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上册)·第二章 手工业

  
第二章 手工业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手工业,比起秦汉时期是有发展的。尽管这时期手工业内部分工的部门大致依旧,但品种增多了,产量有所增加,生产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第一节 建筑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主要是继承和运用汉代的成就。但由于佛教的传入,其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建筑,即佛教建筑,特别是建造了佛教寺院和高层的佛塔。随之而来的印度、中亚一带的雕刻和绘画艺术,也使我国在石窟、佛像、壁画等方面有了巨大发展。这种情况对中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汉代比较质朴的建筑风格变得更为成熟和圆淳。

  佛教在东汉就已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以致兴建了大量寺院、佛塔和石窟,并使其成为这个时期最突出的建筑类型。梁武帝时,建康佛寺达五百多所,僧尼十万多人。地方各郡县也都建有佛寺。现存的栖霞山千佛岩就是南朝齐、梁时的王公贵族施舍所造。十六国时期后赵石勒崇信佛教,兴立寺塔。北魏统治者更是不遗余力地崇佛,建都平城(山西大同)时,就大兴佛寺,开凿云冈石窟。迁都洛阳后,又在洛阳伊阙开凿龙门石窟。到北魏末年,北方佛寺达三万余所,其中洛阳有一千余所,可见佛教建筑之盛。

  北魏佛寺以洛阳的永宁寺为最大,按《洛阳伽蓝记》所记,中间置塔,四面有门,塔后为佛殿。经近年发掘证实,其平面布局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

  初期的佛寺布局与印度相仿佛,仍以塔为主要建筑物,置于佛寺中央,而以佛殿为辅,置于塔后。北魏洛阳有许多佛寺是由贵族官僚的邸宅改建的。所谓“舍宅为寺”,就是把前厅改为大殿,后堂改为讲堂。于是,佛寺进一步中国化,不仅把中国传统的庭院式木架建筑应用于佛寺,而且使私家园林也成为佛寺的一部分。这些佛寺也往往是市民游览活动的场所。这在《洛阳伽蓝记》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佛塔本是埋藏舍利供佛徒礼拜而作,传到中国后,把它缩小变成了塔刹,并与东汉已有的多层木结构楼阁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式的木塔。永宁寺培是该时期一座着名的木塔,方形、九层。除了木塔以外,还发展了石塔和砖塔,北魏时建造的河南登封嵩岳寺砖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佛塔。这种塔与楼阁式木塔不同,采取密檐式,仅作为礼拜的对象,而不供登临游眺。其来源是公元三世纪时印度出现的高塔形佛殿,即后来玄奘《大唐西域记》中所记的“精舍”。除上述两种塔以外,从壁画和石刻中得知,当时还存在第三种塔——单层塔。

  石窟寺是在山崖上开凿出来的洞窟型佛寺。汉代已掌握了开凿岩洞的施工技术,佛教传入后,开凿石窟寺的风气在全国迅速传播开来。最早是在新疆,如三世纪起开凿的库车附近的克孜尔石窟,其次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创于秦苻坚建元二年,其后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辽宁、江苏、四川、云南等地的石窟相继出现,着名的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中规模最大的佛像都由皇室或贵族、官僚出资修建。窟外还往往建有木建筑加以保护。石窟保存下来的历代雕刻与绘画,是宝贵的古代艺术珍品。从建筑功能布局来看,石窟可分为三种:一是塔院型,与初期佛寺以塔为中心相同,这种窟在云冈石窟中较多;二是佛殿型,窟中以佛像为主体,相当于一般寺庙中的佛殿,这类石窟较为普遍;三是僧院型,在印度称毘诃罗(Vihara),主要供僧众打坐修行之用,窟中置佛像,周围凿小窟若干,每窟供一僧打坐,敦煌第285窟即属此类。此外还有一种小窟,分布在一、二类窟的周围,也属打坐用的禅窟。石窟的壁画、雕刻、前廊和窟檐等方面所表现的建筑形象,是我们研究南北朝时期建筑的重要资料。

  中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在这一时期也有若干新发展。北魏末期贵族们的住宅后都往往建有园林。园中有土山、钓台、曲沼、飞梁、重阁等。同时,叠石造山的技术也有所提高,如北魏洛阳华林园、张伦宅①及梁江陵湘东苑②,或重岩复岭,石路崎岖,或深溪洞壑,有若自然,即其例证。魏晋以来,一些士大夫标榜旷达风流,爱好自然野致,在造园方面,聚石引泉,植林开涧,企图创造一种比较朴素自然的意境。这种风尚无疑对当时园林和苑囿的建筑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民族大融合,这时期室内家具陈设发生了若干变化。一方面,席坐的习惯仍然未改,但传统家具有新的发展。如睡床增高,上部加床顶,周围施以可拆卸的矮屏。起居用的床加高加大,下部以壶门作装饰,人们即可以坐于床上,又可垂足坐于床沿;床上出现了倚靠用的长几、隐囊和半圆形凭几(又称曲几);两折四牒可以移动的屏风发展为多折多牒式。另一方面,西北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以后,不仅东汉末年传入的胡床逐渐普及到民间,还输入了各种形式的高坐具,如椅子、方凳、圆凳、束腰形圆凳等。这些新家具改变了人们的起居习惯与室内的空间处理习俗,成为唐代以后逐步废止床榻和席地而坐习俗的前奏。

  

  ①见《洛阳伽蓝记》。

  ②见《太平御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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