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四节 文学

  
第四节 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历史大变动,丰富了文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诗作大为发展,小说和文学评论都有一定的成就。

  建安文学

  建安时期(196—219),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盛世。这时期出现了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的诗文,反映了时代的动乱和动乱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他们诗文的风格,慷慨苍凉、意境深沉却又富有生气。《文心雕龙·时序》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他的诗歌质朴豪迈,多有悲凉慷慨的特色。如他的《蒿里行》,叙述了董卓之乱、关东义军讨代董卓之战以及随后的自相攻杀,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害。诗写道: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二十多首,大都具有雄放豪迈的风格。

  曹丕的诗,多是抒情诗,文字流丽,基调比较伤感低沉,没有曹操那种积极乐观风格了。文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曹植。曹植字子建,是曹丕的同母弟,得到曹操的宠爱,但也因此遭到曹丕的猜忌。曹丕作了皇帝后,曹植受到百般压制。他虽贵为封王,实情同囚徒,郁郁不得志。他的作品可以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反映他的政治抱负及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疾苦。后期作品充满了受压抑的激愤。他的前期作品如《送应氏》诗,写出洛阳经董卓乱后的残破景象,有曹操《蒿里行》的气势。另一首《野田黄雀行》是他后期的诗作。诗中,借黄雀比况自己,恨不得像黄雀一样冲破罗网求得解放。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曹丕在《典略·论文》里说:“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骐骥于千里。”(《三国志·魏志·王粲传》注引)就诗而论,王粲的诗是七子中最好的。他的《七哀诗》,反映了战争对人民所造成的浩劫。当时,长安遭受董卓之乱,王粲避乱南依刘表,离开长安时他在郊野里看到战争所造成的人间惨象。诗写得真实而有感情。

  建安时期的三曹七子,在辞赋方面也很有成就。曹植的《洛神赋》,用洛水女神宓妃的神话传说为素材,塑造了一位雍容华贵、秀丽多情的洛神。想象丰富,描写细腻,很有艺术魅力。

  正始文学

  正始时期(240—248),玄学兴起。玄学反映到文学领域里,出现了玄言诗。这时政治斗争残酷,有些玄学中人物如嵇康、阮籍,内心都有苦处,他们的诗还是有感情,有内容的。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惟嵇旨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

  刘勰的理解是对的,嵇康、阮籍虽然也是玄学中人物,但他们的诗却有感情,有内容,不是空洞无物的谈玄说道。正始年间,是魏晋政权的递嬗时期,曹氏、司马氏政治斗争激烈,司马氏残酷地杀害了党于曹氏的文人志士。阮籍、嵇康都是党于曹氏一方的人。嵇康被杀。阮籍嗜酒放达而内心却是苦痛的。这些思想感情,自然反映到他的诗文里去。阮籍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其中一首《夜中不能寐》: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鸣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是心声,《咏怀诗》反映了阮籍内心的苦闷。

  嵇康的性格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恬静寡欲崇尚老庄,一方面却又疾恶如仇,刚强任使。他的性格气质自然会在他的诗里得到反映。有些诗如《酒会诗》表现清逸脱俗的思想,有些诗如《幽愤诗》又表现了愤世疾俗的感情。

  西晋文学

  正始以后,直到两晋之际,玄言诗是主流。《诗品·总论》说:“永嘉贵黄老,祖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作既然理过其辞,淡乎寡味,他们便转而追求形式。《文心雕龙·情采篇》评西晋的作品是:“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情是内容,文指形式。这就是说不注意内容,但追求形式,走向形式主义道路。太康中有所谓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为文章中兴。其实除左思外,一般成就都不高。

  左思的代表作是《三都赋》,当时名家如皇甫谧、张载、刘逵等为之作序作注,都评价甚高。“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文苑·左思传》)。其实,左思的诗要比他的赋好。左思出身贫寒。后来左思的妹妹为晋武帝贵嫔,但这似乎并没有抬高左家的社会地位。左思的诗里对社会门第充满了愤恨不平。他写过八首《咏史》诗,对“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之愤恨不平,溢于言表。他还说:“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他蔑视权贵,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豪气昂然地说:“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的豪气和意境,跃然纸上。

  另外还有傅玄,他的诗反映社会实际,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特别是几首反映妇女问题的诗,如《豫章行·苦相篇》、《秋胡行》和《秦女休行》,或写妇女的受欺凌,或写爱情的坚贞,或写妇女的刚烈,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被《诗品》称作“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的刘琨,在西晋末年屯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和刘聪等相持,后因失败被害。死前有《重赠卢湛》诗云: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

  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

  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这表现了他的效忠国家而又壮志未酬的郁积悲怆的感情。这种悲壮风格是西晋诗中少见的。

  东晋南朝的玄言诗和山水诗

  东晋前期,文学方面比较消沉,没有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正像锺嵘《诗品·总论》所说:“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这里所说“诗皆平典似道德”,指的正是玄言诗。

  东晋初年的诗人,只有郭璞可述。他的诗富于文采,代表作是《游仙诗》。托名游仙,实是表示对现实不满。李善注解说:“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疮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文选》卷二一郭景纯《游仙诗》七首解题)郭璞的诗,可以看作阮籍、嵇康、刘琨、左思一流派。他生在两晋之际玄学盛世,思想里难免受有玄学的影响,但他的诗有内容有感情,语言鲜明生动,不是“平典似道德经”的玄言诗。

  东晋后期,山水诗兴起。到了南朝宋初,山水诗大盛,玄言诗衰落。《文心雕龙·明诗篇》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山水诗兴起的背景是:过江世族居住东土会稽,境地含山临海,河流纵横。出身名家的公子文学之士,闲暇无事,可以邀游山水。兴之所至,发之为诗,于是山水诗出。最有名的山水诗人是谢灵运。

  晋末宋初,文学造诣高的有陶渊明、鲍照、谢灵运、颜延之。鲍照的文学造诣要比谢灵运、颜延之为高。

  陶渊明(365—427),字元朗,后改名潜。东晋大司马、荆州牧陶侃的曾孙。但陶渊明这一支,到他父亲时就没落下来。中年时期,陶渊明曾作过几任小官。义熙以后,便不再作官,终老田园。

  陶渊明一生,尤其是晚年,生活是相当穷苦的,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饱。他的诗句中就有:“弱年逢家乏,老来更长饥”,“菽麦实所羡,熟敢慕甘肥”,“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

  陶渊明少年时受过儒家教育。他的《饮酒》诗有:“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可证。他也曾有一定的政治抱负,他的《赠羊长史》诗有:“贤圣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义熙十三年,刘裕伐后秦,破长安,江州刺史左将军檀韶遣长史羊松龄去关中称贺,渊明作此诗以送之。诗中流露出他对收复关中的高兴心情。由于政治形势的动荡,官场的腐败,他才意志消沉,辞官归隐田园。

  渊明的诗,以田园生活为题材,也都表现出闲适恬静不慕荣利的意境。这可以他的《归田园居》诗一首为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暖暖远人村,依依虚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位田园诗人,不喜欢战争、压迫和剥削。他理想的社会是人们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太平生活的社会。他大约听到过流亡逃户所建立的村社生活的一些传说,他就空想了一个桃花源社会。在这个桃花源社会里,“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这首诗反映当时农民的理想。

  谢灵运(385—433),是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王、谢两家是东晋南朝地方上最高的门阀世族。“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宋书·谢灵运传》,下同)谢灵运喜爱山林生活。他家在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西南)“有故宅及墅”,“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他在会稽“凿山浚湖,功役无已。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他“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今浙江临海县西南),从者数百人。临海太守王琇惊骇谓为山贼,徐知是灵运,乃安。”这种山水生活,孕育了他的山水诗。

  谢灵运写诗,注重字句的雕凿。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评论宋初的文风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林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另一评论家锺嵘在《诗品》里评论说:“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胜,富艳难纵。”两人对谢灵运的诗都是推崇的。但他们所说的,都是谢灵运在文字上下工夫,不是诗的内容。谢灵运、陶渊明都写五言诗。陶渊明写田园生活。透过田园生活吐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他的诗可以说文情并茂。谢灵运写山水,太注意文字技巧,伤害了内容。这是同他的优裕生活分不开的。

  颜延之(384—456),是和谢灵运同时的人。祖籍琅邪临沂,移居建康。少孤贫,好读书,“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宋书·颜延之传》)。颜延之诗的缺点,一是喜用典故“弥见拘束”(《诗品》卷中),二是太注意文字雕饰。他的诗比谢灵运更注意文字的雕凿,更加局促于绮语浮词。他问鲍照,他的诗和谢灵运的诗比起来如何,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如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铺锦列绣”、“雕缋满眼”,形象化地指出了颜诗形式上的优点,也就涵蓄地指出了内容上的缺点。

  宋初的作家,能够一扫只注意形式之风,不在文字词藻方面苦求雕琢,而以矫健之笔抒写自己感情的,只有鲍照。

  鲍照,因为出身门第低微,总是被看不起而受压抑。文学上也不为当时所重视。锺嵘《诗品》感叹地说:“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淹当代。”他的诗总反映出一种怀才不遇和对现实不满的愤懑情绪。

  无论从文学技巧还是内容来看,鲍照的诗确是高出他同代的一些诗人。唐代伟大诗人杜甫曾称赞他是“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把他与李白、庾信并称。他的诗对唐代诗人如李白、高适、杜甫等都有很大影响。

  鲍照的作品,以乐府诗为多。他的诗现存的约二百首,其中八十多首是乐府诗。

  永明体

  南齐时,出现了“永明体”的诗。齐竟陵王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跳等八人尤为竟陵王子良所重,号为竟陵八友。谢脁最长于诗。谢朓的诗,与谢灵运一样也写山水。但他的诗风清新流丽,与谢灵运精雕细刻不同。

  南齐文人极讲究音韵声律。他们把五言诗推向律诗。他们的诗称为“永明体”。《南齐书·陆厥传》:“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四声是沈约首先提出来的。他和谢朓又把它应用到诗里去。

  永明体开创了六朝诗的新风格,被称为新体诗。

  宫体诗

  宋齐诗人讲究文字技巧,描写山水,而内容感情却是空虚的。梁武帝时期,南方长期粗安,门阀贵族生活由安逸更趋腐朽堕落,华侈颓糜。反映到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去,于是产生了宫体诗。

  宫体诗的创制者是梁武帝的儿子萧纲(即简文帝)和他周围的文人徐陵、庚信之徒等。萧纲先是太子,后是天子,所以由他和他周围的文人兴起的诗体就被称作宫体诗了。宫体诗比永明体诗更加辞藻绮丽,而内容更加颓废,以描写色情为主。《北史·文苑传序》载:“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清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

  陈时,宫体诗仍在继续发展。徐陵入陈以后,仍是宫体诗的主将。他们的诗,都是冶艳的,充满了色情的刻画。陈后主也好为艳体。亡国之音,直唱到亡国。侯景乱时,庾信奔江陵,依梁元帝萧绎。出使西魏。梁亡,留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世称庾信为庾开府。他的诗以出使西魏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是宫体诗靡靡之音;滞留北方以后,怀念江南故国,诗多伤感、沉痛、悲观之作。

  南北朝时期的民歌

  南北朝时期,起自民间的新的乐府诗歌即民歌发展起来。无论南方或北方,民歌都很发展,成为南北朝时期突出的文学表现。

  南北方民歌的色彩和情调有鲜明的不同。南方的民歌,以缠绵婉转为特色;北方的民歌,以激昂慷慨为特色。南方民歌的内容,多是描写爱情;北方民歌的内容,恋歌之外,又有牧歌、战歌等等。

  南方的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吴地的民歌,西曲歌是长江中游荆湘一带的民歌。《宋书·乐志》称“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卷四四:“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又卷四七,“西曲歌,出于荆、襄、樊、邓之间。”建业是六朝都邑,商业繁华;荆、襄、樊、邓也都是长江中游的都市,商业也比较发达。荆、扬二州,风土人情不同,吴歌、西歌的情调不一样。但它们所反映的都是都市生活,没有农村或农家生活。

  吴声歌至今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三百多首。西曲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吴声歌有《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等。西曲歌有《石头乐》、《乌夜啼》、《襄阳乐》等。它们的歌辞,多数是恋歌,有的控诉恋爱不自由,有的表诉失恋或被遗弃的悲伤。而情调都是婉转缠绵的。今举《子夜歌》一首为例:落日出前门,瞻瞩见子都。

  冶容多姿鬓,芳香已盈路。

  芳是香所为,冶客不敢当。

  天不夺人愿,故使依见郎。

  北朝文人的诗,既少,又不好。就是北魏末年的温子升、邢邵、魏收号称“三才”者,其诗也只是模拟南朝,毫无特色。但北朝的民歌,却大放异彩。

  北朝民歌,保存在《乐府诗集》里,约有七十来首,以《梁鼓角横吹曲》为主。这些北朝民歌,作者有汉人,但更多的是少数民族。这些民歌的情调,和南方民歌的婉转缠绵不同,就是写男女关系的也是直来直去,没有忸怩神态,既不羞怯,也无含蓄。如《折杨柳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

  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侧侧力力,念君无极。

  枕郎左臂,随郎转侧。

  男女情歌外,也有写迁徙给人民带来的痛苦的。如《陇西流水歌》:陇头流水,流离西下。

  念我一人,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寒不能语,吞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

  遥望秦川,心肝绝断。

  也有写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死伤的。如《企喻歌》: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

  尸丧狭谷中,自骨无人收。

  着名的《木兰诗》,最初可能是北朝晚年的作品。历年加工改造,到唐初才写定的。先是人民的集体艺术创作,又经过文人的艺术加工。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这首诗塑造了一个为人民所喜爱的女扮男装去抵抗外族入侵的英武女性,一千多年来,为人民传诵不已。

  文与笔、骈文的发展

  魏晋以来,散文的发展,向西方面走。一是出现“文”与“笔”的对立。文以抒情,笔以应世。文是有韵的文字,笔是无韵的文字。刘勰《文心雕龙·总述篇》:“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二是出现骄体文。东汉以前,辞、赋、诔、赞以外,一般文体都用散文。东汉末,散文也渐有对仗的倾向。西晋时,潘岳、陆机的文章,开始追求辞藻的华丽和对偶的工整。这一趋势,到了南朝更加发展。辞藻愈来愈绮丽,对仗也愈来愈工整,连辞赋也都骈偶化了。骈体文也传到北方,北朝后期的文章辞赋也都骈偶化了。

  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记述鬼神怪异和人物轶文轶事的小说发展起来。这和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以及门阀世族的盛兴是有关系的。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鲁迅对魏晋南北朝鬼神志怪一类小说兴起的时代原因的说明是正确的。

  三国两晋时期是神鬼志怪小说的兴起时期,现存所谓汉人小说,大概皆为晋以来文人方士之伪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现存之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狯,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第四章《今所见汉人小说》)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鬼神志怪小说,保存下来或部分保存下来的,还不少。其中晋人于宝的《搜神记》,成就是最高的。《搜神记》二十卷,原书已侠,今本为后人所辑录。《搜神记》一书,保存了一些民间故事,借助神怪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如《韩凭夫妇》条:宋康王(战国宋君僵)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怒,王囚之,沦为城旦。……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乎而死。遗书于带曰,……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己,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两冢之端,旬日而大,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为相思树。

  这一故事,揭露了统治者的荒淫无道,歌颂了韩凭夫妇生死不渝的爱情,并通过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美好愿望。

  鬼神志怪小说之外,记述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也颇为盛行。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这类小说,最早的是托名汉刘歆着的《西京杂记》。《旧唐书·经籍志上》称:“《西京杂记》一卷,葛洪撰。”《新唐书·艺文志》也作“葛洪《西京杂记》二卷”。但此书内容庞杂,人物轶闻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专门记载人物轶事的小说故事最早的,大约是东晋裴启的《语林》。此书收集了汉魏以来一直到东晋穆帝时的门阀世族,名士显宦的言行轶事。所记故事新颖,文笔清新,当时曾风行一时。东晋末年,又有郭澄之仿裴启《语林》的风格体例,着《郭子》三卷。

  这类书中,最负盛名而至今尚存的是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书·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附《义庆传》对他编纂《世说新语》没有记载,只载他在徐州时“撰《徐州先贤传》十卷,奏之”,“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上,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大约《世说新语》就是陆展、何长瑜、鲍照这些人集体为他编纂的。

  梁武帝时,刘孝标又为《世说新语》作注,征引广博,用书四百余种。原作有误,则加以纠正;事有不详,则详加引释。其考证之详确,征引之繁富,可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媲美。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是简明而有风致。它保存了当时一些口语。文字简练,往往通过三言两句就能把一个人物性格面貌勾划出来。

  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的专着也在这时期出现了。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艺术为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而已集》)。文学的自觉包含着对文学的反思,也包含着文学批评。

  先秦典籍和两汉着作中,多有一些片段文字评论文学作品,但没有文学批评的专门着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出现了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锺嵘的《诗品》等专门批评文学作品的着作。

  建安时期人的觉醒和文学创作的活跃及自觉精神,是文学批评的社会基础。汉末评论人物的清议,由人到物,对文学评论的出现也有影响。

  曹丕《论文》对文学作品所以出现体裁的不同和作品优劣差异,都提出了看法。《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宜丽。此四科不同。”又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如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已看到各体作品,有不同的要求,奏议要求雅,论说要求说理透,铭诔要求实,诗赋要求华丽。气,是各人所具的聪明才智,各人聪明才智有高低,作品自然有高低。这是不可强求的。曹丕对文学作品的这些认识,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主了积极的影响。

  《论文》提高了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地位。汉朝统治者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作“博奕”,而《论文》却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作品的价值,比寿命、荣乐还高,这就高度评价文学作品的功能和价值,抬高了文学家和作品的社会地位。

  西晋陆机作《文赋》。《文赋》探讨文体的风格特征,提出了十种文体,比曹丕的文体分四科要细密。《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于作品的形式之外提出对作品内容的要求,比《论文》只讲形式的提法更进了一步。陆机《文赋》还对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等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论述。但从总的方面看,《文赋》仍是重视文字技巧,对作品内容要求不够。刘勰《文心雕龙》批评陆机的《文赋》是:“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就指出了《文赋》的缺点。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朝齐梁时期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家贫,一生未婚娶。晚年出家当了和尚。

  《文心雕龙》是一部系统的文学批评着作。刘勰针对当时文学创作过分强调对仗、用典、辞藻、声律、只重文字形式、不重内容的风气,中肯地提出了批判。对于声律,他主张“音律所始,本于人声”,反对勉强。关于对偶,他主张“自然成对”,“不穷经营”。对于重形式轻内容,他批评是“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系统地论证了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问题,讨论了文学创作艺术技巧各方面的问题。刘勰已接触到文学发展规律问题,认识了文学要反映现实。他认识到现实是夜不断交易中,文学也在跟着现实的变易而不断发展变化。

  锺嵘的《诗品》是专门评论诗的。他把汉魏以来的五言诗的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自汉至梁122位诗人中,列入上品的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他认为诗是“吟咏情性”的。他反对写诗用典。他批评颜延之的诗“喜用古事,弥见拘束”。他说刘宋中叶以后的诗作像“书钞”一样,没有创造性。他说好的诗句,都是“直寻”(创造)出来的,多不用什么典故。他反对玄言诗,说它“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经”。他最推崇建安文学,说建安风格有创造精神。他也反对过于讲究声律,认为过于讲究声律会损伤诗的自然美,所谓“使人多拘忌,伤其真美。”

  锺嵘《诗品》把诗人分为三品的作法,大约是受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影响。它和《古今人表》一样,流于主观。而且见解也不高明,如它把曹操列为下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却把潘岳、陆机列为上品了。这反映锺嵘仍没有摆脱当时流行的形式主义文风的影响。

  这里还要提到的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这是自周秦以来文章的总集。全书三十卷,李善加注时折为六十卷,以类(文体)分卷,共分为赋、诗、表、启、赞、论、碑文、墓志、行状、祭文等三十九类。萧统选录作品是比较严格的,略古详今,对晋宋以来的作品选收的比较多,选的也比较精。

  《文选》的出世,本身就是对古今作品的评价,它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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