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第六节 中外文化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比秦汉时期有显着的发展。西方的大秦(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西亚的波斯(萨珊王朝),中亚的大月氏(贵霜王朝)和昭武九姓诸国,南亚的五天竺诸国(包括有名的笈多王朝),师子国(斯里兰卡),都通过陆路或海路与当时的中国发生关系。它们的使者、商人、僧侣和求法者,不断前来,从而各地的物资得到交换,科学技术和艺术、宗教也得以交流。中外文化交流,无论对中国和有关的各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外人员的往来

  据近人研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同西域、南海诸国的关系,普遍都加强了。这所谓“西域”,按习惯的用法,系指葱岭东西极为广大的地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域,是指葱岭以西,不包含葱岭以东的新疆在内。专就中国同葱岭以西诸国的关系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较以前发展。三国时期,魏鱼豢所着《魏略》,有《西域传》,相当详细地介绍了大秦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对大秦的了解。孙权于黄武五年(226)派遣朱应、康泰等人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开辟了中国与南海的交通。

  魏明帝太和三年(229),大月氏王波调遣使通魏,魏以波调为亲魏大月氏王。(见《三国志·魏明帝纪》)齐王芳景初三年(239)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见《三国志·齐王芳纪》)大月氏王波调即贵霜王朝国王韦苏特婆二世(Vasudeva Ⅱ)。《三国志》对大月氏无专传,《南州异物志》称:“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远,国王称天子,国中骑乘数十万匹,城郭宫室与大秦国同。人民赤白,便习弓马,土地所出及奇玮珍物,被服鲜好,天竺不及也。”(《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这可补《三国志》的不足。

  朱应、康泰出使之后,南海各国纷纷与孙吴通使。扶南、占城、堂明诸王,于黄武中各遣使奉贡。扶南王范旃千赤乌六年(243)遣使献乐人及方物。(《三国志·孙权传》)康泰诸人的足迹,大约已经到了马来半岛的南端,对于印度支那半岛、爪哇、苏门答腊,乃至天竺和大秦,都有一定的了解。大秦商人秦论的东来,反映了海路的疏通。

  当时全国的通都大邑,洛阳、建业、成都、交州、广州、敦煌、长安等地,都有外国人居住。《三国志·吴志·士燮传》称燮兄弟在交州一带“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每当出行之时,“车骑满道,胡人夹毅焚烧香者常有数十”。这里不但有南海商人,也有西域贾胡。魏明帝凉州刺史徐邈、敦煌太守仓慈等人,提倡中外贸易。他们拨出专款,收购本地物资,与贾胡进行交易。《三国志·徐邈传》称:“支度州界军用之余,以市金帛犬马”,就是这个意思,仓慈对于要赴洛阳的贾胡,发给“过所”(通行证或护照),对于在当地交易的贾胡,则由官府收购其物资,以官府所有的物资和他们交易。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的平城,已与粟特、普岚(即拂菻)及昭武等国人来往。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和葱岭以西及五天竺各国都发生联系。萨珊王朝和瘦多王朝都经常与魏通使。称霸中亚的嚈哒与北魏的关系尤为密切。南朝通过今四川青海一线和西域各国取得联系,更从海上与扶南、阇婆、师子国、中天竺通使。中外人员的往来,北朝以北魏末年为极盛,洛阳城中“有百国沙门,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西夷来附者,处崦峨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洛阳城里的外国人就有一万余家。(均见《洛阳伽蓝记》)南朝以宋、梁两代为盛。南海各国在通使之际,均有国书,对南朝政权极力赞美。天竺迦毗黎国王月爱给宋文帝的表文说:“此之境土,便是王国、王之法令,治国善道,悉当承用。”“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师子国国王刹利摩河南的表文称:“或泛海三年,陆行千日,畏威怀德,无远不至。”“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均见《宋书·夷蛮传》)表文所说并不是一句空话。综合南北朝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时国际间交往的频繁。由于贵霜王朝的解体,昭武诸国在粟特地区,陆续形成,康国、安国、何国、曹国等地的商人十分活跃。天竺方面,发多王朝之外,也有许多小国。所有这些国家,大多数和北朝有直接或间接的来往。南方师子国的沙门邪奢遗多等五人到过平城①,歌营国的沙门菩提拔陀到过洛阳。②在这个时期的外来人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粟特人的东迁。他们在两汉时期逐渐来到中国经商,三国页晋时期深入内地。他们在阿富汗、印度和印支半岛都有经商的据点,从撒马尔干到洛阳,更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粟特文书中所见的地名,有蓟城、南阳、淮阳、洛阳等地。在南方的建康、广州、江陵、成都、乃至北方的邮,也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五至六世纪时,粟特人聚落整批地东移,到了七河地区。

  他们在都赖水流域和楚河左岸大举发展农业,在那里建立了他们带有城郭的据点。在六世纪至六世纪中叶之间,粟特人也在罗布泊以西地区建立了四个聚落。甚至在唐代敦煌的户籍中也夹杂着大量粟特人的户籍。粟特人的活动很少越过由波斯所阻隔的地区,但是他们在鲜卑、柔然、突厥的统治地区始终是活跃着的。在北魏建国时,安同就作为拓跋珪的特使,到处活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现早期的突厥碑文,竟然是用粟特文书写的。三国时期访问扶南的康泰、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王朝的石勒,唐代发动叛乱的安禄山,都是属于粟特系统的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外国僧侣,也为数很多。见于慧皎《高僧传》和道宣《续高僧传》的,这一时期有天竺沙门二十二人,罽宾沙门十人,康国九人,安国二人,扶南二人,西域十三人。此外,还有师子国的比丘尼和婆罗门,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教。慧皎按其性质,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等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印度佛教的各宗各派搬到中国来。因此,在中国争取建立寺院的佛图澄、大规模翻译佛经的竺法护、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人,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时期,由中国赴西域及天竺求法巡礼的沙门,更是大有人在。据梁启超的统计,由曹魏的朱士行到北齐的僧律,有名可考者共六十三人,佚名者五十二人①。

  除了大量的翻译经典之外,当时人士也写了大量的旅行记、地方志和物产志,反映了西域、南海的具体情况,着名的《法显传》和《宋云行纪》,记载法显、宋云到印度求法的行程,已经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出现了各种文字的译本和注释。同时期的着作,目前能够找到一些佚文的,约有旅行记二十余种,地方志十余种、异物志十余种,这是研究西域、南海的原始材料。其中,如吴人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吴佚名的《交址外域记》,晋人释道安的《西域记》、支僧载的《外国事》、竺法维的《佛国记》、魏完的《南中志》、失名的《凉州异物志》、郭义恭的《广志》、刘宋失名的《林邑记》、梁元帝的《职贡图》,都是比较重要的撰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和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史书中,也都有些有关记载。

  中外物资的交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外的物资交流超过两汉。由于萨珊王朝的兴起,丝路受阻。但是,养蚕技术先是传到于阗,而高昌、焉着也相继掌握了技术。后来景教僧侣把蚕种带到拜占廷,地中海地区和波斯都有了自己的丝纺织业,因而南北朝后期就有波斯锦传到中国。斯但因在敦煌、玉门关、楼兰、唐朗、和阗、黑城、高有玛尔(Koyumal)和巴士高有玛尔(Bash—Kovumal)都发现了各种丝绸,其时代自汉及唐;不但有中国的,还有一部分是粟特产品。近年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在嘉峪关、于阗、吐鲁番、巴楚,都发现过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绸。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佉卢文书,有好几处谈到丝绸,还有一处谈到“目前没有由中国来的商贾,因此丝债现在不必调查。”在敦煌发现的粟特文书简中,谈到向国内(指萨马尔干)发去绢帛若干捆。以上两件文书都是三国两晋时物,所说丝绸大部分靠内地供应。在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时期的衣物疏中,丝绸制品名称大量出现,并说到高昌地区丝织手工业的发展。当然,这种地方的产品是远远满足不了西方各国的需要的。北齐后主为了给穆皇后造真珍裙挎,派人运送锦彩三万匹,意图和北周进行物物交换。这些运送锦彩的人都是“商胡”。(见《北齐书·后主穆皇纪》)后来北齐又和吐谷浑进行交易。有一次被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规知,出兵拦截,在凉州以西赤泉附近,俘虏吐谷浑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还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见《周书·吐谷浑传》)南朝和西域各国来往,其中当然也包括丝绸的输出。东晋末年,法显在师子国看到商人供养王佛的晋地自绢扇,这当是从海路运去的。

  罗马(或拜占庭)在没有掌握养蚕技术之前,是通过由波斯(或稍后的萨珊王朝)买来纺好的生丝或役有捻好的丝等原料,然后进行纺织。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是三个主要纺织工业中心。他们能够纺织华丽的丝绸锦缎,以金线和丝线互相交织①。这种纺织品,大约与《魏略·西戎传》所说的金缕绣,《吴时外国传》所说的金缕织成(见《太平御览》卷八一六)相当。到了公元553或554年以后,拜占庭掌握了养蚕术以后,情况就发生变化了。但是应该指出,西方史家常说自从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6年遣使汉朝之后,罗马役有再向中国派遣过使节。或者说罗马的两位使节分别于公元226和284年到达中国,这是最后的两次尝试。到了七世纪,拜占庭才又派使节来华。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中国与罗马在人员交往方面一共中断了四世纪之久”。(见《丝绸之路》第148页)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在东晋穆帝讫哀帝兴宁元年(345—363),拜占庭和东晋曾有过来往。北魏太安二年(456)和和平六年(465),拜占庭的使者两次到达平城。东晋和拜占庭的来往,见《晋起居注》(《太平御览》卷七八七引)。拜占庭使者的北魏访问,见《魏书·高宗纪》)。《晋起居注》称拜占庭为蒲林,《魏书》称拜占庭为普岚,这就造成了很大麻烦。实际上蒲林、普岚,只是拂菻的不同译名。古无轻唇音,拂、普、蒲读音相近,林、岚、菻尾音都收m,从声韵学来看,很容易解释。如果根据这种说法,拜占庭和中国的通使,多出东晋一次,北魏西次,所谓中断了四世纪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造纸术的西传,也是一件大事。关于这个问题,应当分两步说,一是纸的西传,它比较早。一是造纸术的西传,它比较晚。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西汉已经有了纸。不过这种纸还不能广泛应用。东汉蔡伦以后,纸才广泛流行。有了纸以后,竹木简犊和绢帛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自东汉以迄魏晋,都是简、纸、绢并用。曹丕把自着的《典论》送给孙权和张昭,一部以素,一部以纸。通常的文书大量应用简牍。新疆出土过不少西晋的简,也有东晋时用纸书写的文书。纸正式取代简犊,是在东晋末年。《桓玄伪事》云:“古无纸,故用简,非主干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六○五)桓玄的话当在元兴元年(402)前后,这在文化史上应该算是一件重要记事。

  从考古材料看纸的传播情况,新疆一带在汉代不是没有纸,但比较少。斯坦因在敦煌找到的三张纸,可能是汉代的。至于其发现的粟特文书,斯氏虽定为东汉末年之物,实应写于永嘉乱后,这不是最早的纸。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的纸,有嘉平四年(252)、咸熙二年(265)、永嘉四年(310)等年号。斯坦因在罗布 泊附近发现的纸,有奉始六年(270)、永嘉六年(312)年号。普鲁士探险队在吐鲁番发现最古的纸是隆安三年(399)的,日本桔瑞超等人发现过元康六年(296)写本《诸佛要乐经》和有名的前凉西域长史李柏文书。解放后,我们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发现大量文书,上起前凉,下至唐中叶。较早的文书有前凉、前秦、北凉、西凉乃至高昌的。从这些文物来看,魏晋时期大体上纸和简并用,十六国时代已成为纸的普及时期。此外,在焉眷、库车、巴楚、和阗等地,还发现过古代焉耆文和龟兹文乃至梵文残卷,其时代也不早于魏晋。有的书谈到,在萨珊王朝时期,纸已经传到波斯,但数量不多,价钱还很贵。至于造纸术的真正西传,还要晚到唐代天宝十载(751)怛罗斯战役之后。

  印度离中国比较近,来往比较频繁,对于蚕丝和纸的认识比西方清楚,输入的时代比较早。季羡林指出在侨低厘那所着《治国安邦术》(Arthasatra)中说过:“侨奢那(KauSeya,野蚕丝)和产生在脂那(即中国)的成捆的丝”。《摩奴法典》中也有好几处讲到丝。语法学家波儞尼在其着作中用过Kauseya这个词。■胝厘耶和波儞尼,据说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摩奴法典》是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的作品,这可见印度对于蚕丝知道的很早。它既有从中国输入的蚕丝,又有本地的野蚕丝。它一直了解丝是虫子生的,丝是茧抽成的,就这一点说,印度人比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高明得多。在唐代义净等人所着的《梵语千字文》等书字,载有绢、绫、锦、绣的梵语,而《翻译名义大集》(Mahavyutpatti)中所载有关梵语尤多。不过话虽如此,一直到唐代,丝绸在印度还没有普及。①中国外传的技术还很多,如冶铁术即其一例。中国的漆器、铜器、玉器、瓷器和桃、杏等水果,肉桂、大黄、黄连等药材,以及茶叶等。输出都是从海陆两路。时代有早有晚。丝绸输出减少以后。瓷器就成为主要输出品,大批由海路运销,在英文中瓷器(China)竟成为中国的国名。在南洋一带考古发掘中,出土过汉代的陶瓷。在埃及西亚的出土瓷器中,以唐代及其以后的器物居多。茶叶在英语中叫tea,是从厦门话传译的,波斯语、印度语、俄语中叫cai,是从北方话传译的。名称的不同,也反映输出道路的不同。

  从外国输入中国的技术和各种物产也很多。外国史学家喜欢谈论的是玻璃制造技术的输入。原来玻璃的制造以高卢南部和莱因河沿岸地区为最盛,后来才转移中东,三国两晋时期输入中国,称为琉璃器,为上层社会所使用。北魏太武帝时,由大月氏传来制法之后,“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叙利亚、犹太和希腊人对于有色玻璃的垄断,至此被打破。人们把这件事和蚕种的输出相提并论,可以看出它的重要性。

  汉朝从西域输入天马、葡萄,以后始终为人们所艳称。曹丕在文章中盛赞葡萄和葡萄酒的甜美,以为“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艺文类聚》卷八七)西域的马,一直到南北朝后期仍在不断输入。不过这时已不是大宛马,而是波斯马。北魏秦州刺史元琛,遣使向西域搜求名马,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骥,次有七百里者十余匹。(见《洛阳伽蓝记》卷四)梁武陵王纪也西通资陵(今伊朗东部)、吐谷浑,有马八千匹。前一个时期,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已经输入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传统的犀、象、狮子、鸵鸟、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和真珠、珊瑚、玳瑁、瑟瑟等珍宝之类,仍在继续输入。苏合香、薰陆香(即乳香)、郁金香、青木香、安息香、龙涎香、鸡舌香、沉香、藿香、胡椒等香药,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等药品,白叠(棉布)、波斯锦、金缕织成火浣布等纺织品,石蜜(冰糖)、千年枣(即椰枣)等食品,多数是初次输入。①大体上,输入的商品逐渐定型,而香药一项在数量上虽不如以后各代多,在种类上已经相当齐备。这些产品,在当时人的着作中首先着录,在正史的外国传中得到反映,到了一定时候,在有关《本草》的书中作了总结。陶弘景的《别录》和苏敬的《新修本草》就是这样的两部书。梁代以前输入的物品在《别录》多有记载,梁代以后的就要查《新修本草》了。(《新修本草》今有影印残卷及尚志钩辑本。上述产品多半列入“新附”项中,比较好找。美国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中所论列的动植物虽多属唐代以后之物,亦可供参考)

  印度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输入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外国文化的输入,主要来自印度。其中,除佛教已另有论述外,有寺院建筑、石窟艺术、天文学、历算及医药等。

  佛教寺院建筑,西晋时在洛阳、建康盛极一时。北魏末年,洛阳的寺院增至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各州郡已增至三万余所。北齐时,仅邺城的大寺已约计四千所,齐境之内竟达四万余所。北魏的永宁寺和梁朝的同泰寺是当时的具有代表性的寺院。《水经注》和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对永宁寺都有具体描述。据说当时的西域沙门菩提达摩,来到洛阳,“见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对它歌咏赞叹,自称走过好多国家,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寺院。在洛阳的寺院里,多建有浮图,佛殿僧房也模仿天竺的形制。至于佛像的雕塑,更富于异国的色彩。“摹写真容,似丈天之见厢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见双林”。为了便于创建寺塔,求法人往往在巡礼之际,按照天竺的佛教寺塔形式制造模型,北魏使者宋云,在乾陀罗国(即提陀罗)访问了着名的雀离浮图。特意妙选工匠,用铜制造了雀离浮图和释迦四塔的模型。当年的寺院建筑因是土木构成,经受不了时间的考验,已大量毁灭。佛塔之属,还有存者。河南登封嵩岳寺塔,是高十五层的密檐式砖塔,建于北魏正光四年(523),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

  石窟艺术目前还有很多遗存。西起新疆,东至辽西,西南至四川,东南到江苏、浙江,都有这一时代的石窟。其中以敦煌的莫高窟,大同的云岗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为最有名。

  莫高窟,通说以为始于前秦建元二年(366),近来有人把它推定为西晋时期。云岗石窟,大约创建于北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龙门石窟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造像碑记最早的为太和七年(483)。石窟的构造,渊源于印度巽加和安达罗王朝时代的“支提窟’和“毗河罗窟”。所谓“支提窟”是作为聚会和礼佛的佛殿。其形制,一般有两下列往和半圆形空间,建有石雕的佛塔。窟顶有卷式装饰,一个或数个不等。这种建筑,正面有窟门的楣框,上有拱窗,可使阳光透入。这种正面的建筑设计最能引人入胜。在五世纪以后,开始雕凿佛像。所谓“毗诃罗”则与此不同,它普遍与迎兰混称,即讲堂及精舍。最普通的形式是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广堂,于堂之正、左、右三面造许多僧房,各有出入之口通于中堂,各房内设有石坛,或为坐禅之用。中堂正面之后壁与“支提”相仿,于壁面刻有佛塔。又堂之背后造有小别室,安置佛塔,或单设一坛。这两种石窟形制传到中国之后,逐渐就中国化了。支提窟的前端往往出现中国屋顶形的“人字披”,毗诃卢窟的顶部也出现中国式的藻井。在龙门、敦煌的北朝石窟中都出现这种情况。印度的支提窟相当于佛教徒的礼拜堂、毗诃卢窟则是佛教徒的住处。到了中国,情况完全不同了,它们是作为功德与宣传之用而修建的。

  莫高窟的造形艺术,彩塑较多,属于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有三百多,小千佛约有千数。就其题材来说,多为释迦、弥勒、多宝佛的塑像,其次是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像,再就是佛弟子比丘像和天王、力士之属。浮塑方面以飞天、伎乐为最多。人物面部造形,含有西域形象的特点。其衣着或祖肩或通肩,衣纹细密而贴体,菩萨披肩长裙与裸其上体,都有曹衣出水之趣和健陀罗作风的影响。

  云岗石窟以石刻造像着称于世。在最早的昙曜五窟中,五尊大佛,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各窟大佛以北魏的皇帝为模特儿,即:太武帝(18窟)、明元帝(19窟)、道武帝(20窟)、景穆帝(17窟)、孝文帝(16窟)。颜面和服饰都有西域的影响,但由于以帝身为佛体的关系,中国人的气质己显然增加了。虽然如此,第八窟的三头八臂骑牛的摩醯首罗天,五头六臂乘金翅鸟的鸠摩罗天、十三窟的供养天人像,都是外来的东西。特别是不少窟内出现的佛传与佛本生故事以及《维摩诘变相》浮雕等等,反映的是异国情调,在表现手法上则流露了中国的作风。

  龙门石窟中的北朝石窟,以古阳洞与宾阳中洞为最有名。古阳洞主尊为释迦牟尼,傍有二菩萨,南北两壁各有三列大龛,小龛百计。雕像丰富多采,精美异常,龛楣、龛额的设计诡形奇制、变化多端,为龙门石窟之冠。古阳洞的造像,还有浮雕佛传及本生故事。在其南壁靠近地面第一层大龛之间,有一佛传图,而南壁的释迦多宝龛媚上有佛传浮雕,它完整地刻画了释迦牟尼的入胎、诞生、立为太子,以至苦修成道的整个过程。在情节的选择和构图的安排上,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把成道放在正上方的中央部分,就更加醒目。宾阳中洞,就是帝后礼佛图所在之洞。这个洞窟佛像的特点,汉化的色采更为明显,表现了由云岗向隋唐过渡的作风。(有关三大石窟部分,参考李浴《中国美术史纲》第458—519页)

  敦煌莫高窟全部石窟共六百余,中有壁画的共有468个。壁画的作风有印度样式的,有波斯萨珊式的,有属于于阗、龟兹系统的,也有完全是中原传统形式的。壁画的内容以佛教故事为主。在古代凡是用绘画或雕刻表现在佛经中故事的场面,叫作“变现”、“变相”,一般简称为“变”。壁画中这种“变相”或“变”,又可以按照它所依据的经典分为三种。一是根据某一部经典,将其中所述的信仰中心,例如某佛,以及其侍从在其所领区域内的种种活动,用绘画表现出来。二是依据释迦牟尼传记的经史,将佛的一生的故事单独地或系统地描绘出来。三是依据佛本生故事来绘图。

  麦积山①,在甘肃省天水县东南,从正面看,很像当地农家的麦积堆。由最低处之五一号龛至岗顶高142公尺,矗立在青翠的群山之间,显得很奇特,很突出。

  麦积山有一百八十多个龛和窟。规模最大的是“碑洞”(一三三号),高5.97公尺,横广14.91公尺,进深最大处11.5公尺。也有很小的石龛,小到人都进不去。此外还有几个崖阁。“上七佛阁”(○○四号)最大,它的长廊——“散花楼”在七个大石龛的外面,高16.7公尺,长30.5公尺。麦积山造像始建年代,根据西崖第一一五号窟中须弥座上的墨书发愿文看来,至晚在北魏景明三年(502)以前就已经有完整的龛窟和造佛。据《魏书》的记载,则早在公元四二四——四二六年之间,就有高僧隐居麦积山前的寺院,僧徒三百余人。可见这时期这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佛地,已有可能营造石窟。

  记载中的麦积山那些壮丽的古代木结构建筑物已经没有了,崖阁、龛和窟中的塑象、石刻、石碑、壁画还保存了不少。除了无数用模型印制的小佛象之外,大小佛像约有一千尊。受了粗糙的砾岩石质的限制,如同敦煌石窟那样,这些佛像几乎全部是泥塑的。大部分是北魏后期、西魏,北周以及隋、唐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后代重塑或重妆的。西部小龛窟的佛像毁坏程度较小,而且大多不是重修重妆的。未经重妆的塑像,虽然被烟薰得黝黑,丧失了外部妆绘的灿烂色彩,可是作为雕塑来看,形象还是很美丽很动人的。完整的大石佛二尊,为北魏杰作。石碑十八块,有简朴而优美的浮雕。因为受了地震、潮气(麦积山终年多雨)、流水和野乌的损害,现存的壁画不多,虽然多半残缺不全,模糊不清,却都是当时的美术精品。

  麦积山那些静坐着的、眼光向下、永远微笑着的佛或菩萨,似乎在沉思,似乎陶醉在某种幸福的瞑想里,似乎存心不和观赏者发生关系,观赏者却不能不被那特别而不普通的神态所吸引。

  例如一二三号窟内的佛像之一,它那种矜持,温婉和愉快的神态,是很自然很生动很感人的。这些塑像和中亚或印度佛像不同,和中国北魏其他各地区同一时期的佛像也不完全一样。如果说有名的龙门古阳洞佛像的外形还显得有些过于清癯,那么,麦积山“碑洞”左侧的小佛像就具备了柔和、圆润、丰满的特色。

  以面部而论,虽然面型和眉眼都是修长的,基本上是北魏末期流行的风格,却显得更婉美动人,透露出向隋、唐艺术风格过渡的端绪。

  印度的天文书,《隋书·经籍志》着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拾仙人所说。《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婆罗门天文》一卷。抢仙人、竭伽仙人,并未详。《法苑珠林·传记篇》有《婆罗门天文》一部,二十卷。“梁武帝天和年(姚振宗云:梁武纪年无天和,自是天监之误),摩勒国沙门释达流支法师译出”①。此书与《隋书·经籍志》着录的《婆罗门天文经》,当是一书。《隋书·经籍志》又有《摩登伽经说星图》一卷。又《续高僧传》卷二《阇那崛多传》云:“隋高祖又敕崛多共西域沙门若那竭多、开府高恭、恭息都督天奴、和仁、及婆罗门毗舍达等,于内史内省翻梵古书及乾文,开皇十二年(592)书度翻讫,合二百余卷。见唐《贞观内典录》。梁启超云:“所谓‘乾文’者,当是天文书也。”其说可信,但书皆不传。

  印度的历算,《隋书·经籍志》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并不着撰人。《续高僧传》卷二《达摩发多传》云:“(隋)有翻经学士泾阳刘冯,撰《内外旁通比校数法》一卷。冯兼通佛典和一般学问,长于数学,以中印两国的度量衡不同,如“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因而写成这本着作,可见婆罗门算法当时确有人传习。

  印度的医药之学,《隋书·经籍志》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通志·艺文略》亦着录此书,又有《龙树眼论》一卷,《郡斋读书志》云:“《龙树眼论》三卷。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姚振宗认为晁志所载三卷本,疑即四卷本的残卷。其说近是。刘禹锡有《赠眼医婆罗门僧》诗,可见在唐代中国还有到处行医的印度眼科医生。《隋志》又有《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目一卷,本二十五卷。《香山仙人药方》十卷,《西域(原误作“录”,据《通志艺文略》改)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本二十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本五卷,阙。这些医方的内容已不可考。《隋志》又有《青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目一卷,本三卷。《日本国见在书目》有《耆婆茯苓散方》一卷,《耆婆脉诀》十二卷,释罗什注。《宋史艺文志》有《着婆脉经》三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耆婆五藏论》一卷。诸书的书名、卷数均不相合,而且全部久已不传,故无从论定。所可知者都是祖述印度医学,而且由中国翻译之后,又流传到了日本,它的形响就不小了。

  北周时,攘那跋陀罗、阇那耶舍,共译《五明论》。五明者,一声论、二医方论、三工巧论、四咒术论、五符印论(见《大唐内典录》卷五上)。参与这次翻译的还有阇那崛多,由沙门智僊笔受(见《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所记,与此有异。它说:“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沽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曰因明,考定正邪,研核真伪。五日内明,畅究五乘,因果妙理。”(见同书卷二)。根据以上的解释:声明是研究语音、语法、修辞的学问。工巧明是工艺、数学、天文、星象、音乐、美术等科学技术和艺术的总称。医方明即包括医、药、针灸、禁咒在内的印度古代医学。因明,即印度的逻辑学。内明,是印度的宗教哲学。它们之间的分歧,牵涉到各宗各派的教义,一时还难以说清。《五明论》的汉译,说明印度文化已经比较广泛地介绍到中国了。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外文化的交流,为隋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创造了条件。隋唐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①见《魏书·释老志》。

  ②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①见《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一文,载《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中卷第28~41页,唐以后诸入未计算在内。 ①见法人布尔努瓦着《丝绸之路》中译本第135页。 ①以上参考《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第163—166页。

  ①参考《梁书·中天竺传》,《周书·波斯传》及《汉晋之际输入中国的香料》,载《史学集刊》1986年第2期。 ①以下关于麦积山石窟的论述,节取自王朝闻《麦积山石窟艺术》,原载《人民画报》1954年第二期。 ①按:“天和”二字不误。“梁”当作“周”。《续高僧传》卷二《菩提流支传》三:“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国沙门达摩流支,……季敕为大冢宰晋阳公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二十卷”即指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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