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三节 裴秀

  
第三节 裴秀① 生平与着作

  裴秀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224),卒于晋武帝泰始七年(271),终年四十八岁。他出生在官宦家庭,祖父曾任东汉尚书令,父亲裴潜任曹魏尚书令。裴秀少年时代聪敏好学,“博学强记,无文不该”,八岁能写文章,才德闻名乡里,人们认为他不仅有颜回那样的品德,而且有甘罗那样的才华,被时人称为“后进领袖”。意思是青少年的领袖。二十来岁时,曹魏渡辽将军毋丘俭把他推荐给掌管辅政大权的大将军曹爽,爽即任命裴秀为掾,并袭父亲的爵位清阳亭侯。嘉平元年(249)裴秀二十五岁,升任黄门侍郎。司马懿诛曹爽后,大权落入司马氏手中。裴秀因是曹爽部下,自然受到牵连,被免官。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为大将军掌国政。起用裴秀任廷尉正。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掌国政,裴秀为之出谋划策,提了许多有关军政大事的建议,大多为司马昭采纳,于是司马昭命裴秀为散骑常侍。甘露二年(257),三十四岁的裴秀随司马昭去寿春(今安徽寿县)征讨诸葛诞,参与谋略,胜利而归。由于裴秀立了功,被升任尚书,进封鲁阳乡侯。甘露五年(260)元帝曹奂即位,裴秀因为参与议定策略有功,进爵县侯,迁尚书仆射。咸熙初(264),裴秀替司马昭改革官制,议五等之爵,于是被封为济川(今山东桓台)侯。咸熙二年(265)八月,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为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魏主退位,自称皇帝,改国号晋,就是晋武帝。由于裴秀在司马昭立嗣问题上替司马炎说了好话,所以司马炎为晋王后,升裴秀为尚书令、右光禄大夫。司马炎称帝后,又让裴秀加左光禄大夫,封钜鹿郡(今河北宁晋)公。有人曾向武帝反映骑都府刘向替裴秀“占官稻田,求禁止秀”。武帝为之辩护,说裴秀有功于王室,只问刘向的罪,不追究裴秀。泰始四年(268)正月,以秀为司空①,又“职在地官”,这个职位对裴秀在地图学上作出贡献有很大关系。泰始七年(271),裴秀因病服用寒食散时,误饮冷酒而中毒身亡。着作有《易论》,《乐论》和《冀州记》①,地图有《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地形方丈图》②。《盟会图》和《典治官制》没有完成③。《禹贡地域图》后来藏于秘府,但早已失传。其它着作也失传了。仅有《禹贡地域图序》被保存在《晋书·裴秀传》、《艺文类聚》和《初学记》中,流传至今。

   地图学成就与贡献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得知当时秘书府年没有收藏古地图,也没有西汉萧何收集的秦国图籍,仅有汉朝的《舆地图》及《括地图》这类杂图。这些杂图没有比例尺,方位也不准确,连名山大川都记不齐备。虽然略具粗形,但很不精确,不可作为依据使用。甚至还有荒诞不合事实的地方,更不可取。魏灭蜀后,司马昭又为灭吴作准备,命有司撰访吴地图。裴秀则绘制《禹贡地域图》十八篇上报朝廷。图的内容为上自夏禹下至西晋的历代政治沿革图,图上绘有政区界线,标上州、郡、国、县、邑名称,古盟会地名,主要道路和航路等。裴秀针对汉代各种杂图不设比例尺,方位不准的缺点,在《禹贡地域图》上使用了比例尺。据隋朝宇文恺说法,“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④,即1∶900万。方位也比较准确,历代的名山大川都一一表示清楚。这样他可能用了一些图例。由此可见,《禹贡地域图》十八篇,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地图集,开创了以区域沿革为主体和古今地名对照的绘图方法。

  裴秀任司空时,曾主持把一幅不便观览而又有差错的《旧天下大图》缩制成以“一寸为百里”的《方丈图》。《旧天下大图》用了八十匹绢才绘成,可能过大,所以不便放置,也不便观览。《方丈图》则小多了,“王者可以不下堂而知四方”,图上“备载名山都邑”①可能是一般政区图。

  从《禹贡地域图序》中,我们还知道裴秀提出了着名的绘制地图的六大原则,即“制图六体”。这是他在中国地图学上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中国制图理论的肇端,它影响中国地图学达一千五百多年。由于裴秀有这项杰出成就,因此西方学者赞誉他是“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完全可以和欧洲古代着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tus claudius,121—151年)相提并论”②。

  “制图六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裴秀写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③制图的原则有六条,第一条叫做分率。分率就是比例尺,其作用是用来确定地图图幅的大小。地图图幅大小与该地区的实际面积大小有严格的比例关系。明白了这种比例关系,就可以从地图上量算出两个地点的距离,或是某个地区的面积,用起来很方便。比例尺又好比是画家的缩放尺,它可以把地图按照需要放大或缩小。“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

  第二条原则叫准望,准望就是方位,用来确定地图上地形地物彼此的位置关系。汉初已从古代的八个方位发展到十二个方位,不久又发展到二十四个方位,测量方位的仪器在战国对代有司南,汉代有方地盘,指南针发明以后才有罗盘。

  “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

  第三条原则叫道里,就是人行道的距离,从甲地到乙地有多少里路。人行道的距离比较复杂,一般不能拿来直接制图,因为制图所用的距离是两地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假如人行道距离不是水平直线距离,则需先将人行道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方可制图。

  “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第四条叫高下,第五条叫方邪,第六条叫迂直。这三条连在一起,彼此关系密切,是将人行道距离变成水平直线距离的具体演算方法。所谓“高”,是指人行道为一条起伏的曲线,“下”指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必须将人行道起伏的曲线距离通过数学运算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就是将“高”变为“下”。所谓“方”,是指人行道碰到障碍,不能走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而要绕到第三点,由第三点再到目的地。这样人行道的距离就成了三点之间的两个线段。而原来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则叫做“邪”,制图时,必须将三点之间的折线距离换算成两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即将“方”变成“邪”。所谓“迂”,就是迁回曲折。人走路时如果两个地点之间碰到了好几重障碍,则要经过多次迂回曲折才能到达。此时人行道的距离是多次迂回的曲线距离。“直’指两个地点之间的水平直线距离。制图时,要将迂回多次的曲线距离换算成水平直线距离,即将“迂”变为“直”,这三条原则强调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从实际出发,分清情况,然后再进行换算,校正因地形夷险而造成的距离上的差异。

  “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后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巨海之隔,绝域殊方之回,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这一段是讲六条原则的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假如绘制的地图不是按一定的比例尺,那么从这种图上无法确定地物之间的距离大小;有了比例尺而无方位,则某地的方位从某一方面看可能是对的,但从其他方面看就不对了;只有方位而无道里,那么碰到有山有水相隔的地方、就不知道如何绘图了,整个地图的地形地物就无法连贯相通;光有人行道距离而没有地面高低起伏和曲直的校正,那么人行道距离就不能变成水平直线距离,这样绘出来的图与实际相违背,而且还会影响方位的准确性,所以在绘地图时,这六条原则要综合考虑,缺一不可,只有把这六条原则都考虑到了,才能做到图幅大小取决于比例尺,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位置,决定于方位;地形地物彼此之间的远近取决于人行道距离,水平直线距离取决于高变下,方变邪、迂变直的运算。这样,即使有高山巨海相隔,有异域远方情况的不同,有高低曲折各种复杂因素,都可以按照制图者的需要加以确定。制图原则一旦确定,那么无论怎样复杂的地区都可以绘成地图。

  “制图六体”产生以后,历代着名地图学家如贾耽、沈括、朱思本、罗洪先等人,都把它当作绘制地图的规范而予以接受。在明末清初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中国之前,它一直是中国古代绘制地图所遵循的规范。即使在西欧地图测绘技术传入以后,直至清末,它仍然是制图学家的规范。由此可见,“制图六体”在中国地图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裴秀作为中国古代地图学理论的奠基人、杰出的地图学家是名符其实,当之无愧的。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晋书·裴秀传》,下引此传者,不另注。

  ①《晋书·武帝记》。

  ①《史记·封禅书》注,司马贞《史记索引》。

  ②虞世南:《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③《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裴松之注(二)。

  ④《隋书·宇文恺传》。

  ①《北堂书钞》卷96《方丈图》。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108页,115页,科学出版社1976年中译本。

  ③有关制图引文用《晋书·裴秀传》、《文艺类聚》六,《初学记》五校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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