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三节 史学

  
第三节 史学

  历史撰述的成就50000046_455_1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伪历史撰述,继司马迁班固之后,有新的成就。它的代表作,有陈寿的《三国志》、裴宏的《后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成就不如这四部书,页在纪传体史书中还占有一定地位的,有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

  陈寿生当蜀汉和西晋交替之际,见闻当较真切。他的书在当时已受到好评。有人评论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有人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得失,有益风化”。

  陈寿的史才,表现在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在《三国志》中记述了自184年黄巾起义以后至280年晋灭吴,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洯这一时期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记述了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记述了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记述了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记述了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他于《魏书》三十卷中,首列《武帝纪》以记曹操的创业;接着,在记帝、后妃及汉末诸雄之后,就写《诸夏侯曹传》和《荀彧荀攸贾诩传》。诸夏侯曹是魏家宗亲近臣,他们的盛衰是曹魏盛衰的一面镜子。二荀是参与曹魏军国大计的内幕人物。此外,以二十卷分写魏的宗王、谋臣、将帅、循良、文学、清名、叛臣、方技和边族。他于《蜀书》十五卷中,特写刘备和诸葛亮而于亮备极推崇。《诸葛亮传》通过隆中对、说孙破曹、永安托孤、出师表,以概括亮的一生事业。而在关羽、董和、董允、廖立、李严、蒋琬、姜维以及其他各传中随时写出亮的政治威信、政治影响。他于《吴书》二十卷中,特写了吴创业之君孙策和孙权,也写了江东主持军国大计的重臣周瑜、鲁肃、吕蒙和陆逊。蜀、吴两书也都分别写了文臣、武将、忠良、清名、文学和术数。《三国志》外表上有类于传记汇编,实际上却自有一个密针缝制的局度。

  陈寿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武帝纪》又记杀董承、杀伏后。纪中已委婉地记出了杀伏后的原因,而杀董承的内幕则另见于《蜀书·先主传》。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对他所称赞的人,如对刘备,在《先主传》中称其弘毅宽厚,但在《周群传》中记其以私怨杀张裕:对诸葛亮,在本传中用司马懿的话称亮是“天下奇才”,但不讳言街亭之败和“将略非其所长”,并在《马良传》中记其任用马谡的错误,在《刘封传》中记其杀刘封不以其罪。陈寿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力图把历史的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

  陈寿叙事简洁。有时能于简洁之中,点化出人物风貌。如《蜀书·先主传》称:“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记:‘后备诣京见权,求都督荆州。惟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这都使历史人物的情态跃然纸上。

  在陈寿以前,关于三国的历史着述,有鱼豢着《魏略》三十八卷,王沈着《魏书》四十八卷,韦昭着《吴书》二十五卷,杨戏着《季汉辅臣赞》,但都限于一个地区。像陈寿这样合三国为一书,还是纪传体史书的一个创举。鱼豢书号称“巨细毕载,芜累甚多”①。王沈书,《晋书》本传的评论是:“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韦昭书,从现存佚文看来,颇多人物小传。杨戏书名为“赞”,记史事不多,且已多为陈寿书所采用。后来《三国志》传下来,这在着述质量上的与众不同有重要的关系。

  袁宏,史称其“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机对辩速”,作文倚马可待。所着《后汉纪》是继荀悦《汉纪》而作,起自公元17年琅琊吕母起义至220年曹魏代汉,约二百余年的史事。卷数同荀悦书,也是三十卷。字数约二十一万多,比荀悦书要多一些。

  当年荀悦着《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是一部完整的西汉史,他剪裁了《汉书》就成为新的着作。此后,在很长的时期内也很少新的西汉史问世。袁宏着《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着述是有好多种的。在纪传史方面,有三国时谢承《后汉书》一百三十卷,晋薛莹《后汉记》一百卷,司马彪《续汉书》八十三卷,华峤《后汉书》九十七卷,谢沈《后汉书》一百二十二卷,张莹《汉南纪》五十八卷,袁山松《后汉书》一百卷,宋范晔《后汉书》九十卷,刘义庆《后汉书》五十八卷,梁萧子显《后汉书》一百卷,连同东汉时官府陆续修撰的《汉纪》一百四十三卷,共十一种。在编年史方面有晋张璠《后汉纪》三十卷,习凿齿《汉晋阳秋》四十七卷,孔衍《后汉春秋》六卷,连袁宏自己的《后汉纪》共四种。袁宏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要比荀悦多。另外,在同类着述上,袁宏遇到了不少的对手,这是荀悦着书时所没有的。最后,只有袁宏和范晔的书流传下来了。司马彪书传下了八志。其他关于东汉史纪传、编年的着述都没有流传下来。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述史事的才能。他以八卷的份量写光武帝时期约四十年间的历史。这四十年的历史,头绪多,人物多,错综多,在他的笔下写得错落有致。他以六卷多的份量写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以来,董卓的当权,群雄的混战,曹操的得势和赤壁之败,以至曹魏代汉。这也是全书中写得详细而精彩的部分。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撰集方法。从实际运用上看,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要有些发展。荀悦有时也类举多事,但主要是类举一两事。袁宏总是把时代约略相近的同类人物连续地写好几个。如《后汉纪》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光、周党、王霸(太原人)、蓬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着称的人物。这样的写法,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但如使用过多,就不免随时出现了人物小传或轶事的简单连缀,这就把编年的特点削弱了。在《后汉纪》里,这种优点和缺点都是有的。

  袁宏在《后汉纪·序》里提出了要达到“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这样的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三十写赤壁之战,写出了周瑜、孙权和诸葛亮三人都反抗曹操而三人又是三种身份、三种见识、三种声口;写出了诸葛亮在赤壁之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改变了孙权对刘备和曹操的看法,促成了孙刘的合作,有意识地把形势推向三国鼎立的局面。

  范晔着《后汉书》,记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的二百多年间的史事,有纪十、列传八十,共九十卷。志十未写成。还有纪传例,已久佚。

  范晔书八十列传,在按照时代先后的编次之下,发展了“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六申述范书类次的方法说:“例如卓茂本在云台图象内,乃与鲁恭、魏霸、刘宽等同卷、以其皆以治行着也。郭汲、杜诗、孔奋,张堪、廉范皆国初人,王堂、苏章皆安帝时人,羊续、贾琮、陆康皆桓灵时人,而同为卷,亦以其治行卓着也。张纯、国初人、郑康成、汉末人,而亦同卷,以其深于经学也。”此外,他连续举了十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应该注意的是:范书的方法不只是简单地以类相从,而是在了类从之中,犹有“细意”,往往是因人见事,反映出来一些历史的问题。

  范书列传三十九记王充、王符、仲长统,这都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列传四十三记周燮、黄宪、徐穉等,这都是当时所谓高士。列传五十八记郭太、符融、许邵,这都是以识鉴着名的人物。列传十三记窦融、十四记马援,三十记班彪、固,四十二记崔骃,四十四记杨震,这是几个不同类型的名门的家史。像这样的编写,也是以类从的方法,因人见事,反映了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历史问题。

  范晔以“自得”之学自负,对书中的论赞自视甚高。他自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尽管范晔的话未免过于自信,他的论赞却也确实写得出色。他的中兴二十八将论,《党锢列传·序》、《宦者列传·序》,都是着名的史论,既突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重点,又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分析,《邓骘传·论》论外戚问题,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范晔的论赞,于继承《史记》、《汉书》的传统外,也受到魏晋以来某种史论的影响。正像秦汉之际的一些人关心古今之变的原因一样,魏晋以来的长期动荡曾推动了一些人关心较长时期内的历史,因而梁武帝撰编《通史》六百二十卷,而吴韦昭《洞记》四卷,记庖牺以来至汉魏间事:晋皇甫谧撰《帝王世纪》十卷,记三皇以至汉魏间事。总括一代以至数代兴亡大事的史论,这时也引起一些历史学者的注意。着名的,如魏曹冏着《六代论》,论夏商周秦汉魏的兴亡;晋陆机着《辨亡论》,干宝着《晋纪·总论》,论孙吴、东晋的兴亡:习凿齿临终上疏,论晋宜越魏继汉。《后汉书》的论赞,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影响下,发挥了作者的历史见解,其显着的特点就在善于从历史形势的发展上论述古今的变异。

  范晔原来打算作志,没有实现。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中的八志以补范书,附纪传以行。司马彪,是西晋高阳王睦的长子,但没有接嗣王位,而专精学习。所着《续汉书》,纪、志、传凡八十篇。司马彪书和华峤《汉后书》,是差不多有同样称誉的书。刘知几说:“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刘昭说:“二子平业;俱称富丽。”司马续志有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八种。《律历志》依据蔡邕、刘洪旧作,《五行志》依据应劭、董巴、谯周旧作。《郡国志》录东汉初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百官志》“依其官薄,粗注职分”,对于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年表》。但《汉书》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都有历史文献上的重要价值,在司马彪书里没有续编。这四个部分关系到国计民生和统治职能,司马彪没有这四个方面的志,是很大的缺憾。

  沈约、萧子显、魏收,先后所撰《宋书》、《齐书》、《魏书》三书,在编撰方法上都受到范晔的影响。第一,范书有史例,沈书有志序,萧书有序录,魏书有三十五例。第二,范书有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宋书有恩幸、孝义、隐逸等传,萧书有幸臣、文学、孝义、高逸等传,魏书有恩幸、阉官、文苑、节义、术艺、逸士、列女等传。第三,范晔自赏所作序论“笔势纵放”,并于论外有赞。三书中的论都接近范的作法,不同于陈寿,也不同于马班。萧子显也于论外有赞。

  《宋书》、《南齐书》和《魏书》,一向多被讥评。刘知几责沈约“舞文弄札,饰非文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而认为魏收的曲笔更是厉害。曾巩慨叹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诸史之作者都不足以言着史之才。“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着于世。”他指责:“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刘邠等评论魏收书:“言词质俚,取舍失衷;其文不直,其事不核,终篇累卷皆官爵州郡名号,杂以冗委琐曲之事。”但沈约等的史书毕竟分别写了三个朝代的兴亡大事,也反映了一些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的情况,为后人提供了历史资料。沈约的《律历志》详细地记载了杨伟的景初历、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所制历法及冲之同戴法兴的论难,这是我国历法史的重要文献。《乐志》记歌舞乐器的源起和演变,并汇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其独创的风格。《州郡志》、《百官志》写出了汉魏以来地理和官制的因革。《魏书》中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写出了时代的特点,是两篇重要的论述。

  常璩《华阳国志》、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刘义庆《世说新语》和颜之推《颜氏家训》,也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当重要的史部撰述。这五部书和《三国志》、《宋书》、《南齐书》、《魏书》,在本卷序说中都另有论述。

  历史观点和文献整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观点方面,重门第,尚名教;在历史文献方面,整理工作有了一定开展。重门第,是当时门阀制度在史学上的反映。尚名教,是对封建主义永恒秩序的辩护,其中包含对门阀制度世代传袭的辩护。文献整理的开展,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重门第,这在历史撰述中表现为铺陈谱系的家传形式,同时也表现为对世族与非世族之间的严格区别。在这方面,《魏书》表现得最为显着。《魏书》崔玄伯、穆崇、李顺、裴叔业等人的传,于一卷之中,父子兄弟祖孙连续叙述,有时多达二十余人。《北史·魏收传》:“(杨)愔尝谓收曰:‘此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望公观过知人,以免尤责。’”魏收写列传,是有意识地要保留谱牒中的材料,也就为的是表述名门世族的门第渊源。①《宋书》立《恩幸传》,作者在“传序”中论述了历代任用职官的制度。他说,在殷周之世,傅说版筑,可以为相,太公屠钓,为周王师,这是不论出身,唯才是与。到了两汉,因仍旧制,胡广以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以牛医之子名重京师,而“郡县掾史并出豪家,负戈宿卫皆由世族”,这也并不以职位的尊卑与门第出身的高下相联系。魏晋以下,“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至“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也认为:“周汉之道,以智役愚,台隶参差,用成等级。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种较世有辨。”世族在政治上的这种传统地位,招致人主的不信任,因而世族以外的人为人主所赏识,得以掌管机要。沈约的这种看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历史的。但沈约在感情上总认为这些人不是正途出身,给他们戴上“恩幸”的帽子,并说“《汉书》有《恩泽侯表》,又有《佞幸传》,今采其名,列以为《恩幸篇》云”。实际上,《宋书》的“恩幸”与《汉书》的“恩”“幸”并不相同,只是用以区别“士庶”,反映了作者对门第的成见。

  伴随着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发展,关于谱牒的记录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之学。《新唐书·柳冲传》论述谱学发展的状况,说:“晋太元(康)中,散骑常侍河东贾弼撰《姓氏谱状》,十八州百十六郡分七百一十二篇,甄析士庶,无所遗。宋王弘、刘湛,好其书。弘每日对千客,可不犯一人讳。湛为选曹,撰及家谱,以助铨序。文伤寡省,王俭又广之。王僧孺演益,为十八篇。东南诸族,自为一篇,不入百家数。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尤所谙究。希镜传子执,执更作《姓氏英贤》一百篇,又着《百家谱》,广两王所记。执传其孙冠,冠撰《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本于贾氏。唐兴,言谱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时谓肉谱者。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初汉有《邓氏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大抵具此。”唐中叶以后,门阀制度趋向衰落,谱学也就随之衰落了。

  《隋书·经籍志》有谱系类,所着录书,存之合计,有五十二种一千二百八十卷。其中,除《世本》等四种十一卷、《竹谱》等三种三卷外,都属于谱学之作。谱学书中,有《冀州谱》、《洪州诸姓谱》等书,这又表明门阀与地望的关系。对于这一点,柳冲曾说过:“善言谱者,系之地望而不惑,质之姓氏而无疑,缀之婚姻而有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在历史方面重名教,也就是重礼教,其基本内容不外是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伦理规范。在门阀制度下,孝是维护世族累代传袭的最高的道德原则。袁宏在阐述这个观点时说:“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则名教之作,何为者也?盖准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拟议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数,辩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务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贵贱拟斯以辩物;尊卑莫大于父子,故君臣象兹以成器。天地,无穷之道;父子,不易之体。夫以无穷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乱,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违失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伦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体者也。”①这是以父子关系为人伦之本,并提高到天地之性的高度。陈寅恪认为:“六朝之士大夫号称旷达,而夷考其实,往往笃孝义之行,严家讳之禁。”②这话说得好,把门阀世族同礼教的关系说得很清楚。

  在文献整理方面,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三件大事值得注意。一是新的图书分类法的出现,二是有相当多的史籍选编和注释出现,三是汲冢书的发现和整理。

  图书分类,这一时期开始从六分法向四分法的转变。自刘向、歆《七略》创六分法,班固因之,撰《汉书·艺文志》。三国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着《新簿》,分图书为四部,有甲乙丙丁之名,而四部分类颇为杂乱。宋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元徽元年,秘书监王俭又造四部书目录、别撰《七志》。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梁秘书监任昉、殷钧,都各撰四部书目录。梁又有《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而阮孝绪别为《七录》。陈有《寿安殿四部目录》、《德教殿四部目录》。这些目录书的分类不尽一致,而四部分类成为总的趋势。①此后,隋唐图书的着录都用四分法,以至于今。至于四部书之称经史子集,则北齐颜之推着《观我生赋》,其自注中已经有了,见于《北齐书》本传。四部的分法、命名和次第,在图书分类法上可以说是影响甚为久远。

  史籍的选编,可以上溯到孔子删定《诗》《书》。史籍之有注释,也可上溯到公羊、谷梁之传《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两项工作都有所开展。姑无论《尚书》、《春秋》的注释书有大量的出现,《史记》、《汉书》也是“师法相传,并有解释”。《隋书·经籍志》着录有《晋书钞》三十卷,《汉书钞》三十卷,《正史削繁》九十四卷,又有《史汉要集》二卷,自注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这些书已不传,当都是选编的书。《昭明文选》、《弘明集》,一般不作为史书看,但从文献的角度看,这是流传下来的经过选编的文史方面的汇集。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有裴松之之注《三国志》,刘孝标之注《世说新语》,都以繁富见称,垂名后世。裴松之自述《三国志·注》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刺,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谬显然,言不附理,则随速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的这些话,可以归结为:补缺遗,备异闻,正继谬,论当否,共四条。这是裴松之的着述旨趣,也是他注史的体例。这在史注中是很出色的,在这以前的文献注释中似还没有前例。

  汲冢书,是晋武帝时在汲郡古墓中所得竹简书。《晋书·束皙传》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记《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说天类也。《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着作,得观《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汲冢书的考证工作,于束皙外,尚有荀、挚虞、王接、卫恒等人,见《晋书》荀、王接等人传。《穆天子传》,流传至今。《纪年》,称《竹书纪年》,早已散佚,今有辑本。《竹书纪年》记古史,与儒家所记经传大不相同,对研究古史有重大史料价值,甚为近代学者所重。

  文献整理,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中有相当的地位,是应当予以重视的。

  

  ①关于本题的论述,参用白寿彝《中国史学史教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64年内部排印本。 ①《史通·题目》。

  ①参用柴德赓说,见《史籍举要》,页76,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①《后汉纪》卷二十六。

  ②《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版。

  ①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序》又卷三十二,《经籍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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