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第三节 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

  瓜步之战,使宋受到严重的打击,北魏也蒙受重大的损失。公元451年,北魏大武帝为中常待宗爱所害。宋文帝闻讯,布署北伐,但没有得到胜利的战果。公元453年二月,宋文帝也为太子劭所害。至此,南北朝的历史进入一个南北对峙并同时都趋向衰弱的时期。一直到北魏六镇起义(523)的前夜,这一时期延续了七十多年,这期间包含了宋文帝死后的二十多年、南齐二十四年和梁武帝初期的二十年。六镇起义后不久,北魏分裂为东西魏,梁也分裂出后梁,南北朝对峙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又向前发展了。

  在这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北朝之间有和有战。像淝水之战和瓜步之战那样规模大、影响大的战争是没有了,但也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战争,不过这并不足以改变南北对峙的形势。在南朝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其中包含皇权与宗室间的斗争和帝王与权臣间的斗争,也包含经济领域年的斗争。当然,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是经常存在的。在北朝方面,民族矛盾是社会矛盾的主要形式,而阶级矛盾往往是以民族矛盾的形式出现。有名的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质上也是民族矛盾的产物。孝文帝想缓解这一矛盾,但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

  本节叙述宋、齐、梁初政治权力的攘夺并上溯到东晋初年。以后三节,将分别叙述江南经济的开发和农民起义,北方的民族矛盾和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还有北魏与南朝的和与战。

  门阀大族和寒门庶族间政治权力的更迭

  宋、齐、梁初,实际掌握政治权力的状况,同东晋时期相比,有相当大的变化。

  东晋时期,是门阀大族发展的顶峰,他们既掌握政权又掌握兵权。

  渡江以后,权力最大的是王家。当时社会上流传着“王与马共天下”(《晋书·王敦传》)的说法。王导居中掌朝中大权,王敦领兵屯驻荆州,居战略要地。甚至,元帝在江东即帝位时,百官皆陪列,却令王导升御床共坐。玉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才不说话。

  王氏之后,有庾氏。庾氏也是既掌政权又握兵权。庾亮在朝廷作宰辅,庾翼、庾冰一直领兵。

  庾氏之后是桓氏。桓温领兵,桓家子弟都领兵。桓玄还领兵自上游入建康,废了晋帝作起皇帝来。

  桓氏之后是谢氏。谢安掌政,谢玄、谢石、谢晦都领兵。谢氏是门阀大族中最后一家掌握兵权的。他们也代表门阀大族作了最后挣扎。在寒门出身的刘裕兴起以后,谢晦还领兵居上游荆州重地,他与宋文帝之间的斗争,除他们个人间的恩怨和权力的斗争外,多少也反映了门阀大族和寒门的权力争夺。直到谢灵运一个文人,还想用兵夺权。

  门阀大族的权力,在刘裕起来后受到挫折。寒门素族在政治上渐强起来。

  刘裕集团,从文到武多出自寒门,可以说是个寒门集团。他的手下如刘穆之是“家本贫贱,赡生多阙”(《宋书·刘穆之传》)。徐羡之是“中才寒士”,傅亮是“布衣诸生”(《资治通鉴》卷一二○)。武将如刘毅“家无担石之储”(《宋书·武帝纪上》)。

  门阀大族权力衰落了,并不是说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有什么衰落。门阀大族丢掉了政权和兵权,政治地位却仍然很高,仍然享有高官厚禄,门阀大族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门阀大族之所以丢掉权力,一方面是由于新兴的皇家如宋和南齐都是要求加强君权的。要加强君权,他们就乐意用易于指挥的寒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门阀出身的人,轻视世俗事务,脱离实际,逐渐丧失了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种情况,在东晋时已经出现。《世说新语·简傲篇》载有桓冲、王徽之这样一段故事:“玉子猷(徽之)作桓车骑(冲)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骑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①这个故事,很形象地描述了门阀士人既无行政能力,也不屑于过问行政事务。宋齐时期,寒门庶族逐渐取代门阀士族掌握了朝廷大权。《宋书·恩幸传序》:“孝建(宋孝武帝)、泰始(宋明帝),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近,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途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宋文帝时,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纠,出身寒门,并管要务。孝武帝时,巢尚之、戴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参与“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凡诏敕施为,悉决于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民间称戴法兴为“真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巢尚之出身是“人士之末”,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明帝时,阮佃夫、王道隆、杨运长,并为中书通事舍人。阮佃夫出身台小吏,王道隆初为主书书史,杨运长初为宣城郡吏。

  南齐时,任中书通事舍人的有:纪僧真、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珍之,或门户低贱,或起自小吏,但“既总权重”,都“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

  中书通事舍人是中书省中的低级职位。魏晋时期,中书省权在监、令、侍郎;至南朝,中书省权在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成了清贵职务,但却无权了。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南朝的门阀士族,一般已满足于无权的高官厚禄。虽然他们在经济上仍保有土地、部曲、客、奴隶,在社会地位上,还有“士庶之分,本自天隔”的高贵身份,但较之东晋时期,已大大的衰落了。

  典签制,朝廷对宗室和地方的控制

  来、齐时期,有一种典签制度。这是加强皇权,控制宗室和地方权力的制度。

  宋、齐都用自己的子弟担任各州刺史。这原是一种保卫朝廷的办法。但从西晋以来,宗室封王,又兼任地方州镇长官,其结果不仅未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反而更多地成为威胁和颠覆朝廷的力量。宋、齐都接受了以宗室诸王任州镇长官的办法,但却指派皇帝的左右亲信去作诸王的典签,代诸王批阅公文。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大。朝廷通过典签控制诸王、控制州镇。典签权力之大,甚至诸王的生活、行动都要受典签的控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年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世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宋孝武帝)、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齐书·武帝十七王列传论》称:“帝王子弟,……龆年稚齿,养器深宫。……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屈,动应启闻。……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己莫由。……斯宋氏之余风,在齐而弥弊也。”典签权重,其例甚多。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猩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坚,举动每为典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其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其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制以专辄之罪。鱼复侯子响愤杀典签吴修之,遂以抗拒台兵被杀。齐武帝闻之说:子响遂反?戴僧静大声喊:诸王都应反?帝问故。对曰:“诸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但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典签小官,权重如此。

  典签之设置,即使把诸王、刺史的一举一动都管起来,也不足以解决朝廷与地方间的矛盾。皇帝、诸王,是亲父子兄弟。亲父子兄弟可以互相残杀。典签是皇帝的亲信,他们也可以参与诸王地方集团对朝廷的反抗。权之所在,即利之所在也。权利之所在,父子兄弟不相让。这在历代政治史上已习见,在宋齐时期,君臣、父子、兄弟间的斗争以至屠杀,比前后各朝代表现更为残酷。

  宋文帝兄弟父子之间

  宋文帝以弟彭城王义康为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荆州和扬州是长江流域经济开发的两个重点地区。《宋书·何尚之传》称:“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沈约在传后又发挥了一句:“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彭城王义康“少而聪察,及居方任,职事修理”(《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文帝以义康为荆州刺史,都督上游八州诸军事,是对这个弟弟的信任。

  元嘉五年(428),左光禄大夫范泰对司徒王弘说:“天下事重,权要难居。卿兄弟盛满,当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征还入朝,共参朝政。”(《资治通鉴》卷一二一)第二年春天,王弘又上表请求解职,让义康入朝主持政务。文帝接受王弘的意见,命义康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事,领南徐州刺史,使义康和王弘共辅朝政。王弘多病,而且有意让义康主政。从此时开始,朝廷内外大权集中在义康手里。前面引录的文帝给义康的信,就是这时写的。

  义康与王弘并录尚书事,又渐渐不满意。他想作扬州刺史。他对人说:“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讵可卧治!”元嘉九年,王弘死。义康改领扬州刺史,达到作扬州刺史的目的,并且独揽朝政。

  义康仗恃天子之亲弟,又喜问政事,遇事常自己专断,不请求文帝的诏旨。有的人看见义康权力大,遂来依附。太子詹事刘湛和领军将军殷景仁本是好友,殷景仁还曾把刘湛推引给文帝。殷景仁得幸于又帝,官职比刘湛为高,刘湛便极不高兴。刘湛曾作过义康的长史,有这层旧关系,这时义康专掌朝政,刘湛便委心自结,希望因义康宰臣之力使文帝罢黜殷景仁。可是,义康愈是说殷景仁的坏话,文帝对殷景仁越是信任,加殷景仁官为中书令、中护军。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帝对义康的专权已经不高兴了。刘湛初到朝廷来时,文帝对他礼遇甚厚。他善论治道,熟悉前代故事,听者忘倦。后来结党朋比,煽惑义康。文帝对他极不喜欢,但表面。上还忍耐着。文帝对亲近人说:往日刘湛来见我,我“常视日早晚,虑其将去;比入,吾亦视日早晚,苦其不去也”(《资治通鉴》卷一二三,下同)。

  文帝常常有病,刘湛就对义康等说:“天下艰难,讵是幼主所御!”他还常到尚书议曹查看晋成帝末年立康帝的旧事,为文帝死后立义康为帝作准备。刘湛这些事,文帝也微有所闻,虽然为了义康间兄弟关系,还未有所发作,但“自是主、相之势分矣”。

  矛盾终于爆发了。元嘉十七年(440),文帝下令收刘湛付廷尉,下诏暴其罪行,在狱中处死,并诛其子及党羽。义康上表逊位,文帝以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他向文帝辞别,文帝对他沉默哭泣,不说话。他动身去豫章的时候,文帝遣沙门慧琳去送他。他问慧琳:“弟子有还理不?”慧琳说,“恨公不读数百卷书。”史说义康虽然“性好吏职,纠剔文案,莫不精进”,“然素无学术,不识大体”。

  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与丹阳尹徐湛之密谋杀文帝,迎立义康,徐向文帝告密,事败孔被杀。事情自然连及义康,被削爵治罪,义康及其子女皆降为庶人,绝属籍,徙付安成郡(今广西宾阳东)。义康在安成,读书读到汉淮南厉王长事,废书长叹说:“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为宜也。”

  义康一再获罪能得不死,是靠了他姐姐会稽长公主的保护。会稽长公主是刘裕的长女,文帝对她很尊敬。她尝对文帝说:“车子(义康小字)岁暮,必不为陛下所容。今特请其生命。”说罢恸哭。文帝指蒋山发誓说:“必无此虑。若违今誓,便负初宁陵。”(《宋书·彭城王义康传》)初宁陵,指刘裕的陵墓,墓地在蒋山。

  元嘉二十四年冬十月,胡藩之子诞世杀豫章太守桓隆之,据郡反,打算推奉义康为主。事败,被杀。

  义康不死,对文帝说终究是一块心病。胡诞世反时,江夏王义恭就对文帝说:“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资治通鉴》卷一二六)。义康不愿就徙。文帝犹豫未定。元嘉二十八年(451),拓跋焘大军南征,到瓜步。当时人情汹汹,文帝怕有人奉义康为乱,太子劭、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也都要文帝对义康早作处置,文帝遂赐义康死。骨肉关系终究抵不过权力之争,蒋山之誓也就不提了。

  宋文帝太子劲,“好读史书,尤爱弓马。……意之所欲,上必从之”(《宋书·元凶劭传》)。看来,劭有文武才具,并且自幼为文帝所喜爱。瓜步之战,太子劭“出镇石头,总统水军,善于抚御。上登石头城有忧色,劭曰:‘不斩江湛、徐湛之,无以谢天下’”。文帝欲兴师北伐,太子劭和护军将军萧思话等都表示反对,唯吏部尚书江湛、丹阳尹徐湛之善窥人主意,力主北伐。所以劭说不斩此两人,无以谢天下。由此,太子劭与文帝的宠臣徐湛之、江湛结下仇恨。元嘉二十八年以前,文帝对太子劭还很信任,为了防备宗室诸王谋乱,使太子东宫甲士数与羽林兵相等,有一万多人。但自二十八年以后,文帝和太子劭之间渐生嫌隙。

  二十九年,便发生巫蛊事。文帝宠爱潘淑妃,潘妃生子濬与太子劭一同搞巫蛊。文帝对潘妃说:“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濬小字)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巫蛊是刻木人,埋地下,诅咒文帝早死,故文帝有这样的话。

  文帝欲废太子劭,赐濬死。潘妃密告太子劭和濬。劭遂起兵入宫杀了文帝,并杀徐湛之、江湛等人。

  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起兵寻阳讨劭。经过一场战争,劭败被杀。武陵王骏即帝位,就是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与同姓王的矛盾

  孝武帝刘骏是文帝的第三子。他即位时,他的叔父南郡王义宣任都督荆、雍、梁、益、湘、交、广、宁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义宣“在镇十年,兵强财富”(《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想调义宣为丞相、录尚书事。义宣不听调动。一些野心家如臧质、鲁爽等恭维他,劝他称帝。义宣遂举兵反。义宣是个庸才。司州刺史鲁秀听他哥哥鲁弘的话跟随义宣反叛,他到江陵去谒见义宣,出来后捶胸后悔说,“吾兄误我,乃与痴人作贼,今年败矣!”(《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鲁秀说他是痴人,其才能可知。

  宋朝廷以沈庆之、薛安都迎战鲁爽,以柳元景、王玄谟迎战义宣。战争的结果,沈庆之败鲁爽,于军斩之。柳元景大败义宣军。义宣兵溃,单舸逃走,不知所措,闭户而泣。臧质败回寻阳,被杀。义宣败回江陵。雍州刺史朱修之入江陵,杀义宣及其子十六人。

  孝武帝杀义宣后,更大杀宗室。他在位十年,先后杀了武昌王刘浑、竟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南平王刘铄等。

  扬州刺史、竟陵王诞“宽而有礼,又诛太子劭、丞相义宣,皆有大功,人心窃向之。诞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孝武帝又怕又忌恨,“不欲诞居中,使出镇京口;犹嫌其近,更徙广陵”。并使心腹大臣刘延孙“镇京口以防之”。竞陵王诞也知道孝武帝畏忌他,也暗作准备,借口魏人入侵,修整广陵城池,积聚粮草兵器以自固。

  有人告刘诞欲反。孝武帝命以始兴公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南兖州刺史,将兵讨诞,围广陵。城破,杀诞,诞母、妻皆自杀。广陵城中士民,无大小悉命杀之。沈庆之请免五尺以下死,其余男口皆死,女子以为军赏,犹杀三千余口。

  孝武帝听到广陵已破,诞死,高兴极了。他出宣阳门,命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侍,独不呼万岁。孝武问他:“卿何独不呼?”蔡兴宗说:“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资治通鉴》卷一二九)

  孝武帝的儿子前废帝子业,是一个更为残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讨杀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义恭,并杀其四子。杀大臣柳元景并其八子、六弟及诸侄,又杀大臣颜师伯并其六子。又遣使诛杀江夏王义恭的世子湘州刺史伯禽。对大臣说打就打,如对待奴隶。又杀新安王子鸾,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又要杀徐州刺史义阳王昶,昶逃奔北魏。又杀会稽太守孔灵符、宁朔将军何迈,杀三朝元老大臣沈庆之和领军将军王玄谟。

  湘东王或、建安王休仁、山阳王休佑,都是前废帝的父辈。前废帝把他们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任意折磨。

  前废帝作恶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终日战栗,各有异志,中外骚然。最后,宫省内外结合把他杀掉。湘东王彧即帝位,是为明帝。前废帝于公元464年五月即位,465年十月被杀,在位一年有半。

  宋、齐宗室的灾难

  宋、齐宗室,特别是皇帝的近亲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往往被在位的皇帝及其拥护者视为潜在的威胁,成为猜忌的对象,以至成为斩除的对象。这在宋明帝和南齐明帝时特别显得突出,这时的宗室很难免于身亡家破的灾难。

  宋明帝初即位,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起兵反对。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起兵响应子勋。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以及许多地方郡守都起兵响应子勋。“朝廷所保,唯丹杨、淮南等数郡,其间诸县或应子勋。”(《资治通鉴》卷一三一)

  明帝靠“六军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习之兵”,经过艰苦的大战,最后战胜子勋和各路放军,取得胜利,杀(时年十一岁)晋安王子勋。安陆王子绥、临海王子顼、邵陵王子元,并赐死。接着,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产、庐陵王子舆、子趋、子期、东平王子嗣、子悦,并皆赐死。孝武帝二十八子,至此差不多全杀光了。

  明帝后期,身体多病,以太子幼弱,深恐他死之后,他的弟弟们将不利于他的太子,于是又拿他的弟弟开刀。泰始十年(471),先从性情刚狠的南徐刺史晋平王休佑开始,命人把他从马上挤下来加以殴拉致死;继又毒死建安王休仁。休仁临死,骂道:“上得天下,谁之力邪?孝武以诛兄弟,子孙灭绝,今复为尔,宋祚其能久乎?”(《资治通鉴》卷一三三)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素胆小谨慎,但这更招明帝之忌,只有桂阳玉休范,以人才凡劣,不为明帝所忌,得保全生命。

  明帝疑忌宗室,又疑忌功臣、大臣。吴喜在晋安王子勋起兵时,立了大功。但明帝晚年疑忌他在三吴颇得民心,他对亲信刘励等说,“(喜)泰始初东付,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吴,凡再经薄战,而自破冈以东至海十郡,无不清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非积取三吴人情,何以得洱伏如此!寻喜心迹,岂可奉守文之主,遭国家可乘之会邪!譬如饵药,当人羸冷,资散石以全身,及热势发动,去坚积以止患。非忘其功,势不获己耳。”(《资治通鉴》卷一三三)因此,功劳卓着的吴喜便不得不死。

  泰豫元年(472),明帝病更严重了。时后兄王景文为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明帝怕他死之后,皇后临朝,王景文以元舅之尊必为宰相,对儿子不利,便送毒药给他赐死。

  明帝死,子苍梧王即位,年十岁。这时,宗室的势力是削弱了,但权臣的势力发展起来。萧道成逐渐掌握政权,杀苍梧王,立顺帝。不两年,萧道成消灭了尚书令袁粲和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串演了一场禅让剧,宋顺帝把皇位让给萧道成。

  萧道成杀宗室子孙也是很残酷的。《南史·宋本纪下》记载:“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出死矣。”即皆被萧道成杀了。

  萧道成曾告诫他的儿子武帝说:“宋氏若不骨肉相践,他族岂得秉其衰敝。”因此,当南齐武帝时,宗室尚得保全。但到了明帝时候,他就大杀齐高帝(萧道成)和齐武帝(萧赜,道成子)子孙。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杀绝了。

  宋、齐大杀宗室,是因为怕这些宗室起来夺取皇位。事实上,宋齐时期也是有不少宗室起兵争夺皇位,其中有的还是成功的,如宋孝武帝就是由江州起兵夺得皇位。但这些起兵的宗室王侯,多很年幼,如宋晋安王子勋起兵时只有十岁,那有几岁的孩子就能指挥大军起兵反叛。这与他们手下的官佐有很大关系,他们是想因起事而得到更大的富贵。

  门阀大族离开必争的“权力”,倒是因祸得福了。他们一般满足于高官厚禄的荣誉地位。他们起家都作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秘书丞等官,这些官职品位虽然不高,却极清选。当时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地兼美”(《陈书·蔡凝传》)、“秘书丞,天下清官”(《南史·张裕传附曾孙率传》)的说法。他们不须争斗,就能“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中有点野心的,也不过如王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附子僧达传》),或加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附曾孙王融传》)。他们优游岁月,无案牍之劳神,不必为政治斗争互相残杀而惊心,也不必为改朝换帝而动容,君统变易,朝代更迭,与己无关。他们像别人结婚时的宾客一样,有时为受禅者授玺而已。有这样一个故事:宋末司空褚渊的儿子褚责去看望从叔褚炤,炤问:司空今日何在?贲回答说: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炤不高兴地说:“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附从孙炤传》)对待改朝换代,他们漠然置之,因为改朝换代也不会影响他们的地位和荣誉。《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称:“自是(指魏晋)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天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改,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朝帝室间的杀戮和门阀大族对政治风云的漠不关心,只是当时政治斗争和腐败的不同表现。

  梁武帝的协调政策

  梁武帝萧衍,是南齐的皇室。其父萧顺之在萧道成代宋的过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在南齐明帝大杀宗室的过程中,顺之的一家没有被杀。

  萧衍是萧顺之的第三子。史称他“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南史·梁本纪》)。他与萧子良结交,是“八友”①之中的佼佼者,在仕人中颇有影响。东昏侯统治时,“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梁书·武帝纪》上)。萧衍看到齐朝统治已不会很久,已立意取而代之。他在襄阳暗中大作准备“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南史·梁本纪上》,下同)。永元二年冬(501),萧衍于襄阳举兵,“是日建牙,出檀溪竹木装舸舰,旬日大办”。因当时南齐的统治已腐朽之至,完全丧失了民心,故萧衍起兵后“百姓愿从者,得铁马五千匹,甲士三万人”,一时声势大振。经过二年多时间,终于废齐建梁。

  梁武帝统治的时间近半个世纪(502—548),是南朝诸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统治,可分两大时期。前期的统治较为安定,《梁史·武帝纪赞》称:“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只是到了晚年,委事群幸,政治也就不清不明了。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发展有益。

  梁武帝重视统治阶级内部门阀大族与寒门素族之间的矛盾,在用人上采取调和政策。他一方面采取重用门阀中人,维护和扩大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使这部分人成为稳定政权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注重寒门才学之士,起用他们担任机要之职。例如,他十分宠信的朱异,“遍览五经,尤明礼、易”(《南史·朱异传》),就出自寒门。门阀大族和寒门并重,是梁武帝选拔官吏的基本政策。

  梁武帝认为宋、齐动乱,是皇帝御下太严所致。他竭力宽厚待人。在皇室内部,他想用骨肉恩爱来代替骨肉相残。他早年无子,将侄儿萧正德作嗣子。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正德从皇帝当然的继承者变成普通王侯,心中忿恨,竟引魏攻梁。后来萧正德又从魏逃回。梁武帝不但不治罪,还毫不责备。梁武帝对待兄弟也很宽容,他的六弟萧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南史·梁临川王宏传》)。他原以为萧宏在私藏武器,后来看到只是财物,便称赞他会积财。

  梁武帝还令蔡法度为尚书删定郎,制定出《梁律》。以后又令尚书令王亮、吏部尚书范云、尚书仆射沈约等加以修订。宋齐只沿用晋律,无所创制,至此开始有了比较完备的刑律。但《梁律》“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隋书·刑法志》),对官吏犯罪几乎没有约束。

  梁武帝这些协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对于维系统治集团内部团结,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但“急于黎庶”,终于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缓于权贵”,又使统治集团无法无天,最后终于酿成恶果。但在梁武帝统治的前期,这些矛盾还未激化,在政治上尚能保持一个粗安的局面。

  

  ① “不问马”,“未知生,焉知死”:都是《论语》中语。 ①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召揽文学之士,萧衍、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沈约、谢眺聚集于其间,号为“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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