋文帝令右将军到彦之率五万大军,统领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北攻,又派骁骑将军段宏率领精兵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一万跟在他后面,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则将兵三万作为机动部队。并先派殿中将军田奇使于魏。田奇对拓跋焘说,河南原来是宋的领土,被你们侵占了。今我们要收复河南、河北之地。拓跋焘大怒,说:我生下来,头发还没干时,就听说河南是我们的土地了。你休想得到它!你要发兵来抢,我可暂时回避一下。等冬天天寒地冻时,河水冰合时,再把它夺回来。对宋的这次北伐,拓跋焘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作战方针。这个方针是他的得力谋臣汉人崔浩提出来的。崔浩认为对宋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魏书·崔浩传》)。

  宋到彦之率部从淮水到泗水,由于水流不畅,一日才行军十里。从四月到七月,走了三个多月,才到达须昌(今山东东平境内),然后溯河西上。

  拓跋焘以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兵少,命诸军悉收众北渡。于是,碻磝、滑台、洛阳、虎牢的戍兵都撤离了,留下了一座座空城。

  宋军乘虚而入,到彦之令部将分守诸城,宋军进驻灵昌津(今河南延津县北),前锋直抵潼关。于是,司、兖两州尽为宋军所据。宋军大喜,以为北伐胜利可望。独安北将军王仲德对大家说:“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坠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王仲德的话没有引起宋军重视。

  果然,八月间,北魏就转退为进,发起反攻。拓跋焘派冠军将军安颉率领诸军,进攻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到彦之令裨将吴兴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两方交阵,姚耸夫大败,死伤甚重。接着,拓跋焘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与丹阳王太毗屯兵大河北岸,防御到彦之北渡。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

  魏军从委粟津渡河攻金墉。不久,洛阳、虎牢皆转手,宋诸军相继战败。到彦之想焚舟步行,引军南还。王仲德劝阻说:“洛阳即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势也。今虏去我犹千里,滑台尚有强兵,若遽舍舟南走,士年必散。当引舟入济,至马耳谷口,更详所宜。”(《资治通鉴》卷一二一)这时,军中疾疫流行,无力再战。到彦之引军到历城,焚舟弃甲,步趋彭城。竺灵秀部也丢了须昌,南奔湖陆,又被魏将叔孙建打得大败,死伤五千余人。宋北伐大军全线溃败。

  到彦之这次北伐,甲兵资实甚盛。及败还,委弃殆尽,“府藏、武库为之空虚”,宋在人力、财力上都遭受了重大损失。北魏北伐柔然,西伐夏,南御宋,虽取得了胜利,但连年作战,国内百姓负担十分沉重,加上水灾,魏国力也有些不支。所以当魏臣上疏请大举伐宋时,拓跋焘没有接受。此后,宋与北魏之间暂时没有大的战事。这种相安对峙的局面,维持了二十多年。

  宋元嘉之治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和宋文帝,都是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的君主。司马光评论拓跋焘时说:“魏主为人,壮健鸷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服御饮膳,取给而已,群臣请增峻京城、及修宫室曰:‘易云,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又萧何云:‘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不丽,无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屈丐、蒸土筑城,而朕灭之,岂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须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为。萧何之对,非雅言也。’每以为财者军国之本,不可轻费。至于赏赐,皆死事勋绩之家,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所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虽所甚爱之人,终无宽假。常曰:‘法者,朕与天下共之,何敢轻也!’然性残忍,果于杀戮,往往已杀而复悔之。”(《资治通鉴》卷一二○)司马光评论宋文帝时说:“上聪明仁厚,勤于听断,江左之治称元嘉焉。”又称:“文帝勤于为治,子惠庶民,足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强胡,使师徒歼于河南戎马饮于江津。”(《稽古录》卷十四)。这些评论,可以说,都符合基本情况。《资治通鉴》(卷一二一)中载有宋文帝给他弟弟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恭的书信说:“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工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荆州)府舍,略所谙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猫,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复何由知众事也。”《资治通鉴》记载这一书信,实际是在叙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历史上确是难得的。

  宋文帝为政,抓了几件大事。他屡次下诏减免租税(《宋书·文帝纪》)。尽管这一减免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虽然主要是对人民积欠的减轻,但人民却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二是鼓励农桑。东晋末年以来,南方经济在政局动乱中受到损害。宋文帝时,“农桑情业,游食者众,荒菜不开”的状况,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诏,号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并把劝农成绩的好坏与仕途升迁联系起来,“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宋书·文帝纪》)。宋文帝鼓励农桑的效果是较为显着的,一些废弃田地被辟为良田,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

  经过刘裕父子的努力,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宋书·武帝纪》)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这一派歌舞升平,人民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难免带有封建史家过于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么说,元嘉时期确是南朝最安稳的时期。

  宋元嘉之治的小康局面继续维持了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基本上没有对外用兵,处于守势。但宋文帝仍“欲经略中原”。宋朝廷群臣能认清形势者不多,反而纷纷“争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漠最是跃跃欲试,想建武功。宋文帝高兴地对侍臣说:“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意思是希望群臣也能仿汉代的名将霍去病,大败匈奴,封狼居胥,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拓跋焘的南征。瓜步之役

  宋还未出击,拓跋焘就抢先一步,于公元450年二月亲自率领十万步骑南征。宋南顿太守郑琨、颍川太守郑道隐弃城逃走。北魏军把宋悬瓠城(今河南汝南)层层包围。城中宋军不满千人,北魏军昼夜攻城,搭起云梯临城而射,矢如雨下。宋守军以一当百,杀伤敌人以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双方相持四十二天之久,北魏军始终无法攻入,只好解围而去。

  北魏另一路大军由永昌王拓跋仁率领,北屯汝阳。宋文帝令镇守彭城的徐州刺史武陵王刘骏备三日粮,袭击北魏军。刘骏征发境内马,得一千五百多匹,分为五军,直趋汝阳。北魏军只预计到宋的救兵从寿阳来,对彭城方向的守军掉以轻心。宋军突然逼向汝阳,杀北魏军三千余人,烧其辎重。魏军大败,慌忙东走。然魏军探听到宋军后无援军,便引军突然反扑。宋军战败,士卒得生还者仅九百余人,战马只剩下四百多匹。

  四月间,北魏拓跋焘率军北还。回到平城后,拓跋焘给宋文帝书声称:“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割江北输之;摄守南渡,当释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镇、刺史、守宰严供帐之具,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蠕蠕,西连赫连、沮渠、吐谷浑,东连冯弘、高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资治通鉴》卷一二五,下同)魏军虽退,但一场更大的南攻已在酝酿之中。宋文帝对此估计不足,不思如何防御,反而想马上兴师北伐,建立奇功。左军将军刘康祖认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宋文帝立即反驳道:“北方苦虏虐政,义徒并起。顿兵一周,沮向义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也进谏:“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曾二次出师北伐,皆无功而还,到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未逾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沈庆之所言确是明智之见,当时形势对宋极为不利,宋的当务之急不是出击,而是防守。但宋文帝对敌我力量估计错误,固执己见,对沈庆之的忠言逆耳,反而说:“王师再屈,别自有由,道济养寇自资,彦之中途疾动。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宋文帝盲目自信,低估了对方的力量,而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

  七月,宋文帝下诏北伐。由于财力不足,国内上起王公、妃子,下到民间百姓,都要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因为兵力不足,在青、冀、徐、豫,二兖六州全境征兵。符到之日,十日内就须整装上略,民间丁壮皆被征发,田间劳作就多剩下妇女老人了。

  宋军精锐倾国出动,东西并举,一时声势浩大。宋军攻占碻磝,使沈庆之守碻磝,王玄谟进围滑台,柳元景等将兵出弘农,大军进迫虎牢。拓跋焘率兵救滑台。双方展开了激战。

  王玄谟所率部“士众甚盛,器械精严”,但他“贪愎好杀”,在实战中也缺乏指挥才能,打得很被动。他派钟离太守垣护之以百柯为前锋,占据了石济(位于滑台西南一百二十里处),这本来可以乘胜进攻,但王玄谟却命令垣部按兵不动。垣护之闻魏兵将至,派人急驰劝王玄谟马上进攻滑台。王玄谟不加理睬。不久,拓跋焘率大军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天动地。王玄谟惧而退走。魏兵追击,宋兵死者万余人,散亡殆尽,委弃军资器械堆积如山。王玄谟撤退之速,竟来不及把消息告垣护之。魏军以缴获王玄谟的战舰,用铁锁连成三层,横在河上,想断绝垣护之的退路。垣军顺流而下,每到铁锁处,就令兵士用长柯斧砍断,终于得以突围。

  宋军的其余各部作战,也连连失利。只有柳元景部打得很顽强,连克卢氏、弘农、陕县,占领了潼关,直逼关中。但孤军深入作战,最后不得不撤退。

  魏军开始由防御转向进攻。拓跋焘命令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趋寿阳,尚书长孙真趋马头,楚王建趋钟离,高凉王那自青州趋下邳,拓跋焘自己则从东平趋邹山。

  宋军弃甲南逃,魏军穷迫不舍。魏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凉王那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之处无不残破。宋沿途城邑守军望风披靡,魏军很快就直达淮上。宋京城建康处在危急之中。

  宋文帝派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急救彭城,但行到盱眙时,魏军已过淮。臧质令宂从仆射胡崇之、积弩将军臧澄之建营东山,建威将军毛熙祚据前浦,臧质自己扎营城南。围绕盱眙,形成鼎足之势。在魏军猛攻之下,胡崇之、臧澄之、毛熙柞三营皆败北。臧质按兵不敢动。夜里,质军亦溃。质率七百人去盱眙城。拓跋焘攻盱眙不下,留偏师围攻,自己率大军南下。

  魏军长驱直入,几乎没受到什么阻挡。元嘉二十七年(450)十二月,魏军直抵达瓜步(今江苏六合)。魏宋之间进行了着名的瓜步之战。瓜步古时滨临长江,与建康隔江相对。魏军伐苇为筏,坏民庐舍,日夜备战,声言欲渡江直捣建康。建康形势万分危急,内外戒严。百姓纷纷组织护城,王公以下子弟皆被征发。宋领军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口要塞,游逻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陈舰列营,周亘江滨,自采石(今安徽当涂)至暨阳(今江苏江阴)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

  事与愿违,力主北伐的宋文帝懊悔不及,对臣下自责:“北伐之计,同议者少。今日士民劳怨,不得无惭,贻大夫之忧,予之过也。”又曰:“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而能征擅战的大将檀道济几年前却因猜疑而被他杀掉了。檀道济死前曾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贸治通鉴》卷一二五)

  魏军在宋军严密防备之下,一时无法进攻。魏后方也不稳固,加上远路作战,兵师疲敝,第二年(451)春便解围而去。魏军在后撤中,又几乎没有遇到宋军追堵,魏军过彭城时,江夏王义恭畏惧万分,不敢出击。当时魏军俘虏了宋万余人口,军民混杂,驻扎在离彭城不过十里之遥的安王陂,只要宋军出兵袭击,就有可能救下这批被俘人口。但义恭竟眼睁睁地看着魏军不打,等到宋文帝诏书到,命他出击时,魏军已先闻风声,杀尽俘虏人口遁去。

  宋军在北伐和瓜步之战中,都打得很被动。这固然是由于双方实力相差较大,宋无论在人力、物力上都不如北魏,但指挥上,也存在着很大失误。宋文帝“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日时,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越趄,莫敢自决”。将帅不能根据具体情况主动灵活指挥作战,打起仗来,是很吃亏的。

  瓜步之战,宋受创惨重。经过战乱,宋土一片残破。元嘉之治自此衰落了。

  战争中获得胜利的北魏也没有获得什么好处。魏军在战争中“士马死伤亦过半,国人皆尤之”。但与宋相比,魏的损失就小多了。

  这以后,南北两方很少大战,出现南北相对平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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