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二节 张 华

  
第二节 张 华①

  张华(231—300),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涿县)人,西晋时期着名文学家、政治家。父张平,曹魏渔阳郡太守。张华年幼丧父,家境清寒,孤贫无以自立,不得不为人牧羊为生。他并未因此自甘暴弃,向逆境屈服,而是自幼就注意自我修谨,博览群书,故“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他恪守封建道德礼法,为人豁达,“勇于赴义,笃于周急”,“造次必以礼度”。他气质深沉,“器识弘旷,时人罕能测之”。彭城刘讷有“人伦鉴识”,曾见张华而感叹说:“张茂先我所不解。”(《晋书·刘隗传》)。

   以才华而被擢用

  曹魏后期,张华仍居乡未仕。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同时,他目睹了在曹马斗争中荣辱不定、诛黜无常的政治现状,又受到广为流传的玄学思想的影响,难免产生出愤世嫉俗的情绪。他遂着《鹪鹩赋》①以自寄,通过对鸟类的褒贬,抒发自己对现实政治的看法。在赋中,他感叹雕鹖(鹖:古书中一种善斗的鸟)、鹄鹭(鹄:天鹅)、鹍鸡(类似鹤的一种鸟),“咸美羽而丰肌,故无罪而皆毙”,“苍鹰鸷而受绁,鹦鹉慧而入笼”,“鹫(雕)鹗(鱼鹰)鹍鸿,孔雀翡翠,或凌赤霄之际,或托绝垠之外……然皆负矰婴缴,羽毛入贡”,其原因就在于“有用于人也”,“惟体大妨物,体镶足玮也”。对比之下,他赞誉“生于蒿莱之间,长于藩篱之下”,“色浅体陋,不为人用”的小鸟鹪鹩(又名巧妇鸟),认为它虽“无玄黄以自贵,毛弗施于器用,肉弗登于俎味”,却所求甚少,“栖无所滞,游无所盘;匪陋荆棘,匪荣茝兰,动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顺理,与物无患”。所以鹪鹩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处世之道却是很明智的。《鹪鹩赋》既是对玄学处世哲学的形象阐述,也是张华早期政治思想的反映。他在赞誉“静守约而不矜,动因循以简易”,“任自然以为资”的鹪鹩的同时,抨击了“怀宝以贾害”,“饰表以招累”,“诱慕于世伪”的社会风尚,揭露了声称任自然的门阀世族的虚伪面目。他提倡“飞不飘飏,翔不翕习”,反对浮华交游;提倡“其居易容,其求易给,巢林不过一枝,每食不过数粒”的简朴生活方式,反对奢侈纵欲,恣意享乐的生活观;主张“上方不足而下比有余”,“委命顺理,与物无患”,反对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所以,张华的“任自然以为资”,与何晏等人的任自然以尽情享乐的腐朽哲学观,是有本质区别的。

  《鹪鹩赋》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名士陈留阮籍看过之后,赞扬张华可谓“王佐之才也!”张华由此声名鹊起。同郡大族名士曹魏吏部尚书卢钦见到张华后,十分器重他。同乡大族曹魏左光禄大夫、方城县侯刘放“亦夸其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华。

  张华在二十五岁左右时,被范阳郡太守鲜于嗣推荐为太常博士。吏部尚书卢钦在辅政的司马昭面前对张华备加推崇,张华又转为佐着作郎,参与编撰国史。不久,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他才识过人,思维敏捷,“朝议表奏,多见施用”,深得司马昭赏识,遂正式任命他为中书郎。

  晋武帝禅代曹魏,转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张华接近皇帝,位居要冲,具有相当大的实权。他习于吏事,“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他史识渊博,“善谈史汉”(《晋书·王戎传》),谙通封建典章制度。晋武帝曾问他汉代宫室制度和建章宫的千门万户,张华“应对如流,听者忘返。画地如图,左右属日”,使人大有亲临其境之感;他博通礼乐制度,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泰始五年(269),晋武帝修定礼乐,命张华与太仆傅玄、中书监荀勖等人创作正旦行礼、王公上寿酒、食举乐歌,共十三篇,张华一人即写了《冬至初岁大会歌》、《宴会歌》、《命将出征歌》、《劳还师歌》、《宗亲会歌》、《正德舞歌》、《大豫舞歌》等八篇。诗歌采用四言或五言诗的形式,内容主要是盛誉司马氏功德、粉饰西晋太平盛世,宣扬皇道德教,虽音韵逗留曲折,诗句庄重典雅,但与《鹩鹪赋》相比,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均不可同日而语。

  但张华也创作出一些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他着《博物志》十篇。《博物志》闻见甚广,取材宏富,是张华渊博的知识、剪裁取舍材料的技巧和雄厚坚实的文学功底的集大成。只是《博物志》中因多载怪异,而在某些方面不那么切实可信。他还创作了一些四言和五言诗,流传至今的虽寥寥可数,但从中仍可窥见他的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宏大的政治抱负。在《杂诗》一首中,他慨叹“晷度随天运,四时互相承”,遂“伏枕终遥昔”,回顾了历代兴衰隆替的历史,不由得“永思虑崇替,慨然独抚膺。”一个胸怀大志,希望建功立业,憧憬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的政治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文选》卷二九)。在《情诗》二首(《文选》卷二九)中,张华用苍凉苦楚的伤感笔调,表达了与佳人离别后的闲愁哀怨的心情。“佳人处遐远,兰室无容光”,“不曾远离别,安知慕俦侣”等佳句,虽只是个人悲欢离合的抒发,却反映了他对爱情忠贞不贰的信念和情操。

  张华所着的四言诗《励志诗》(《文选》卷一九)气宇不凡,颇具教益,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诗文带有一定的老庄思想色彩,同时又仍以儒家思想作为最高的行动准则。它对仗工整,又不枯燥无味;它引经据典,却不流于晦涩。诗文一开头的“大仪斡天,天回地游,四气鳞次,寒暑环同,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几句,即让人感到“逝者如斯,曾无日夜”的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在这种“日与月与,茬苒代谢”的形势下该如何立身处世呢?他的回答是:“嗟尔庶士,胡宁自舍”,应以儒家经典作为座右铭,即“先民有作,贻我高矩”;用玄学思想安身立命,即“安心恬荡,栖志浮云。”他告诫人们不要“放心纵逸”,而是要像耕耘南亩一样去修身修德,“力来既勤,……必有丰殷”。他用“水积成渊”、“土积成山”、“高以下基,洪由纤起,川广自源,成人在始,累微以着,事物之理,纆牵之长,实累千里”等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只有矢志不渝,才能达到理想境界的辩证关系。他勉励人们要戒骄戒躁,做到“山不让尘,川不辞盈”,用“若金受砺”和水滴石穿的精神,去“进德修业”,“以隆德声”,实现“复礼终朝,天下归仁”的政治抱负。《励志诗》是张华政治思想和哲学观完全成熟的标志。儒玄并用,以儒为主,是张华世界观的基础和核心。

  在这种十分适应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世界观的指导下,张华在从政过程中披肝沥胆,政绩突出,不仅深受晋武帝赏识,而且亦博得朝野上下的好评,时人比之为子产。不久,四十岁左右的张华就被擢为中书令,后加散骑常侍,成为西晋最高统治集团的成员。

   平吴立功

  张华在任中书令期间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促成并制定了伐吴大计,从而加快了南北统一的步伐。

  咸宁初年(275),距西晋代魏已有十年,距灭蜀亦时逾十二载。时西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缓和,边境战事不多,经多年休养生息,国力强盛,“大晋兵众,多于前世;资储器械,盛于往时”(《晋书·羊祜传》)。而割据江南一隅之地的孙吴,则在暴君孙皓的统治下,各种矛盾急剧激化。孙皓“昵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名将,无所亲信。人人忧恐,各不自保”(《三国志·吴书·薛综传》注引干宝《晋纪》)。在毫无限制的横征暴敛下,“民力困穷,鬻卖儿子,调赋相仍,日以疲极”,(《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三国志·吴书·贺邵传》),可谓“将疑于朝,士困于野,无有保世之计,一定之心”(《晋书·羊祜传》)。西晋攻伐孙吴,取乱侮亡,统一全国的时机业已成熟。当时,镇守江汉地区的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荆州刺史羊祜上疏晋武帝,陈“宜当时定,以一四海”(同上)。晋武帝召集群臣朝议。司空、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等人“同共苦谏不可”(《晋书·冯紞传》),群臣亦多附合,以当时关陇地区氐羌少数族屡叛,官军屡败为由,多不赞成羊祜的建议。只有张华据理力争,与羊祜、杜预共同主张立即伐吴。晋武帝虽“密有灭吴之计”,却因“朝议多违”而未做出伐吴的决断。

  咸宁四年(278)六月,羊祜因病回朝。他在拜见晋武帝时,又面陈伐吴之计,晋武帝为之心动。因羊祜有病,不宜经常召入宫内咨询,晋武帝遂派张华去羊祜住处问其筹策。羊祜与张华推心置腹,陈述自己对局势的看法和伐吴的战略方针。张华十分赞同羊祜的见解和伐吴之计。羊祜对张华说:“成吾志者,子也!”(《晋书·羊祜传》)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逝。但伐吴大业并未因此而中止。羊祜临终前,推荐了志同道合的杜预接任自己的职务。张华也不负羊祜所望,为完成羊祜遗愿而力排众议。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主张“无失事机”,迅速征伐孙吴(《晋书·王濬传》),贾充等人再次反对,贾充上表,以为“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戎。天下劳扰,五谷不登,兴军议讨,惧非其时”(《晋书·贾充传》)。张华与之针锋相对,固劝伐吴。不久后,杜预在“缮甲兵,耀威武”,充分做好伐吴准备工作后,表陈武帝,主张立即开始军事行动。杜预表至时,晋武帝正与张华下围棋。张华趁热打铁,劝说武帝采纳杜预的建议。他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晋书·杜预传》)。武帝遂因此作出最后决断,发诏伐吴。任命张华为度支尚书,主持朝廷财政,“量计运漕,决定庙算”。

  太康元年(280)春正月,伐吴正式开始。贾充任大都督,总统六师,负责整个伐吴战役。开始时,“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一直反对伐吴的贾充因而上表武帝,认为“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病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同时因张华筹谋平吴之策,与中书监荀勖建议腰斩张华以谢天下(《晋书·贾充传》)。对此晋武帝回答说:“伐吴是我的决策,张华只是赞同我的意见而已。”给予张华以信任和支持。尽管如此,当时朝廷大臣仍多附合贾充、荀勖的主张,认为不可轻举妄动。张华为了使统一大业不致功亏一篑,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不顾贾充等人以腰斩相威胁,“独坚执,以为必克”。

  通过着名将领杜预、王濬、王浑等人的努力,伐吴战役终于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它的胜利进程,充分证明张华确实是目光远大、意志坚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政治家。平吴后,武帝特下诏令,对张华所建立的殊勋大功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奖赏。诏书说:“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之勋。其进封为广武县侯,增邑万户,封子一人为亭侯,千五百户,赐绢万匹。”

   陷入党争

  平吴后,张华“名重一世,众所推服,晋史及仪礼宪章并属于华,多所损益,当时诏诰皆所草定,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但皎皎者易污,他的功勋和才能,亦招来忌妒和谗言。张华虽襟怀坦白,洁身自好,不搞浮华交游,不介入朋党之争,可是,处于政争纷纭的旋涡中心,想要避免是非,又谈何容易!西晋统治集团从咸宁年间开始,在围绕齐王司马攸之国、伐吴以及太子(即惠帝)废立的问题,逐渐形成两大对立势力。尚书令贾充、中书监荀勖、左卫将军冯紞等人为一方,他们为人鄙薄,好观察上旨,承颜悦色,专以曲意逢迎为事;他们主张剥夺齐王攸实权;反对出师伐吴;反对废黜“不堪政事”的痴呆太子。侍中任恺、中书令和峤、庾纯、向秀等人为另一方。他们以名士自居,刚直守正,素轻视贾充等人的为人;他们反对齐王攸之国;主张废昏立贤,更择太子。两派矛盾逐渐激化,由政争发展到人身攻击,互相倾轧,闹得不可开交。张华与任恺、和峤等人关系虽很好,政见基本一致,但他却避免卷入两派的人事争端中。可是,他在伐吴问题上与贾充等人形成的尖锐对立,却使他在平吴前后成为贾充一党的主要攻击目标,屡遭谗言中伤。

  平吴后,“自以大族,恃帝恩深”的荀勖,对张华“憎恶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晋武帝起初并未听信荀勖谗言。有一次,晋武帝问张华谁可成为辅政大臣的合适人选,张华回答说:“明德至亲,莫如齐王攸,宜留以为社稷之镇。”而武帝一直猜忌其弟齐王攸,不欲他权势过重,而想出齐王攸之国。张华的意见当然不合圣意,故“微为忤旨,间言遂行”,遂于太康三年(282)春正月,出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桓校尉、安北将军。

  张华到镇前,鲜卑慕容涉归大肆侵掠辽西,占领昌黎。张华一到镇,即于三月派安北将军严询征伐慕容涉归,在昌黎附近大败之,杀伤数万人。张华在军事胜利后,并未继续穷兵黩武,以武力征服作为调整民族关系的杠杆,而是以安抚来使慕容氏款服。慕容涉归子慕容廆往谒张华,张华以礼相待,“以所服簪帻遗廆,结殷勤而别”(《晋书·慕容廆载记》)。正由于张华“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远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

  张华在外藩取得的出色政绩,得到朝野人士的赞赏。时朝议欲征召张华入朝,任为尚书令,进号开府仪同三司,这一动议使贾充党羽侍中冯紞不安。冯紞曾反对伐吴,“吴平,紞内怀惭惧,疾张华如仇”(《晋书·冯紞传》)。加之张华曾对武帝非议过冯紞的哥哥冯恢的品行才能,所以冯紞利用“深有宠于帝”的地位,对张华竭尽中伤之能事。冯紞曾侍从武帝,借议论锺会叛乱说:“臣以为锺会之所以叛乱,颇与太祖(司马昭)有关。”武帝听后大为不解,问冯紞缘由。冯紞回答说:“锺会才浅识薄,而太祖却夸奖太过,称赞他有谋略,授以高官显爵,使他处于要帅重地,掌握精兵强将,因此使锺会自以为谋略万无一失,却功名不符,未受重赏,遂心怀不满,飞扬跋扈,起兵反叛。”武帝听后表示赞同。冯紞又进一步说:“既然陛下已经同意我的看法,那么就应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诫,不要让像锺会那样的人再重蹈覆辙。”武帝问:“现在还有像钟会那样的人吗?”冯紞让武帝屏退左右后,遂以隐喻的方式诋毁张华说:“过去曾为陛下出谋献策,为国家建立了大功的大臣,可谓人人皆知。现在出据方镇、掌握军队的人,陛下都应对其严加防范。”于是武帝遂“纳冯紞之间,废张华之功”(《晋书·五行志》),非但未采纳朝议征召张华为尚书令,反而剥夺了张华的方镇统兵权,以重儒教为由,任命他为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太常卿。不久后,又以太庙屋栋折为由,免张华官。而后一直到武帝死,张华始终郁郁不得志,未任职官,仅“以列侯朝见”,尽管这样,他仍能做到宠辱不惊,既不为自己申理称冤,又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与佞幸小人争一日短长。

  武帝死后,惠帝即位。张华的处境稍有好转。永熙元年(290)秋八月,惠帝立其子广陵王司马廆为皇太子,是为愍怀太子。惠帝“盛选德望以为师傅”(《晋书·愍怀太子传》),张华因而被任为太子少傅。当时杨太后的哥哥杨骏操持朝政,他“自知素无美望”(《晋书·杨骏传》),所以对张华等德高望重的大臣,猜忌而“皆不与朝政”。张华心胸豁达,没有为此而耿耿于怀。永平元年(291)三月,贾后与汝南王亮、楚王玮合谋诛杀杨骏,又欲废杨太后为庶人。在朝议时,群臣“皆承望风旨”,赞成废黜太后。张华则既不以贾后旨意为己见,又不计多年来官场失意之恩怨而对武帝遗孀杨氏落井下石,他认为“夫妇之道,父不能得之于子,子不能待之于父。皇太后非得罪于先帝(武帝)者也。今党其所亲,为不母于圣世。宜依汉废赵太后为孝成后故事,贬太后之号,还称武皇后,居异宫,以全贵终之恩”。尽管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其为人之坦荡正直却由此可见一斑。

   辅佐朝政

  杨骏被诛后,统治阶级内部再次出现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当时政出多门,权柄不一。大司马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二公辅政,权倾朝野。野心勃勃的贾后虽挟持昏主惠帝,有皇权这张王牌,却因二公执政而不能专恣。元康元年(291)六月,贾后让惠帝手写密诏,指使卫将军楚王玮诛杀了汝南王亮和太保卫瓘等人。但局势却一发而难以控制,时“内外兵扰,朝廷大恐,计无所出”。为了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和统治秩序的稳定,张华明知楚王玮并非矫诏而杀二公,仍参与了贾后在诏书问题上大作文章的密谋。他派人对贾后说:“楚王既诛二公,则天下威权尽归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专杀之罪诛之”(《资治通鉴》卷八二),又亲自劝说惠帝:“玮矫诏擅害二公,将士仓卒,谓是国家意,故从之耳。今可遣驺虞幡使外军解严,理必风靡。”贾后遂用张华计,“遣殿中将军王宫说玮矫诏,乃收玮诛之”(《晋书·楚王玮传》)。事后,张华以首谋有功,拜右光禄大夫、侍中、中书监、金章紫绶。

  张华受皇权至上观念的支配,主观上为了巩固和加强皇权而参与了诛杀楚王玮的密谋,这从封建道德观念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客观上,他的这一行为却有助纣为虐之嫌,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他的洁身自好的名誉。献计诛杀,不仅背离了他所奉行的“委命顺理,与物无患”的处世准则,而且也使他再次卷入名副其实的朋党之争中,不得不与贾后一党相沉浮。贾后则出于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考虑,认为像张华这样出身庶族,宗族势力薄弱,“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的人,是辅政大臣的最佳人选,而对张华“依以朝纲,访以政事”。从而使张华在政争中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以至于愈陷越深,难以自拔。为了宠络和控制张华,贾后不顾张华十余次推让,进封他为壮武郡公。元康六年(296),又晋升他为司空,领着作。

  元康年间,皇权衰落,“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陵物,忠贤路绝,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也”(《晋书·惠帝本纪》)。在这种政治形势下,张华的亲朋好友都为他的处境而忧心忡忡。他的少子张韪曾以灾兆劝张华逊位。“志不在功名”的张华,身处政治斗争的波峰浪谷之间,亦曾有过告老还乡的想法。他在《答何劭诗二首》(《文选》卷二四)中,自叹年老体衰,“忝荷既过任,白日已西倾。道长苦智短,责重困才轻”,无力应付复杂的明争暗斗,难以改变奢糜腐化的时代风尚,故时时感到“恬旷苦不足,烦促每有余”,常常“负乘为我戒,夕惕坐自惊”,惟恐因力不胜任和出现失误而被政敌暗算中伤。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散发重阳下,抱杖归清渠,属耳听鹦鸣,流目翫儵鱼,从容养余日,取乐于桑植”。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尽管张华对“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的处境极为反感,但在上有帝后相制,左右政敌瞩目的形势下,他却无法解决自己的矛盾苦闷,脱离骚乱动荡的政界,实现他憧憬的超脱世俗的田园生活,只能继续自己“缨緌为徽纆,文宪岂可逾”的从政生涯。既然他找不到一条更有意义的出路,遂不得不安于现状,用“天道玄远,惟修德以应之耳,不如静以待之,以俟天命”去答复好心的亲友,聊以自慰。

  但是,张华在辅政期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自我修德和无为而治。为了封建王朝的根本利益,他亦以“修德”作为辅政的主要方针,希望通过封建礼教来改变时弊,实现比较清明稳定的政治局面。

  贾后为人凶险,擅权专政,是造成朝纲不振的主要根源。张华并不为一己之私利去逢迎贾后,以承风望旨、仰人鼻息的方式苟且偷安。他“惧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讽”。《女史箴》①以封建伦理道德和纲常名教为宗旨,隐喻贾后要以“妇德尚柔,含章贞法”当作行为的准则。他列举了樊姬不食禽兽肉三年以劝谏楚庄王狩猎,齐恒公夫人因齐恒公好听淫乐而不听郑卫之音,冯昭仪以身挡熊以保护汉元帝,班婕妤为正名位而不与汉成帝同辇的典故,劝诫贾后应恪守妇道,行仁义礼教以辅佐惠帝。他辩证地指出“宠不可以专,专实生慢,爱极则迁,致盈必损”的利害关系,规谏贾后不要因君宠而得意忘形,利欲熏心。他认为“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治容求好,君子所仇”,希冀贾后摈弃佞幸小人,杜绝文过饰非。贾后看了《女史箴》之后,虽未有什么痛改前非的变化,但碍于张华的正言规谏,在元康九年(299)以前,一直未敢有太严重的僭越之举。

  尽管“贾后虽凶妒,而知敬重华”,但她执政的本身却使得乱政隐患越来越表面化。为此,当时辅政的侍中裴頠深感不安,遂与侍中贾模和张华共议废贾后而立愍怀太子的生母谢淑妃为皇后。张华对此表示异议,他说:“惠帝自己并无废黜贾后的意思,如果我们擅自废立,惠帝会认为是僭越之举。况且宗室王势力强盛,朝廷内又有持异议的朋党,恐怕一旦进行废立就会出现动乱,招致杀身之祸,引起政治危机,这对国家是没有好处的。”裴頠说:“情况确实与你的担忧相符,但贾后这样昏庸残暴的人,做事毫无顾忌,不考虑后果,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动乱,那又该如何办呢?”张华说:“我们二人现在还能被贾后所信任,只要经常在她身边进行规谏,申明祸福利弊,估计她不会做出什么大的僭越行为。幸好现在天下局势还比较安定,我们照此行事,可能会一直维持平安无事的局面的。”(《晋书·裴頠传》)谋废贾后遂未能进行。

  张华辅政期间,统治阶级内部蕴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朝野百官大臣,非司马氏宗室,即贾后亲族,或豪门望族。他们不仅各有朋党,相互倾轧,而且亦各有短长,良莠不齐。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张华亦能坚持修德的方式去息事宁人,维持了数年相对稳定的局面,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司马氏宗室诸王,或于中央任职,或出镇方面。他们仗“雍容贵戚,进不贪功,退不惧罪”,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张华虽无力改变自武帝以来形成的诸王强盛的局面,但他尽可能做到对诸王敬而远之,虚授职官,不委重任。如关中氐羌少数族爆发起义,梁、赵诸王“士卒虽众,不为之用”,张华即及时调离二王,委任虽出身低下却有“文武材用”的孟观率宿卫兵赴关中。结果孟观“大战十余,皆破之”,镇压了起义(《晋书·孟观传》)。赵王伦调回京师后,任有职无权的车骑将军、太子少傅,伦“深交贾、郭,谄事中宫,大为贾后所亲信”,遂“求录尚书”,张华“固执不可”,又求尚书令,张华复不许(《晋书·赵王伦传》)。

  与张华共同辅政的大臣,多是贾后亲族。如侍中贾模,是贾充族子,他“潜执权势”,“至于素有嫌忿,多有中陷,朝廷甚惮之”,此外又“贪冒聚敛,富拟王公”(《晋书·贾模传》)。侍中裴頠,出自河东裴氏,亦是贾充妻之从子,为人“欲而无厌”(《晋书·韦忠传》)。琅邪大族王戎,是裴頠的岳父,与“贾郭通亲”,时任尚书左仆射,领吏部,他“苟媚取容”,“驱动浮华,亏败风俗”,“性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晋书·王戎传》)。庶族出身的张华,对这些地位与自己相当的权臣的丑恶行为,自然无可奈何。他一方面超脱世俗,不与之随波逐流,尽可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严于律己,不营资财,惟“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另一方面又能够善于找出与这些权臣之间的共同点,与之通力合作。如贾模为了本宗族的私利,对贾后擅权心怀忧惧,尚能“尽心匡弼”(《晋书·贾模传》);裴頠“虽后之亲属,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谓之以亲戚进也”,多次上书进表,陈述“多任后亲,以致不静”之弊,主张“当先其疏者,以明至公”(《晋书·裴頠传》)。这与张华的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故张华尽可能与贾、裴二人保持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利用他们的力量规谏贾后,以推行和实施自己的政见,达到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

  张华在辅政期间的最突出的政绩就在于选官任人方面。当时门阀世族极力垄断和控制选官权,拒寒素于政权之外。尚书左仆射王戎领吏部典选,“未尝进寒素,退虚名,但与时浮沈,户调门选而已”(《晋书·王戎传》)。张华出身庶族,对没有门阀背景的人进仕之路的坎坷不平,颇有切身感受,他之所以能侪身政界,主要是凭借自己“世无与比”的博物洽闻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因此,他重视知识,雅爱书籍,“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搬家时,曾“载书三十乘”,以至于“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正由于此,张华亦重视人材,敢于打破“户调门选”的用人标准。他“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许多两晋之际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史学家,都或是经他延誉称咏,或是由他荐举征辟而成名的。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

  他重视南士,不因他们是孙吴亡国之余而怀有偏见。太康末年,陆机、陆云入洛。“陆机兄弟志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这种清高,实际上是南士与北士之间存有芥蒂的反映。当时北方士人亦自恃征服者而对南士有所轻侮。张华则不然,他素重二陆兄弟,见之如旧相识,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他称赞陆机“天才秀逸,辞藻宏丽”,“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晋书·陆机传》)。陆云为人不拘小节,而张华“多姿制”,喜欢用帛绳緾束胡须,陆云“见而大笑,不能自已”,但张华对此毫不介意,仍将二陆荐之于诸公,为其延誉(同上)二陆遂对张华倍加钦佩,待之以师资之礼。又薛兼、纪瞻、闵鸿、顾荣、贺循号为南土“五俊”,入洛,张华见而奇之,称其为“皆南金也”。(《晋书·薛兼传》)。他常常用“龙跃云津”、“凤鸣朝阳”、“东南之宝”这样的话语品价南士,并随才授职(《晋书·褚陶传》)。

  他举人荐士公允,不囿于门第出身,唯以吏干文义为准。陶侃早孤贫,为县吏,举孝廉入洛,张华与之交谈,“异之,除郎中”(《晋书·陶侃传》)。名士牵秀,“博辨有文才,性豪侠”,帝舅王恺诬陷他有秽行而被免官,但“司空张华请为长史”(《晋书·牵秀传》)。成公简虽家世二千石,但他“性朴素,不求荣利,潜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张华对成公简十分赞赏,经常对人说:“简清静比杨子云,默识拟张安世”(《晋书·成公简传》)。刘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张华甚重之”,因而出镇幽州,“甚有威惠,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晋书·刘弘传》)。张轨“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却未受高品,“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晋书·张轨传》)。成公绥“博涉经传,性寡欲,不营资产,家贫岁饥,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词赋甚丽……张华雅重绥,每见其文,叹伏以为绝伦,荐之太常,徵为博士”(《晋书·成公绥传》)。陈寿有“良史之才”,张华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欲举陈寿为中书郎,为荀勖所阻而未遂(《晋书·陈寿传》)。左思出身于地位卑微、世业儒学的家庭,他博学多识,文赋情采富丽,着《三都赋》,通过对蜀、吴、魏自然风光的描写,抒发了自己渴望四海为一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张华读赋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有余,久而更新。”一时间豪贵人家竞相传写,遂有“洛阳为之纸贵”的美谈。(《晋书·左思传》)

  正由于张华能够像何劭赠诗中所说的那样:“既贵不忘俭,处有能存无,镇俗在简约”,(《文选》卷二四),故他“尽忠匡辅,弥缝补阙”的努力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晋书·张华传》曰:“虽当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

  但是,张华的种种主观努力,只能暂时地缓和社会各种矛盾的激化,却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造成这些矛盾的根源:即宗室王势力强盛,后族外戚擅权乱政,门阀世族奢侈纵欲,恣意聚敛。就在所谓“海内晏然”时,关中地区少数族就频繁起义,极大地动摇了西晋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且统治阶级内部亦危机四伏,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华对此是深有认识的。他之所以反对废黜贾后,就是担心因此而造成危机的总爆发。但贾后权欲无穷,她时时欲废非己所生的愍怀太子,打算长期操执朝政。幸赖张华、裴等人极力反对,这一阴谋才迟迟未能实现。而诸王因不满贾后擅政,也时刻虎视眈眈,觊觎皇位,寻找时机,以求一逞。元康五年(295),武库发生火灾,张华就因怀疑是诸王叛乱,而“先命固守,然后救火”,致使累代异宝及二百万人器械一时荡尽。事后张华说:“武库火而氐羌反,太子见废,则四海可知。”(《晋书·五行志上》)预见到太子废黜将会成为统治阶级内乱的总导火索。事实证明他的预见是正确的。

   张华之死

  元康末年,辅政大臣之一贾模失宠于贾后,忧愤而卒,制约贾后的力量遂大为减弱。随着贾模的失势,一向与贾后沆瀣一气的贾谧(贾充的外孙)操持权柄,“迁侍中,专掌禁内,遂与后成谋,诬陷太子”(《晋书·贾谧传》)。在这种情况下,张华原来的“勤为左右陈祸福之戒,冀无大悖”的方针已难以奏效。所以,愍怀太子的亲信,太子左卫率刘卞去找张华,打算与张华合作,发动武装政变以制止这一阴谋。但张华却推说不知贾后欲废太子事。刘卞说:“我原是寒悴之人,受到您的赏识,才由须昌小吏到今天的地位。我因感恩戴德,才向你谈论此事,您为什么却对我有所怀疑呢?”张华说:“假如有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刘卞答道:“太子东宫内人才济济,有精兵万余人。您身为宰辅,又是太子少傅,如果您下令召太子入朝,让他录尚书事,废黜贾后于金墉城,这不过是两个黄门侍郎即可完成的事情,肯定会万无一失。”张华拒绝了刘卞的建议,他回答说:“现在惠帝仍在位,太子是他的儿子。我又没有受命辅助太子执政,忽然立太子而废贾后,这是无君无父,以不孝示天下。即使能够成事,我也难免要身负不忠不孝的罪名。况且权巨贵戚当朝,威柄不一,我以此举授人以口实,怎么可能安然无恙呢?”废黜贾后之事再度成为泡影。

  元康九年(299)十二月,贾后设计,将太子灌醉,因使太子书写犯上谋乱之书,然后当惠帝于式乾殿会群臣时,出太子手书遍示之,群臣看后,未敢有异议,均附合贾后赐太子死的建议。时只有张华坚决反对,他说:“废黜太子并赐死,这是国家的大祸。自汉武帝以来,每次废黜太子,往往导致丧乱。在大晋据有天下不长时间的今天,废太子事更应慎重考虑。”尚书左仆射裴也认为应核对笔迹,以防诈妄。贾后遂将手书与太子过去奏事笔迹相对照,果然是太子所书。张华等人无言相对,但却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贾后知道难以让张华等人改变主意,遂上表把赐太子死改为废为庶人,惠帝下诏同意。

  太子被废后,引起东宫将士和诸王的强烈不满。东宫左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等人,谋废贾后,复太子。他们“以张华、裴安常保位,难与行权”(《资治通鉴》卷八三),而赵王伦“执兵之要,性贪冒,可假以济事”(《晋书·赵王伦传》),遂与赵王伦密谋此事。赵王伦与其佞幸谋臣孙秀,一向朋比为奸,皆是野心勃勃之徒,当然不会放弃这一良机。他们先劝贾后在永康元年(300)三月杀了太子,借贾后之手除掉了夺权的障碍,接着又策划政变,以废贾后。在起兵之前,四月二日夜晚,赵王伦和孙秀为了使叛乱得到更广泛的支持,派司马雅去张华处,说:“现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机,赵王想与您共匡朝政,成霸王大业。”张华知道赵王伦、孙秀等人得手后一定会有僭越篡权的逆行,义正辞严地予以拒绝。司马雅恼羞成怒,说:“刀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敢如此说话。”遂看也不看张华就扬长而去。四月三日整整一天,张华亦未发赵王伦之谋。可见他还是赞成废黜贾后,只是不愿与赵王伦共事并直接卷入这种不忠的活动中而已。

  当天夜晚,赵王伦发动兵变,矫诏废贾后为庶人。他亦因对张华的宿怨新恨,以党附贾后的罪名,将张华和裴等人收执于殿前马道南。张华责问主事的(中书)通事令史张林说:“你想要害忠臣吗?”张林称诏诘责张华说:“你身为宰相,太子被废,为什么不能守节廷争!”张华说:“式乾殿朝议废太子事,我是力谏的,这有文字记载为证。”张林问:“既然劝谏未被采纳,为什么不辞职去位!”张华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使者至,下达了斩张华、裴并夷三族的命令。张华临刑前慨叹道:“我是武帝时的老臣,一片丹心。我并不惜命,只是担心今后国家将有不测之祸难。”遂被杀害,时年六十九岁。

  张华被害,“朝野莫不悲痛之”。闫缵抚张华尸体痛哭道:“早语君逊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夫。”(《晋书·闫缵传》)刘颂哭之甚恸,他得知张华子孙有逃脱免难者的消息后,又转悲为喜,说:“茂先,卿尚有种也!”(《晋书·刘颂传》)陆机、陆云兄弟,为张华作诔,又写《咏德赋》以悼之。

  永宁元年(301)五月,齐王冏、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三王起兵,诛杀赵王伦、孙秀,齐王冏执掌朝政。齐王冏上奏惠帝,请求给张华昭雪。太安二年(303)、朝廷正式下诏,恢复张华的官职和爵位以及所没财产,为张华洗刷了冤案。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张华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见《文选》卷十三。

  ①见《文选》卷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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