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第六章 文化发展的总形势

  第一节 玄学和儒学

  东汉中叶以后,外戚、宦官迭相专政,政治日趋腐败。面对这种社会政治现实,以太学生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现实政治持批评态度。他们站在外戚、朝官一边反对当政的宦官。宦官制造了两次“党锢之祸”,残酷迫害反对派。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下,许多文人士大夫开始不过问政治,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

  东汉末年,曹操掌权,即以法治天下。他在用人上提出唯才是举,曾下令:“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遇未而无知者乎?”(《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这种只问才能不问德行的思想,是直接与东汉以来儒家的名教相对抗的。曹操杀了对他存大功的荀彧、崔琰、毛玠等人,也使一些人心惊胆战。

  东汉末年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影响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意识形态。政治上他们从过问政治、砥砺名教和积极的现世态度,转变为不问政治、逃避现实、以求明哲保身;思想上他们接受了消沉的、对事不作反抗的,但又含有思想解放的老、庄思想。以老、庄、易为内容的玄学思想,开始抬头。

  魏普时期洛阳的玄风及其东渡

  汉末三国,由儒学到玄学的转化中,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们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

  马融,东汉中后期人,是一名儒。邓骘仰其名,召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踊贵,自关以西,道殣相望。马融后悔未应邓骘之召,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后汉书·马融传》)。遂往应邓骘之召,也就是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为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政治上堕落的人,生活上无不堕落。马融就是“居守眼器,多有侈饬,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他以老庄哲学作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灵魂的安慰。他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

  郭泰,生于东汉晚年。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知识阶层的人曾激烈地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但在残酷迫害下,他们对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时身为大学生领袖的郭泰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抱朴子·正郭篇》)南州高士徐穉使人劝郭泰:“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后汉书·徐穉传》)郭泰、徐穉的思想,反映汉末知识阶层思想的低沉。低沉的思想潮流,为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何晏、王弼,是玄学的奠基人。《文心雕龙·论说篇》称:“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老子)、周(庄子)当路,与尼父(孔子)争涂矣。”《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直取其清淡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庄》、《老》、《周易》,总谓三玄。”

  何晏、王弼,都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何晏着有《道德论》(此据《三国志·魏志·曹爽传》,张湛注《列子·天瑞篇》引何晏作《道论》)。王弼着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着有《老子指略》。

  何晏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晋书·王衍传》)这里所谓“皆以‘无为’为本”,可能多了一“为”字,应该是“皆以‘无’为本”。以下几句话,也都是讲“无”的,不是讲“无为”。“无”和“无为”含义是不同的。

  王弼的主要论点,大体与何晏相同,也是把“无”说成万有的本体。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何晏、王弼祖述老、庄,阐扬玄学,但两人都尊崇孔子。何晏着有《论语集解》,此书现尚存。王弼着有《论语释疑》,此书已佚,但部分内容保存在皇侃的《论语义疏》和邢昺的《论语正义》中。他们注释《论语》,与汉儒的解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注重讲《论语》的微言大意,而且多从玄学的角度加以发挥。

  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这规律是客观规律,是自然规律。合乎这个规律的就是正确的,就是道理,就是“道”。如何看待自然、社会,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这是哲学问题;古往今来的认识,是千差万别的。

  儒家有儒家的认识。《中庸》称:“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性,就是客观自然、客观规律;顺着性走,即顺乎自然走,就是道:把顺乎自然的道加以修饬整齐,就是教。

  儒家虽然讲性、道、教的关系,但儒家所重的却是教。儒家是政治家、教育家、人事家,而不是哲学家。至少不怎么太讲宇宙万物的本体这些哲学问题。对“性”、“道”,只是说说而已。

  玄学,是哲学。玄学讲世界万事万物的本体。比起儒家来,老、庄和玄学追求解释宇宙万事万物更根源的东西。

  在玄学家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前面所引何晏、王弼的言论,都讲的是这个意思。无,要给一个名称的话,就是“道”。如王弼认为:“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邢昺《论语正义述而篇》“志于道”句疏引《论语释疑》)《老子》书中有一句“道常无为”。据王弼注这句话是“顺自然也”。“无为”就是顺自然。

  这里可以看到儒学、玄学的同和异。儒学和玄学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这就是“道”。这是他们的共同处。但如何对待“道”,两家就不同了。儒学认为应该“教”,即应该“修道”,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这就要“有为”。玄学认为要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就要“无为”。

  认识上虽然有这不同,但在实际问题上,何晏、王弼,都不反对儒家的名教。名教的“教”,就是“修道之为教”的“教”。他们认为自然就是道,无为就是顺乎自然:名教不能离开道,名教应当体现自然。顺乎自然和体现自然没有矛盾。这样,自然和名教就统一起来了。

  老庄“自然”和儒家“名教”的统一,不仅是何晏、王弼的思想,而且是西晋玄学的主流思想。《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桓宣子(修)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衍)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差不多同样内容的故事又见之《晋书·阮籍传附瞻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恣嗟良久,即命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故事出之王衍、桓修还是出自王戎、阮瞻,问题不大。他们都是西晋玄学的正统派人物,代表的都是玄学中的主流思想。在正统派眼里,名教、自然是统一的。

  魏晋之际,司马氏为了夺权,对党于曹氏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这就使得玄学阵营出现分化。依附司马氏的一派(他们之中也有并非真心依附,只是在恐怖面前不得不低头),一面谈玄一面不离名教。如王衍,就一面谈玄,一面欣赏桓修的老庄和圣教“将无同”的答案。山涛“性好老庄”,是所谓竹林七贤之一,他曾上疏晋武帝,劝他对百姓“崇风尚教以敦之”(《晋书·山涛传》)。所谓“尚教”,自然是儒家名教。党于曹氏的一派,他们不愿意与司马氏合作,但又怕有杀头的危险。于是他们一方面向司马氏低头,一方面又旷达放诞,不务世事。阮籍和向秀就是例子。据《晋书·阮籍传》称: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卧为常。”嵇康被杀后,向秀应本郡计入洛阳。司马昭问他:“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说:“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晋书·向秀传》)

  对于魏晋玄学之盛,也不能过于夸大,好像魏晋时期只有玄学。应该看到的是:玄学只是洛阳之学,而且只是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学。洛阳城外无玄学,洛阳第一流世族之外,无玄学。洛阳以外,仍有儒家的传统地位。洛阳以外的士子,仍是读儒家传习的经书。

  永嘉乱后,一部分洛阳世族渡江而东,装在他们头脑里的玄学思想也随之东渡了。《晋书·卫瓘传》附孙《卫玠传》记载:“(玠)好言玄理。……玠以天下大乱,欲移母南行……母泣涕从之。至江夏……遂进豫章。是时,大将军王敦镇豫章,长史谢鲲,先雅重玠,相见欣然,言论弥日。敦谓鲲曰:昔王辅嗣(王弼)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何平叔(何晏)若在,当复绝倒。”卫玠,可以说是稍后于阮籍等人的玄学代表人物,他也从洛阳来到江东。东晋初年掌权的人物,如王敦、王导、庾亮,都是玄学中或受玄学影响的人物。

  东晋一朝,玄风是相当盛的。王、谢等世族子弟,虽然大多没有哲学头脑,不能谈玄说理,阐述老庄,他们的生活情调却是正始遗风。梁朝时期,玄学似又一度小盛。《颜氏家训·勉学篇》称:“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洎于梁世,兹凤复阐,《老》、《庄》、《周易》,总谓三玄。”

  儒学传统地位的继续

  关于魏晋时期地方上仍尚儒学,可从《晋书·儒林传》的人物大多是地方上的人得到启示,也可以此作为一种证明。

  《晋书·儒林传》中的人物,都是地方上的人。他们来自:吴郡钱塘、巴郡临江、东海襄贲、会稽余姚、济南东平、济北卢县、高密淳于、上党、雁门、庐江潜县、弘农、东莞姑幕、鲁国、陈留、京兆、乐陵等地。他们教授生徒,有的有数千人;有着述,往往都是潜心儒术,家世好学。他们传经授业,在地方上都是很有影响的。范宣家于豫章,范宁为豫章太守。“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这些儒家,除少数为地方着姓,多数是“家贫”,能“安贫乐道、“潜心着述”。《晋书·儒林传》,反映了地方上儒学之盛,是儒学的天下。

  洛阳以外,地方人士要读书,都是读儒学经典的。在十六国的君主中,如刘渊的儿子刘聪、石勒、荷坚等及北魏的孝文帝,都是重视儒学的。在本卷有关章节中都有所反映。

  五德终始思想在十六国时期又大盛起来。十六国的君主都信奉这一套,定服色,定德性,信灾异样瑞之说。石勒以赵承金(晋为金德),为水德,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发生日蚀,石勒就避正殿三日,令群臣公卿各上封事(《晋书·石勒载记》)。前燕慕容携,也以自己为水德,承金之后,旗帜尚黑,牲牡尚玄(《晋书·慕容载记》)。后秦姚苌,自谓是以火德承秦氏木行(《晋书·姚苌载记》)。姚兴以日月薄蚀,灾青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晋书·姚兴载记》)。

  这是十六国中几个较大的国信奉用五德终始、灾异之说的几个例子。其他小国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这些材料,说明了十六国时期儒学在北方中原地区仍是居有传统的统治地位的。

  十六国时期的儒学是上承魏晋、东汉的。玄学在洛阳世族上层盛行起来了,儒家丢了洛阳这块地盘,但在地方上保存下来。

  就是西晋玄学极盛时期,玄学也并未迈出洛阳一步,并没有能像《晋书·儒林传》所描述的那样,“摈阁里之经典,使宪章弛废,名教颓坏”。洛阳之外,地方上仍是儒家天下。当然,长期兵荒马乱之后,魏晋十六国时儒学不如两汉之盛,也是事实。

  《北史·儒林传序》称:“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这种学风的不同,与北方儒学渊源和玄学东渡有关系。北方的儒,来自十六国时期的儒,其渊源可以更上推到东汉。东汉儒是章句之学,传业者寝盛,支叶繁滋,一经说到百余万言。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来源于此。南方儒学浸润着玄学精神。北魏李业兴作使臣去梁,向梁武帝谈到自己“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何敢仰酬”(《魏书·儒林传》)。这说明北方儒学不受玄学的影响,而南方玄学之盛则会影响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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