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二节 阮籍 生平与着作

  
第二节 阮籍 生平与着作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阮家与曹氏的关系较深,对阮籍的政治立场有很深的影响。

  阮籍的传记,在《晋书》当中,但在晋朝建立前夕,他已逝世,他始终只是魏人。他和嵇康都是魏晋之际的人物。

  阮籍的生平,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从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为青少年时代。阮籍三岁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其兄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字仲容),即阮熙之子①。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②。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他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要突出,伏义给阮籍的信说:“行己无立德之身,报门无慕业之客。”“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大体上与《世说》的记载相符。但是年轻的阮籍,却接受了传统的教育。“博览群籍,尤好庄老”,“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①。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这时与阮籍有关系的人是他叔父阮熙和王昶。他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的修养,在此时已经基本上成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惟族兄文业每叹异之,以为胜己。”魏晋的名士风流,在阮籍身上表现比较突出。

  二是从正始元年到九年(240—248),为第二阶段。竹林诸人的聚会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何晏、王弼之流,在洛阳大畅玄风,竹林七贤在野与之互相呼应,形成一代思潮。但这时发表的文章还很少涉及政治。阮籍应太尉蒋济之辟,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曹爽辅政,召为参军,又以疾辞。嵇康尚曹魏亭主,出仕中散大夫,都是此时之事。这个阶段,竹林诸人正是时代的骄子,文化界的先导。《文心雕龙·才略篇》云:“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就特别指出嵇康的论和阮籍的诗作为代表。王导渡江以后,“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而阮籍的《咏怀诗》,在当时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三是从嘉平元年到景元四年(249—263),此为竹林七贤分化瓦解的阶段。从嘉平元年正月高平陵事件以来,司马氏营立家门,尽杀曹爽、何晏等敌对分子,夷其家。至此,竹林之游已经结束。阮籍和司马氏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司马懿为太傅,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师为大司马,阮籍为其从事中郎,司马昭辅政,阮籍又为其从事中郎。中间一度出为东平相,后来又为步兵校尉。“但虽去佐职,恒游府内,朝宴必与。”他与司马氏的关系始终是同床异梦、貌合神离,而山涛、王戎之流已经打入司马氏集团的核心。嵇康被杀之后,向秀应计入洛,阮籍也被迫写了劝进表。这时已经到司马氏代魏的前夕了。阮籍卒于景元四年(263)冬,时年五十四。这是嵇康死后的第二年,司马炎即位的前二年,《大人先生传》和《咏怀诗》的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阮籍是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行为有些怪僻。服葬时居然饮酒食肉,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痛哭而反。”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捉摸不透,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当时人根据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之为“痴”,而礼法之士责备他不遵守名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他的这些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有一次,阮籍登广武(今河南荥阳)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又登武牢山(即虎牢山,今河南荥阳),望京邑而叹,因赋豪杰诗。这倒流露出他对当时统治者的由衷的轻蔑。司马氏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功业”,只是通过宫廷政变,残酷地屠杀异己,窃取了政权。石勒就曾说过:“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①阮籍的用意大约和石勒差不多,只是没有说出具体姓名而已。李白以为阮籍用竖子讥诮刘邦、项羽,却没有说对②。

  阮籍也不是没有才干。他一度为东平相,小试牛刀。旬日之间,“坏府舍屏障,使内外相望,法令清简”。这一段短短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有着大刀阔斧的改革精神,不是无所作为。《晋书本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这却是实录。他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晋武帝)的求婚;锺会多次问以时事,企图通过他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皆以酣醉获免。这两个事例,说明了酒在阮籍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阮籍的着作,《隋书·经籍志》载《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原注:梁十三卷,录一卷。两唐书经籍志《阮籍集》均作五卷。《唐日本国见在书目》:《阮嗣宗集》五卷。又《阮步兵集》十卷。故唐代实有五卷、十卷两种本子。宋代书目多为十卷本。但《直斋书录解题》别集类有《阮步兵集》十卷,诗集类又有《阮步兵集》四卷。与隋唐时期实无多大悬殊。明代诸刻有黄省曾十卷本,张溥一卷本,其内容大致相同。惟钱曾所见朱子儋本多出四言《咏怀》十三首。丁福保历访海上藏书家,都无朱子儋本,其所辑《全三国诗》中所存四言诗仅有三首,与通行本无何出入。黄节为《咏怀诗》作注,始从明潘璁本检出四言《咏怀诗》十三首,其一至三与丁书相同,其四至十三则丁氏所未见者。黄氏据以入录,并为之作注,始得重见于世。其所据之潘璁本,据云乃明崇祯间所翻嘉靖刻本,前有嘉靖癸卯陈德文序及崇祯丁丑潘璁序,分上下两卷①。黄氏卒后,此书亦不知下落。后来逯钦立同志重辑魏诗,即据黄氏所校潘本过录②。黄氏书成于一九二○年,逯氏书成于一九六四年,前后不到半个世纪,古籍仍在不断销亡,这一点也很令人吃惊。

   玄 学

  魏晋玄学是道家思想的新的流派。先秦道家的老子标榜小国寡民、清静无为,到了战国中叶,发展为庄子的相对主义,发生很大变化。战国末年以迄汉初吸收了法家思想的某些因素,演进而为黄老刑名。所谓黄老思想实以老子为主,庄子的影响并不显着。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垄断地位,儒家为体、法家为用的新儒学风靡一时。黄老思想一度消沉。东汉中叶以后,道家思想与神仙思想相结合,改头换面,成为道教的一个渊源。党人斗争失败以后黄巾大起义风起云涌,儒家思想丧失了过去的权威,思想界出现了新局面。儒家、道家重新组合,形成了新道家,即魏晋玄学。这个新道家,以道家思想改造儒家,以“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代替五经,以客观唯心论或朴素唯物论代替汉代的宗教神学。和汉代的天人感应论、目的论相比,它有清醒和梦呓之别。这种思想的萌芽,应该从仲长统说起。“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的呼声①,标识着时代思潮的转变。

  阮籍对于《老子》、《庄子》、《周易》,都下过工夫,他的《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就是这方面的着作,可惜篇幅断烂,不能反映他的全部思想的内容。能够指出的是,他具有唯物主义的天道观,并且具有沟通儒道的倾向。他对于自然界的解释: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无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内,故万物生焉。(《达庄论》)

  他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正了老子的客观唯心论。他关于道的解释:道者,法自然而为化,侯王能守之,万物能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

  (《通老论》)肯定了道法自然。自然(物质)是第一义的,道(规律)是第二义的。有了自然世界,然后才有精神的存在。他摆正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说的非常清楚。他把太极、元、道,并列起来,有意识沟通儒道之邮,但三者并不完全一样。道是出于自然的,而太极是自然的同义语,道和太极之间,怎么能画等号呢?这是阮籍的一个漏洞。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阮籍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都是自然的产物。他把人的精神分作性(天性)、情(欲望)、神(思想意识)三种。以为:人生天地之间,体自然之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驭者也。(《达庄论》)

  他在这里,谈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有了自然界然后才有人,有了人然后才有各种精神状态。他不但用《易传》充实道家的唯物论,而且也用儒家关于性情的说法,补充道家之不足。这种作法的企图是好的。但是,自然、精气的道家用语,阴阳、五行、游魂之变的儒家用语,错杂使用,有意捏合而不能泯为一体。这是他的缺点。

  虽然如此,他已经摆脱了汉代思想家的束缚,他在庄子的影响下,鼓吹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他说:天地合其德,日月顺其光,自然一体,则万物理其事。(《达庄论》)

  这种说法,援用儒家的词句,用庄子变换了它的思想。在下面的几句话中,情况更为明显。

  男女同位,山泽通气,雷风不相射,水火不相薄。重阴需电,非异出也,天地日月,非殊物也。(《达庄论》)

  男女同位四句,阮籍引用《周易说卦传》而稍加变通。原文作“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高亨云:不字疑衍)相射”。意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每一对彼此矛盾对立。而阮籍则把本来有差别的东西,说成没有差别,把本来性质相反的东西,说它们可以相通。这是用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来解释《周易》,与《周易》的原意自然不能相合,但是它不仅直接继绍《齐物》、《秋水》的心传,而且间接也和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说法遥相呼应。

  阮籍的思想不够深刻,也不够成熟,但在魏晋之际,这种思想还有一定进步意义。因为他不谈天人相应,不谈受命之符,不谈天生圣人,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划清了界限;同是谈论《周易》,他不仅绝口不谈卦气(孟喜)、爻辰(郑玄)、升降(荀爽)、旁通(虞翻)等等,和汉易分道扬镳,而且也和王弼不同。王弼说:“圣人体无”①,对《周易》作了唯心论的解释,而阮籍则以为“天地易之主也,万物易之心也”(见《通易论》),对《周易》作了唯物论的解释。

  在政治思想上,阮籍同情人民,强烈谴责统治阶级的强取豪夺,反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名教、礼法都是压迫人民的工具。这种思想是相当深刻的,有一定的革命性。

  他不仅不承认有什么圣君贤相,而且把他们都看成坏蛋。他谴责他们两面派的行径,“假廉以生贪,内险而外仁。”(《大人先生传》)廉洁、仁慈是外表,贪婪、险毒是实际。他们“欺愚诳拙,藏智自神”,以至出现弱肉强食的局面。他们真正有了地位之后,就不遗余力地剥削人民。“竭天地万物之至,以奉声色无穷之欲。”“强者睽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人。”(同上)从思想渊源来看,这是仲长统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阮籍的说法,比仲长统深刻得多。

  他深知赏罚的作用及其实质,也深知赏罚的局限性。他说:惧民之知其然,故重赏以喜之,严刑以威之。财匮而赏不供,刑尽而罚不行,乃始有亡国、戮君、溃散之祸。(同上)

  他的这种说法宣布了法家思想的破产。他举出秦国为例说:秦破六国并兼其地,夷灭诸侯,南面称帝。姱盛色,崇靡丽,凿南山以为阙,表东海以为门,万世而不绝,图无穷而永存。美宫室而盛帷帟,击钟鼓而扬其章,广苑囿而深池沼,兴渭北而建咸阳,■木曾未及成林,而荆棘已藂于阿房。时代存而迭处,故先得而后亡,山东之徒虏遂起而王天下。(《达庄论》)

  秦汉以来的几度兴亡,给阮籍以深刻地教育,魏晋易代中的篡弑屠杀,更使其有切肤之痛,他从阶级国家的形成当中,发现社会动乱的病根在于君主专制。他指出:盖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大人先生传》)

  他用阶级、法律来概括国家机器,已经基本上掌握其压迫剥削的实质。仲长统对于社会发展的归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而阮籍则不然,他认为只要取消君主,就可以万事大吉。他说:盖无君而庶民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

  这种没有君臣,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实在就是远古的原始公社。阮籍以后,鲍敬言又发挥这种无君论,陶渊明也向往“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①这种思想固然是对原始公社的憧憬,也与当时的坞壁经济有关,不能说他完全出于空想。

  由于同情人民,阮籍也非常憎恶统治阶级的走狗。他在《大人先生传》中,采取大人先生和“君子”对话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鞭挞,把他们的宦海浮沉,比作虱处裈中。其略曰:世之所谓君子,惟法是修,惟礼是克。手执圭璧,足履绳墨。行欲为目前检,言欲为无穷则。少称乡党,长闻邻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炎邱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何异乎虱之处裈中乎!(据《晋书》本传)他对于这些“君子”的攻击,应该和他的无君论结合起来看。

  表现在社会思想上,阮籍的一些行动也开风气之先。他有意识地反对男女授受不亲,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把母亲和父亲放到同等地位,都有提高女权的味道。但是他关于这方面的言论却很少保存下来。

   文学成就

  阮籍的文学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他的不朽之作。它摆脱了汉代乐府和古诗中描写游子思妇的老调,也迥异于建安以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的新风①,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其所描写的内容是时世的艰辛,朋辈的不幸,宵小的猖狂,个人的坎坷,愤世、嫉俗、忧生、惧祸的心情,完全出之于诗,因而值得重视。屈原不过是惧谗畏讥,庾信不过是因绝望而悲歌,老实说他们都不存在生命危险,而阮籍“以其无可奈何之境,万不得已之情,托之《咏怀》,皆属有为而言,绝无游枝之语”②。其处境比他们格外艰苦,这些诗的创作绝非容易,保存下来尤其困难。它是曹、马政权交替之际幸存者的呼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是魏晋之际历史的一面镜子。自从它问世以来,文艺批评家对它极力推崇,除了已引刘勰的话以外,锺嵘也说:“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①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但对阮籍的苦心孤诣,并没有完全揭发出来。锺嵘以为“厥旨渊放,归趣难求”②。李善以为“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过,因兹发咏,每有忆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下难以情测。”③他们的话都不错,经过清代何焯、陈沆诸人的不断钻研,大体上已能读懂。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可以对魏晋的时世增加新的认识。

  《咏怀诗》是政治诗,其中对于改朝换代的描写,俯拾皆是。如:“欢娱未终极,白日忽蹉跎。”(其五)“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其三十二)“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其十八)“适逢高风起,羽翼自摧藏。”(其七十九)。所谓白日、羲和都泛指曹魏政权,所谓高风泛指敌对势力。古来多用太阳以喻君主。这些辞句表示曹魏政权已经日薄西山濒于灭亡的境地,用意非常明白。“欢娱未终极、羽翼自摧藏”,则是其个人的遭遇。

  其实,曹魏后期的政治大事,如高平陵事件、齐王芳的被废、高贵乡公的被杀等等,在诗中都有所反映,作者的描述也是有倾向性的。如: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朱华振芬芳,高秀相追寻。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其十一)

  按:此诗以楚国的往事比喻曹魏的行将灭亡。究其实旨,它是针对高平陵事件而发。何焯以为“此篇以襄王比明帝,以蔡灵侯比曹爽……朱华句谓私取先帝才人为伎乐,高蔡句谓兄弟数出游也。”何说大体妥当。曹爽的党羽何晏是南阳宛人、邓飏是南阳新野人。相当于三楚的秀士。他们虽对司马氏实行夺权,而未能加意防范,卒招致高平陵事件的爆发,司马氏把他们一网打尽。《战国策·楚策》楚辛谏楚顷襄王举黄鸟为喻,由黄鸟谈到蔡圣侯。他说:“黄鸟其小者也,蔡圣侯因是已。南游高陂,北陵巫山。饮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鱼。左视幼妾,右拥嬖女,与之驰骋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不知夫子发受命于宣王,系己以朱丝而见之也。”这一篇作品,可以说是悼念何晏的诗。“一为黄鸟哀,涕下谁能禁”,流露出作者对诸人的感情。有人把这首诗加到齐王芳身上是错误的。四言《咏怀》有云:“三后临朝,二八登庸,升我俊髦,黜彼顽凶。”三后当然是指文帝、明帝和齐王,顽凶大约是指曹爽诸人。立意与此篇矛盾,应是故意错乱其辞,用以逃避文网。又如:徘徊蓬池上,还顾望大梁,绿水扬洪波,旷野莽茫茫。走兽交横驰,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风厉严寒,阴气下微霜,羁旅无俦匹,俛仰怀哀伤。小人计其功,君子道其常。岂惜终憔悴,咏言着斯章。(其十六)

  按:此诗据何焯所考是指司马师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之事。废幼帝为齐王,事在九月甲戌(十九日),立高贵乡公在十月庚寅(初六日)。这种废立大事恰在九月、十月之交,相当于鹑火中。而司马师的决策废立,稍前于此,正在日月相望(十五日)之时。何义门的考订大体可信。作者对此无能为力,却也并不甘心。他用不惜憔悴的语言,表示他的抗议。又如:王子十五年,游行洛水滨,朱颜茂春华,辩惠怀清真。焉见浮丘公,举手谢时人!轻荡易恍惚,飘飖弃其身。飞飞鸣且翔,挥翼且酸辛。(其六十五)

  按:此诗用王子晋早夭的故事,刻画高贵乡公的遇害。史称高贵乡公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率领殿中宿卫诸人,要和司马昭决一死战,司马昭的党羽贾充迎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于是成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当时高贵乡公只有二十岁。《三国志·魏志·三少帝纪》云:“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然轻燥忿肆,自蹈大祸。”把曹髦的被害,归咎于他的轻举妄动,这正是陈寿的曲笔。但这种记载与诗中的轻荡、弃身恰相照应。当时司马氏篡夺之势已成,正在易代前夕,阮籍用酸辛二字表示他的哀悼。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不妨认为“驾言发魏都”、“昔余游大梁”两首,都是与评魏明帝有关的诗篇。

  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遗音,梁王安在哉!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歌舞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夹林非吾有,朱宫生尘埃。军败华阳下,身竟为土灰。(其三十一)

  魏都、梁王,都是借古讽今,“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莱”,则是曹魏的现实。

  昔余游大梁,登于黄华颠,共工宅玄冥,高台造青天。幽荒邈悠悠,凄怆怀所怜,所怜者谁子,明察应自然。应龙沉冀州,妖女不得眠,肆侈陵世俗,岂云永厥年。(其二十九)

  按:大梁明指魏都,而第二句的黄华,为山名。《水经·洹水注》云:“洹水出上党泫氏县,东过隆虑县(今河南林县)北,又东北出山径邺县南。”又云:“(隆虑)县有黄华水,出于神囷之山黄华谷北崖上,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门带,带即山之第三级也。”所以诗中的黄华,实际上离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颇远,而为邺都(今河北临漳)附近的山。诗中的高台,不是神话中共工之台,而应如黄节所指邺中的三台。肆侈两句是对魏明帝曹叡的批评。他肆意挥霍,大兴土木,死时只有三十六岁。《魏略》和《三国志》对其沉湎酒色、轻用民力,有许多记录。如筑总章观高十余丈,又于芳林园起陂池,修土山,公卿群僚皆往负土,宫中自贵人以下至尚保,及给掖庭洒扫、习伎歌者,各有千数。又录夺已经出嫁的士家(即军户)之女,配嫁无妻的军士。规定其夫家可以生口自赎,又选其有姿色者入宫。当时臣僚杨阜、高堂隆等上书切谏,他一律不听。这些事实,就是《咏怀诗》写作的背景。

  阮籍的《咏怀诗》中,爱憎是比较分明的。他有的怀念,有的羡慕,有的怜悯,有的谴责,决不含混。

  关于怀念之例,或泛称所思(如:“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见其十五),或泛称亲友(如:“旁徨思亲友,倏忽复至冥。”见其三十六),或泛称佳人(如:“出门望佳人,佳人岂在兹。”见其八十),或称故时人(如:“临觞多哀楚,思我故时人。”见其三十四)或称客与宾,兹举此首为例。

  平昼整衣冠,思见客与宾,宾客者谁子,倏忽若飞尘。裳衣佩云气,言语究灵神,须臾相背弃,何时见斯人?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阮籍所怀念的,是其亲友、故人。结合他的交游来看,并不难得出答案。只是当其写作当时,有的人已经不在了(如嵇康),有的人已经转变了(如山涛)。和他志趣相投的人,永远没有了。“临川羡洪波,同始异支流,”(其七十七),阮籍在这里便流露出索漠孤独之感。

  关于羡慕的例子,也有很多。阮籍所羡慕的是安贫乐道的上世士,是不以生死异其操守的穷达士,是慷慨捐生的壮士。关于第一类,例证较多,这里姑且不谈。关于第二类,如:登高临四野,北望青山阿。松柏翳冈岑,飞鸟鸣相过。感慨怀辛酸,怨毒常苦多。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其十三)

  这首诗是就李斯、苏秦和伯夷、叔齐之死,发表议论。李斯被杀时,思为布衣而不可得,想到牵黄犬出上蔡东门的往事。苏秦佩六国相印,卒受车裂之刑。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对于三人之死,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清人何义门以为“此言人皆有死,若苛求富贵者,其卒亦贻五刑车裂之悔,何如求仁得仁,若夷齐者为得其所乎!”何义门的解释本来不错,但阮籍的用意,还在于“不食周粟”上,这一点何义门未及指出。如果看这一首还不清楚,请再看一首:悬车在西南,羲和将欲倾。流光耀四海,忽忽至西冥。朝为咸池晖,蒙汜受其荣,岂知穷达士,一死不再生。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君子在何许,叹息未合并。赡仰景山松,可以慰吾情。(其十八)

  诗中歌颂的对象,是所谓穷达士。措辞很不平常。王闿运说:“穷达字并用始妙。达固不久,穷亦何失。”王氏是就文学上的修辞立论的。如果从当时的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这里的穷达士,应该指的是效忠曹氏的人。篇末还把他们比做景山松,用来和桃李花互相对照。

  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役,受命念自忘,良弓挟鸟号,明甲有精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岂为全躯士,效命争战场。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其三十九)

  读了这首诗,很容易联想曹植的《白马篇》。从题材和内容来看,二者确有些类似。但时代不同了,它们的针对性毫无相同之处。曹植所能想到的敌人不过吴蜀,而阮籍的假想敌只能是司马氏。他所歌颂的只能是毋丘俭、诸葛诞等人。阮籍认为只有这样才算穷达不易其操,才算求仁得仁。

  关于怜悯的例子,无过于湛湛长江水一首,上面已经谈过,兹不多赘。

  关于谴责的例子,却特别多。这里有:颠倒黑白的工言子,惟利是图的佞邪子,趋炎附势的当路子,为虎作伥的缤纷子,故作姿态的洪生。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划归司马氏集团。

  阮籍认为最危险的人物就是工言子:拔剑临白刃,安能相中伤。但畏工言子,称我三江旁。(其二十五)

  这些话是针对司马氏的走狗锺会等人说的,不但嵇康之死是由于锺会的告密,而且阮籍本人也多次遭到锺会的盘算,只是由于他守口如瓶,才没有蹈嵇康的覆辙。

  他谴责佞邪子:婉娈佞邪子,随利来相欺。孤恩损惠施,但为谗夫嗤。(其三十六)

  他们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也就谈不到什么正义与否的问题。

  他谴责当路子:如何当路子,磬折忘所归。岂为夸誉名,憔悴使心悲。(其八)

  当路子是随波逐流,忘乎所以的人。

  他谴责缤纷子:岂效缤纷子,良马骋轻舆。朝生衢路旁,夕瘗横术隅,欢笑不终宴,俛仰还欷歔。(其五十九)

  缤纷子是当权派的忠实走狗,帮助其主子作尽坏事,后来又被主子一脚踢开。成济刺杀高贵乡公,后来不也是夷三族了么?

  所谓洪生,相当于礼法之士。除了《大人先生传》之外,《咏怀诗》中也有他们的影子。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其六十七)

  这些洪生者流,在礼法的幌子下,规行矩步,道貌岸然,但是他们说的是一套,作的又是一套,言不顾行,行不顾言,是典型的伪君子。“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是他们的特点。《晋书·阮籍传》说:“礼法之士,疾之如仇”,正是因为阮籍刺到他们的痛处。

  通过以上的讨论,初步可以看出,阮籍怀念的对象,是不肯和司马氏同流合污的人;他所羡慕的对象,是敢于和司马氏斗争的人;他所怜悯的对象,是被司马氏暗算了的人;他所谴责的对象,是司马氏卵翼之下形形色色的帮凶。

  阮籍本人思想的变化,在《咏怀诗》中也表现得非常清楚。在他年轻的时候,是有一番抱负的。他喜欢诗书,学过击刺,也喜欢音乐,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他也改变了他的人生观。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其十五)

  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垧。旗帜何翩翩,但闻金鼓鸣。军旅令人悲,烈烈有哀情。念我平常时,悔恨从此生。(其六十一)

  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赵李相经过。娱乐未终极,白日忽蹉跎,驱马复来归,反顾望三河。黄金百镒尽,资用常苦多。北临太行道,失路将如何!(其五)

  第一首说的是接受传统教育,第二首说的是从事军事锻炼,第三首说的是艺术上的陶冶。他有学问,有抱负,本来是想大干一场的。但在高平陵事变之后,司马氏营立家门,政治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他的理想破灭了。诗中的“自嗤”、“悔恨”、“失路”,都是这种心情的反映。这种描述,和《晋书》本传的记录是一致的,“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

  阮籍渴求解放,幻想神仙,《咏怀诗》中充满逃避现实的思想。如: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其三)

  本来是桃李成荫、繁华似锦的环境,经过秋风的扫荡、摧残,已经面目全非。作为竹林名士的阮籍认识到“一身不自保”的险恶处境,心情十分沉重。《咏怀诗》屡次流露出惧生之嗟。他感到孤独,他说:“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其一)他感到忧虑,他说:“咄嗟行至老,俛常苦忧。”(其七十一)他有难言之隐,他说:“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其十四)这种情况不断升级。“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其四十)“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其四十一)的辞句,也络绎笔下。阮籍是喜欢喝酒的,但诗中罕见酒字。我认为最能反映阮籍的心情的,是一日复一夕一首: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

  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这首诗的写作,当在嵇康遇祸之后,被迫写劝进表之前。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为什么要口不臧否人物了。

  阮籍的思想情况和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这与阮籍的人生观是分不开的。老子的齿弊舌存,庄子的处于材不材之间,毕竟是他的处世的基本态度。他和司马氏的关系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最大的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

  阮籍的《咏怀诗》,曲折地、反覆地通过形象思维,艺术地表达他的感受。这种作法,正是《诗经》、《楚辞》以来的老传统。正如王逸指出的那样:《离骚》之文,依《诗》起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楚辞章句序》)

  《离骚》是如此,《咏怀诗》亦何莫不然。从其描写手法来看,用朝阳、白日、西隤日、朱阳,以喻君主;用大梁、梁王、魏都、梁东,以代替魏朝;用凤凰、鸾鹥、幽兰、芳草,以比君子;用葛藟、荆棘、野草,以譬小人;用景山松、凌风树、乔松,以喻坚贞;用寒风、朔风、凉气、凝霜,以喻强暴,这些情况都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不便明说,他便广泛地利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委曲婉转表达其难言之隐。前面所举的“一为黄鸟哀”两句,出自《战国策·楚策》,用战国的典故,比喻当前的危机。“求仁自得仁”两句,引用《论语·述而》,实际是藉伯夷叔齐,以歌颂司马氏的政敌。明乎此,《咏怀诗》并不难读,但这正是几百年来许多人努力探讨、研究的结果。

  阮籍《咏怀诗》是建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它具备刚健、清新、自然、浑厚等等特点,利用五言诗的新的形式,以比兴手法,抒发胸臆,指陈时弊,在万马齐暗的时代,能够针对当时的黑暗势力,提出被压迫者的呼声。虽然不够明朗、不够强烈,但是能作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容易的。

  阮籍出身于士族,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然难免保留着浓重的阶级烙印,无须为之辩护。但是也由于他的不当权、受迫害,在魏晋易代之际,除了自己的遭际之外,他也看到了广大的颠沛无告的劳苦大众。如果说《咏怀诗》是他个人的控诉,那么,《大人先生传》就反映了人民的呼声。因此,对于阮籍的作品予以高度评价,这是完全应该的。

  阮籍《咏怀诗》问世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左思、陶渊明、庾信、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杜甫,都接受这个传统,斐然有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是,发扬无君论,后来只有一个鲍敬言。他的着作只靠葛洪的批判才保留一些片断。至于黄宗羲《原君》的出现,那已在中国产生资本主义荫芽之后了。

  无君论接近于无政府主义,有其消极的一面,而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又有其积极的一面。

  

  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

  ②《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杜笃《新书》云:“阮武字文业,陈留尉氏人。父谌,侍中。武,阔达博通,渊雅之士。”《陈留志》云:“魏末清河太守。……着书十八篇,谓之《阮子》”。

  ①见《晋书》卷四九《阮籍传》。以下引用此传,不再注明出处。

  ①见《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

  ②见《登广武古战场怀古》,载《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一。有“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沈湎呼竖子,狂言非至今,抚掌黄河曲,嗤嗤阮嗣宗”等语。

  ①见《阮步兵咏怀诗注》,第99页。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第493页。

  ①引自《后汉书》有关王充、王符、仲长统列传。

  ①《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注引《王弼传》。

  ①引自陶渊明《桃花源诗》。

  ①《文心雕龙·明诗篇》。

  ②见程千帆《古诗考索》第283页。

  ①《诗品》上。

  ②《诗品》上。

  ③《文选》卷二三《咏怀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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