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第四节 江南经济的开发、民族间的关系和农民起义

  南北朝的战与和

  瓜步战后,南朝与北魏之间仍不断有战事,军事上的南弱北强之势越来越显着。刘裕死后不久,北魏攻取了宋的滑台、虎牢、洛阳等地。宋明帝刘彧时,魏又夺去淮水以北青、冀、徐、兖四州及豫州淮水以西九郡,宋的防线逐步南移。虽然南北战争不断,但南北朝之间的聘问并没有断绝。

  瓜步战后的数十年间,南北朝廷礼尚往来。国有大事,互派专使。如南齐高帝萧道成之死,魏遣李彪来吊;北魏文明太后之死,齐遣裴昭明来吊。在经常聘问中,南北朝廷也妙选使者,为对方所重。在梁与北魏的聘问往来中,“梁使入,邺下为之倾动。贵游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魏使至梁,亦如是”①。这段略见,在南北朝对峙的局势中,双方也有友好往来,不是一味剑拔弩张的。

  至于南朝与北魏的战争,梁武帝天监六年(507)的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之役,是一次相当大的硬仗。先是天监五年,梁出兵北伐,以帝弟临川王萧宏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南数十年所未之有”。大军进驻洛口(今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一个夜里,洛口遭暴风雨,萧宏以为敌兵将至,吓得与几个骑士逃去。将士求宏不得,皆散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丢弃病员和老弱,死者近五万人。冬十月,魏军进围钟离。第二年正月,魏又发兵数十万攻钟离。城中才三千人,梁将昌义之督帅将士,随方抗御,一日战数十合,前后杀伤万计,魏人死者与城平。豫州刺史韦叡是当时梁的名将,素有韦虎之称,奉命救钟离。三月,淮水暴涨六七尺,韦叡乘机用火攻进击。梁军奋勇,呼声震天,无不以一当百。魏军全线崩溃,丢掉器甲,投水而死的有十余万人,被斩的人数也约略相当,被生擒者五万。缘淮水百余里,尸相枕籍。梁战利所得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计其数。对于梁来说,这是一次很重大的战役,对于阻遏魏军南侵的势头和巩固国内的统治,都有一定的意义。南北之间战争规模不大、和在一定条件下南朝在战争上的胜利,对于南方社会经济的开发都是有利的条件。

  西晋末年以来,北方黄河流域不断遭受战争的灾难,社会受到严重破坏,土地荒芜,人口减少。相对而言,长江流域遭受的破坏是比较小的。而且有自北方不断南移的大量人口。在北方城市经济和交换经济因破坏而衰落的时候,南方随着土地垦殖,人口增长,靠着长江水上交通的便利,商业交换也有相应的发展。

  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原来是比北方落后的。如《史记·货殖列传》所描写,江南地区因为地广人稀,土地垦殖常常采用火耕水耨的办法。这种火耕水耨的办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仍在使用。西晋陆云答车茂安书写道“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庾信《归田诗》有“穿渠移水碓,烧棘起山田”之句,徐陵的诗中也有“烧田云色暗”、“野燎村田黑”。这些文字都表明,直到南朝晚期,火耕肥田的办法还在使用。但粪肥似也在推广。宋文帝的功臣到彦之“初以担粪自足”,他的曾孙到溉官至吏部尚书,当时人还讽刺他:“到溉尚有余臭,遂学作贵人。”(《南史·到彦之传附溉传》)到彦之由担粪农民作了大官,这是不多见的,但农民担粪肥田可能已是比较普遍的了。江南水乡在前代水利建设的基础上,水利灌溉事业有了更广泛的整理和推广。有了水,有了肥料,农业产量自然会提高。南朝时期,江浙的太湖流域、江西部阳湖流域、湖南洞庭湖流域和浙江东部的会稽地区,成为着名的产粮区。沈约在《宋书·孔季恭传》就记载:“江南之为国,盛矣!丹阳、会稽……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霩、杜之间(汉代农业发达地价高昂地区),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初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可见江南农业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南方的商业交换也发展起来。魏晋开始,金属货币在北方几乎绝迹,谷帛代替了钱币。但在南方,金属货币的使用却是不断扩大。宋时,何尚之说:“晋迁江南,疆土未郭,或士习其风,钱不普用。今王略开广,声教远暨,金镪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宋书·何尚之传》)由于钱币的铸造落后于社会对钱币的需要,因而产生筹码不足和钱币盗铸等问题,这是江南社会经济问题中一个重要问题。

  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江陵、夏口、建康和京口是沿长江的大都市,又是货物的集散地。建康是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

   有数十万人口。这数十万人口的日用品,可能一部分自己生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粮食自然绝大部分需要由外地运来。这也促使建康商业的繁荣。东晋安帝元兴二年(404),因发生了一次大风灾,便出现了“贡使商旅,方舟万计,漂败流断,骸飺相望”(《晋书·食货志》)的情况,这可见长江船只之多。建康几十万市民日用百货、粮油杂用,除市内手工业作坊供应外,要靠郊区、三吴地区供应,一部分还要由长江中上游供应,靠长江上下船只运输。也有一部分粮食从长江中上游运到建康来。《宋书·吴喜传》即记载,吴喜自荆州还建康,“大艑小艑,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而粮食由长江下游往上运的情况却是比较少的。《宋书·孔觊传》称:“时(孝武帝大明八年)东土大旱,都邑米贵,一斗将百钱。道存(觊弟)虑觊甚乏,遣吏载五百斛米饷之。觊见吏谓之曰:我在彼三载,去官之日,不办有路粮。二郎至彼未几,那能使得此米耶?可载米还彼。吏曰:自古以来,未有载米上水者,都下米贵,乞于此货之。不听,吏乃载米而去。”同书卷还记载:“觊弟道存,从弟徽,颇营产业。二弟请假东还,觊出渚迎之。辎重千余船,皆是绵绢纸席之属。觊见之伪喜,谓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侧。既而正色谓道存等曰:汝辈添预士流,何至还东作贾客耶!命左右取火烧之,烧尽乃去。”这故事也说明长江上下颇有作贾客的,其中还包含一些士流。南齐初年,三吴地区连年水灾而粮价并不高涨。孔觊说:“三吴,国之关阃,比岁被水潦而籴不贵,天下钱少,非谷穰贱,此不可不察也。”(《南齐书·刘悛传》)。因钱少而谷价涨不起来,可能有道理。但更实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商业交换发达,粮食可以从别的地方运来,才使得纵有水灾粮食减产,而粮价因之不贵。

  因为商业交换发达,“关市之征”成为南朝财政收入的必要构成部分。北魏世宗时,甄琛上疏,曾以南朝关市税比北朝的谷帛之输。他提出:“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魏书·甄琛传》)北魏世宗的时代,约当南朝齐梁之际,比宋齐时代稍晚,但他既说“相承”又说“仍崇”,这段文字所说是可以包括宋齐的。那就是说,商业及商业有关的税收在南朝税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和南海各地的贸易,在宋齐这一时期也有发展。广州是南海贸易的大港口。南海各地的货物多从这里进入中国,中国各地的货物也多从这里输出国外。历史记载宋齐时期凡在广州作官的,无不发大财。《宋书·褚叔度传》称:叔度任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还至都,凡诸旧及有一面之款,无不厚加赠遗”。当时人有两句话:“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南齐书·王琨传》)王琨号称清廉,及罢任还都,还“买宅亩三十万,余物称是”(同上)。

  南方的民族关系

  江南、广州地区的开发,必然要影响到有关地区原来的居民。在这些居民中,有许多是少数民族。汉族人经济势力的渗入,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安静生活。

  长江以南,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到三国两晋时为止,汉族和汉族文化在南方的发展,也只是沿长江两岸,沿海以广州为重点的一些点,与从荆州南下,通过湖南、江西逾五岭而至广州交通线上疏落的一些点。这以外的广大区域,还多是少数族居住着。

  汉末晋末,北方汉人大量南移。东晋南朝时期,汉族文化才逐渐传播开来,沿着原来汉人已到的上述点线地区向外发展。当时南方广大地区居住的民族,主要的是“蛮”、傒、俚和僚等。汉文化传到他们居住的地区,与他们便发生冲突,又通过冲突而逐渐有一定程度的融合。

  “蛮”,是南方诸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常用作南方各少数民族的通称。蛮族中有两大支:一支是长沙、武陵蛮,一支是巴郡、南郡蛮。长沙、武陵蛮,自称是盘瓠之后。他们的居住地区是长沙、武陵(今湖南省)一带。“分建种落,布在诸郡县”(《宋书·夷蛮传》)。后向西北迁移,发展到今湖北西部。他们原居在武陵一带的,又分为椎谿、樠谿、辰谿、酉谿、舞谿,谓之五谿蛮;一部分居住在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诸郡(今湖北省西部)。蛮人所居多深山重阻,人迹少到的山区。宋时,荆州设南蛮校尉,雍州设宁蛮校尉,用以管理有关蛮族的事务。当时,“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而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宋书·夷蛮传》)。

  巴郡、南郡蛮,是廪君蛮的后裔。传说廪君原出于武落锺离山,廪君乘船从夷水至盐阳(约在今四川、湖北相邻地带,参看《后汉书·南蛮传巴郡、南郡蛮条》注)。后繁殖、生活于巴郡、南郡(今湖北省西部)。东汉光武时,徙其种人七千余口到江夏郡界,后称为沔中蛮(今湖北汉水下游一带)。“东晋时,沔中蛮因刘石乱后渐徙于陆浑以南(今河南省南部),遍满山谷。”(《通典·边防典·南蛮传序》)其活动地区还东到庐江郡(今安徽庐江一带)。《宋书》所称豫州蛮,就是指的这一支。他们“种落炽盛”,居住的地区“北接淮汝,南极江汉,地方数千里”(《宋书·夷蛮传·豫州蛮条》)。

  汉人在长江流域的发展,首先与“蛮”族接触。汉族统治者需要蛮族人民向他们出租税、出徭役,当兵打仗。为此,他们不断向蛮族人民居住地区展开残酷的进攻。宋时,进攻得很频繁,也很残酷。沈庆之前后数次领兵向蛮族进攻,他们俘获的生口就有几十万人。《宋书·夷蛮传》总论宋廷对蛮族的战争指出:“自元嘉将半,寇慝弥广,遂盘结数州,摇乱邦邑。于是命将出师,恣行诛讨。自江汉以北,庐江以南,搜山荡谷,穷兵罄武,系颈囚浮,盖以数百万计。”

  对蛮族用兵所得俘虏,一般是送京师作营户,充兵役。征服的地区,即设立郡县称左郡左县,以管领蛮族人民,使其供租赋。如《宋书·荆、雍州蛮传》所称:“蛮民顺附者,一户输谷数斛,其余无杂调”,可能就是左郡县的赋税征调。宋孝武帝时,西阳(今湖北黄岗北)蛮附,“以蛮户立宋安、光城二郡”(《宋书·夷蛮传》)。在《宋书·州郡志》中,晋末及宋时以蛮民立的郡县有武宁、宋安、安陆、建宁等数郡,有靳水、赤亭、东安、阳城等二十多县。

  南齐时,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有更多的以蛮民设立的郡县。在豫州、南豫州、郢州、司州和雍州宁蛮府领下以蛮民设立的郡县,有四十四郡、一百三十九县。这些县所管领的户口,没有记载。如果以晋时所置的武宁郡“领县二、户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宋书·州郡志》荆州条)为基数来估计,一百三十九县当有四十来万人口。南齐管领的户口总数,照崔祖对齐武帝所讲的情况,是“今户口不能百万”(《南史·虞玩之传》),则蛮族人口占的户口比数是很高了。

  溪,也写作奚或仅。溪族居住的地区,主要在今江西南部和广东北部。溪族人多以渔钓为业,所居多在水边,这大概是溪族得“溪”名的原因。陈寅恪以为溪人之称,当与五溪地名有关系。①东晋南朝的门阀大族看不起溪族人,常常骂他们是“溪狗”。温峤就曾嘲陶侃为“溪狗”(见《世说新语·容止篇》)。南齐范柏年骂胡谐之为“傒狗”(见《南史·胡谐之传》)。《晋书·陶侃传》称:陶侃本鄱阳,徙家寻阳,早孤贫。刘敬叔《异苑》云,钓禨(周一良疑“禨”当从石,作“禨”)山者,陶侃曾钓于此山下水中。陶侃出身微贱,少年时曾以渔钓为业,温峤又嘲他为“溪狗”,可能陶侃是出身溪族的②。

  历史文献中,常常谈到溪族人的语音不正的问题。如《初学记·奴婢门》载宋乔道元与天公:“小婢从成,南方之奚,形如惊■,言语嵝厉,声音骇人,唯堪驱鸡。”又如《南史·胡谐之传》:“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此两处都提到溪人语不正。溪语音不正,似正好说明溪人之汉化。如溪人纯说溪语,汉人将完全不懂。语音不正,盖正在汉化,说汉语又杂有溪语,故成不正。

  晋末宋初,溪人还是强悍善斗的。卢循起兵北上时,殷阐对何无忌说:“(卢)循所将之众,皆三吴旧贼,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所谓“始兴溪子”即溪族人。

  俚族居住的地区,主要是湘、广西州,即今湖南、广东。汉族势力向广州一线发展,与俚人的接触渐多。如《宋书·羊玄保传附希传》载:“泰始三年,出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希以沛郡刘思道行晋康太守(今广东德庆)领军伐俚。”又《宋书·良吏传·徐豁传》载:“元嘉初,为始兴太守(今广东韶关)。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县各言损益。豁因此表陈三事。其一曰:(郡)既接蛮俚,去就益易。……其三曰:中宿县俚民课银,一子丁输南称半两。”

  僚,主要居住地区是长江上游的蜀,即今四川境。《华阳国·志李寿志》称,“晋康帝建元二年(344),蜀土无僚,至是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大为民患。”《魏书·僚传》称:“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所在多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建国中,李势在蜀,诸僚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攻破郡县,为益州大患。势内外受敌,所以亡也。自桓温破蜀之后,力不能制。又蜀人东流,山险之地多空……僚遂挟山傍谷。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由此可见,僚的活动地区主要在蜀,自巴西、犍为一线逐渐向外扩展。

  自东晋至陈,南朝常与“僚’族有战争。据《南齐书·州郡志》所载:南齐时益州有东宕渠僚郡、越嶲僚郡、沈黎僚郡、甘松僚郡、始平僚郡、齐开僚郡、齐通僚郡,大约都是以降附和征服的僚民建立的。

  户籍整理和反却籍斗争

  南渡的北方劳动人民,江南汉人和各少数族人民共同开发了江南广大土地,发展了江南经济,但江南统治者剥削惨重却使得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反抗斗争遂不断发生。

  南朝的租税制度,大体是延续魏晋的制度下来的。人民的负担,主要有租、户调和徭役。此外又有市税、商税、盐税、酒税、鱼池税、丁塘税、口赋、赀赋等杂税。人民的负担是沉重的。宋齐时期,一般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在齐武帝永明六年(488)顾宪之对武帝的启中所谈山阴一县的情况,可见一斑。他的启写道:“山阴一县,课户上万;其民赀不满三千者,殆将居半;刻又刻之,犹且三分余一。凡有赀者,多是士人,复除。其贫极者,悉皆露户。役民三五属官,盖惟分定:百端输调,又则常然。比众局检校,首尾寻续,横相质累者,亦复不少。一人被摄,十人相追:一绪才萌,千孽互起。蚕事弛而农业废,贱取庸而资华贵。应公赡私,日不暇给。欲无为非,岂可得乎?”(《南齐书·陆慧晓传附顾宪之传》)

  人民最苦的是兵役和徭役。东晋王羲之致尚书仆射谢安书写道:“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返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调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其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死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晋书·王羲之传》)。又宋武帝永初二年冬十月丁酉诏:“兵制峻重,务在得宜。役身死叛,辄考旁亲,流迁弥广,未见其极。遂令冠带之伦,沦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举户从役者,便付营押领;其有户统及谪止一身者,不得复侵滥服亲,以相染连。”(《宋书·武帝纪》)

  人口逃亡,在户籍者日少。在籍日少,则剩下的在籍者租税徭役负担必更重;重则人民逃亡。整理户籍,成为南朝政府的大事。

  人民逃亡,主要有几个去处:一投依门阀大族作依附民部曲、客;二投依寺院作僧尼、白徒养女:三藏匿山林作流亡逃户。还有其他,等等。朝廷势力强大时,它搜括逃户是比较全面的。它与大族争人口,也与寺院争人口,更大力搜括藏匿山林、隐瞒户籍的逃亡户。桓温的庚戌土断和刘裕的土断,都是比较严厉的。一般整理户籍的矛头,多是指向不附籍的侨户和逃亡户。

  东晋以来,户籍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是郡国户口。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用一尺二寸札;已在官役者,载之。”(《太平御览》卷六○六)齐高祖建元二年(480)的诏书指出:“黄籍,民之大纪,国之治端。自倾氓俗巧伪,为日已久,至乃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板;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编户齐家,少不如此。”(《南齐书·虞玩之传》)这两条史料说明,黄籍是郡国编户民的户籍。

  自籍似是郡国编户民以外的侨户的籍。白籍最早见于《晋书·成帝纪》。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已下皆正土断白籍。”白籍似是土断的对象,即尚未正式编户的侨民。

  宋、齐两代都整理过户籍,宋文帝元嘉年间曾整理过一次户籍。文帝无嘉二十七年,曾规定以“八条取人”。“光禄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犹手自书籍,躬加隐校”(《南齐书·虞玩之传》)。虞玩之还提出:“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为正。”这都说明宋文帝元嘉年间曾进行过一次户籍整理。南齐开国的两代皇帝,都曾积极整理户籍。齐高祖建元二年(480),虞玩之遵照高祖诏书的意图,上表请求整理户籍。他认为当时“户口多少不减元嘉而板籍顿阀”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自孝建已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二、勋薄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如此两条,天下合役之身已据其大半矣。三、又有改注籍状,诈入仕流,苦为人役者今反役人。四、又生不长发,便谓为道,填街溢巷,是处皆然。五、或抱子井居,竟不编户,迁徙去来,公违上断,属役无满,流亡不归。宁丧终身,疾病长卧。六、又四镇戍将,有名寡实,随才部曲,无辨勇懦,署位借给,巫温比肩,弥山满海。他指出,有这六项,是“坊吏之所以尽,百里之所以单也”,户籍之所以顿阙,乃由这些原因。(同上)

  齐高祖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随即采取措施整理户籍。“乃别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但这办法本身就有问题。限人一日得数巧,必然会出毛病。于是不仅出现。于是货赂因缘,籍注虽正,犹强却以充程限”的情况,还出现“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通典·食货志》)的情况。

  齐武帝初年,继续贯彻执行齐高祖的办法,继续强力整顿户籍。于是,到武帝永明三年正月(485),便激起富阳侨人唐寓之领导的白籍人反却籍的斗争。《南齐书·沈文季传》载:“是时,连年检籍,百姓怨望。富阳人唐寓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诳惑。三年冬,寓之聚党四百人于新城,水断商旅,党羽分布近县。”《南史·茹法亮传》载:“(吕文度)又启上籍被却者悉充远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阳人唐寓之,因此聚党为乱,鼓行而东,乃于钱塘县僭号,以新城戍为伪宫。三吴却籍者奔之,众至三万。”起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唐寓之被杀。

  检籍和反检籍的斗争,本来是逃亡户与官府的斗争。逃亡户为了逃避租税徭役负担而设法脱籍,官府为把逃亡户拉回来负担租税徭役而检籍。但检籍,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治清明的稳定时期,检籍的效果可能相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在政治混乱或腐败的时期,检籍的结果则往往是增加了统治者的收入,扩大了其剥削面,却丝毫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原来担负租税徭役者仍要承担着已有的沉重的负担,原来不负担租税徭役的逃亡户现在却也要负担了。而且,尽管朝廷或官府是比较励精图治的,而执行的官吏却是贪污腐败的,好办法通过腐败的官僚机构也会变了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南齐初年的这次检籍,恰巧是由一些贪污、腐败的人去执行,结果是“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在这种情形下,唐寓之反检籍、反却籍的斗争,是农民起义的一种具体形式,在南朝的阶级斗争史上,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起义。

  南朝的农民战争,自宋至梁初,陆续不断。其中规模较大的,在宋末,有羲阳(郡治在今湖南安乡)张群为首的农民起义,他们曾攻破羲阳、武陵、天门(郡治在今湖北石门县)、南平(郡治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南南平镇)等四郡。在梁天监四年(505),有益州地区以焦僧护为首,众至数万的起义。在梁中大通五年(533),有以齐苟儿为首的众至十万人进围成都的起义。

  

  ①参阅《廿二史札记》,卷十四《南北朝通好以使命为重》。

  ①参看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明馆丛稿初编》。

  ②参看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族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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