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

  
第十八章 宋武帝、梁武帝、侯景 第一节 宋武帝①

  宋武帝刘裕(363—422),刘宋王朝的创立者。在位时间仅短短的两年。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先祖是彭城人(今江苏徐州市),后来迁居到京口(江苏镇江市)。据说是汉高祖刘邦的弟弟楚元壬交的后代。《宋书·武帝本纪》还十分详尽地列举了他家族显赫的世系表,不过这里面的可信程度怎样,尚待考证。刘裕幼年时,家境已十分贫困。他年轻时,干的是被人瞧不起的力气活,有时还出门做些小买卖,赚钱养家糊口。由于家境贫寒,也常受人欺负。当时,京口有一家姓刁的大族,因为有钱有势,鱼肉乡里,被称为“京口之蠹”。有一次,刘裕与刁家的人赌博,结果输了,刘裕还不起赌债,竟被刁家缚在马桩上,受尽了耻辱。

  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竟当上了开国皇帝,所以有人将此称为“寒人掌权”。

   镇压孙恩卢循起义

  刘裕虽然出身贫寒,却“有大志”,当然也是时代为他创造了机遇。他生活的东晋时代,政治十分腐败和昏暗。终于引发了东晋历史上着名的孙恩、卢循起义。这时,刘裕正在东晋将领刘牢之军中。

  起义爆发后,刘牢之奉命前去镇压。刘裕此时已因有勇有谋受到刘牢之的赏识。刘裕在交战中善于用计。安帝隆安五年时(401)刘裕率部与起义军相持于海盐城。当时,刘裕守城,兵力薄弱,起义军则人多势强。刘裕见此情景,心生一计。他选了数百精壮人员组成了敢死队,一律脱去甲胄,手执武器。鼓噪而出。起义军一时没有戒备,又不知刘裕真实意图,纷纷撤离,并在混乱中损失了大帅姚盛。就这样刘裕又得以苟延残喘了几天。最后刘裕怕相持太久,就又想了个计谋。一天深夜,他下令部下偃旗匿众,装出撤离的态式。第二天一大早,就让几个老弱病残登城上镇守。起义军不知刘裕底细,就向刘裕部下打听刘裕情况。部下故意回答说:“刘将军已趁黑夜逃出城了。”起义军不知其中有诈,纷纷登城。刘裕趁其不备,率精锐猛击登城起义军,结果起义军受损惨重。由此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

  刘裕虽然有勇有谋,又死心塌地地效忠东晋统治者。但他毕竟出身寒微,因此要想在门阀士族把持仕途的东晋时代崭露头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孙恩起义军败退海岛后,东晋统治者仍不放心,害怕他会东山再起,于是任命谢琰为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率徐州部众,镇守东土。谢琰是东晋着名大族,孝武帝马司曜时宰相谢安的儿子。淝水之战中,他因有“军国才用”,出为辅国将军,以精卒八千,和其从兄谢玄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被封为望蔡公。朝廷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谁知谢琰“及至郡,无绥抚之能,而不为武备”(《晋书·谢安传》)。将帅们都进谏说“强贼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扬仁风,开其自新之路。”谢琰却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苻坚百万,尚送死淮南,况孙恩奔衄归海,何能复出,若其复至,正是天不养国贼,令速就戮耳。”(同上)众人见他执意不听,也就不再进言了。谁知后来孙恩果然又重振旗鼓,一时间声势浩大。起义军战浃口,入余姚,破上虞,进及邢浦,离山阴北只有三十五里之遥。谢琰这才慌忙派参军刘牢之攻打孙恩。不久上党太守张虔硕也战败,起义军越战越勇,琰部下不能阻挡,谢琰只好亲自出战,大败,被自己部下张猛害死。谢琰的失败意味着东晋士族已无力控制局面。从此,北府兵权尽入刘牢之、刘裕这些原来被人瞧不起的寒族出身的武将手中。显赫一时的王谢家族的势力就日渐衰落了。

  谢琰死后,东晋又任命刘牢之都督会稽等五郡诸军事。刘牢之自己屯驻上虞,派刘裕戍守句章(今浙江慈溪境)以抗拒起义军。

  隆安五年(401)六月,孙恩从海上复出,直奔丹徒,这时起义军已有十余万众。刘牢之命令刘裕前去阻击,刘裕日夜兼程,与起义军大战于蒜山。刘裕战胜,孙恩只好返回船上,转攻建康。孙恩因楼船高大,又是逆风行驶,速度无法加快,走了很多天才赶到白石。孙恩这时听说刘牢之已赶至京口,朝廷已严加防备,料想不易取胜,只好转奔郁洲(今连云港市之东)。八月,朝廷以刘裕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率领水军赶到郁洲,双方交战,刘裕又占了上风。孙恩部众只好南还海上,刘裕却紧追不放,连战几个回合,屡屡获胜。起义军元气大伤,加上“饥馑疾疫,死者大半”,基本上再也无力与刘裕相抗了。

  孙恩败后,其妹夫卢循又高举义旗,继续战斗。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部徐道覆进攻东阳,以后又攻永嘉,都被刘裕打败。在永嘉交战中,卢循大帅张士道被杀。后来起义军转向晋安,刘裕仍然穷追不舍,卢循只好逃往海上。六月,刘裕被封为彭城内史,日益受到朝廷重视。

  义熙年中,刘裕伐慕容超,一时无暇它顾。卢循的妹夫徐道覆劝卢循乘虚而出,他认为“朝廷恒以君为腹心之疾,刘公(刘裕)未有旋日,不乘此机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齐之后,刘公自率众至豫章,遣锐师过岭,虽复君之神武,必不能当也。今日之机,万不可失。既克都邑,刘裕虽还,无能为也。”(《晋书·卢循传》)卢循深以为然。

  不久,卢循率所部由广州北向,进攻湘中诸郡;徐道覆则由始兴向南康、庐陵、豫章等郡进攻。一路进展顺利,东晋“守相皆委任奔走”。镇南将军何无忌率众拒之,结果兵败被杀。与此同时,卢循率部沿湘水北上,在长沙打败了荆州刺史刘道规,并准备进攻江陵。这时,徐道覆听说北府兵三大主力之一的刘毅(三大主力为刘裕、刘毅、何无忌)将至,便急告卢循,先放弃进攻江陵的计划,转而东下,一同进攻刘毅。

  刘毅与徐、卢部在桑落州(江西九江市东北江中)决战,结果刘毅“败绩,以数百人步走,余众皆为贼所虏,辎重盈积,皆弃之”(《晋书·刘毅传》)。

  起义军连挫何、刘部,一时间声势大振,史称其盛况为“戎卒十万,舳舻千计”(《晋书·卢循传》)。

  朝廷见况大为惊恐,赶紧召回正在北伐的刘裕。刘裕“至山阳,闻何无忌败死,虑京邑失守,卷甲兼行,与数十人至淮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徐道覆听说刘裕急还,便劝卢循“于新亭至白石(南京市西沿江一带),焚舟而上,数道攻之。”谁知卢循这个人多谋少决,认为这不是万全之计,没有听从,失去了战机。徐道覆叹息道:“我终为卢公所误,事必无成。”后来,刘裕也心有余悸地谈起这事,认为当时起义军“若于新亭直进,其锋不可当”。卢循失去战机后,攻战不利,“船舰为暴风所倾,人有死者。列阵南岸,战又败绩”(《晋书·卢循传》)。于是又转攻京口,亦无所获。只好从蔡州南走,重又占据寻阳。刘裕穷追不放,大败卢循于雷池。卢循准备逃往豫章,故在左口(鄱阳湖口)做栅,刘裕命令全力攻栅,起义军虽奋力抵挡,也不能守住。刘裕乘胜击之,卢循只落得单舸而走,后来收散卒余勇千余人退守广州。徐道覆则败退始兴。

  义熙七年(411)二月,卢循到达番禺。被晋军孙季高所破,收余众南走。徐道覆亦被刘裕部下刘藩、孟怀玉斩杀于始兴。不久,卢循攻广州二十余日不得下,转奔交州,为交州刺史杜慧度所败,最后绝望自杀。

  坚持了十余年,影响甚大的孙恩、卢循起义终于被东晋统治集团扑灭了。在起义军将士的血泊之中,刘裕建功立业,获取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步步高升,直到当上宋代的开国皇帝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平定桓玄之乱

  除了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外,刘裕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协助东晋统治者平定了桓玄之乱。

  桓玄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桓温一生跋扈,位极人臣。桓玄长大后,也“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晋书·桓玄传》)。因为朝廷忌恨桓家势力过大,故一直疑而未用。桓玄二十三岁时,才拜为太子洗马。太元末年,出补义兴太守。为此桓玄常有郁郁不得志之感。有一次,他登上高处感叹道:“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于是弃官而去。后来在东晋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桓玄逐渐崭露头角,地位日趋显赫。他都督荆、襄、雍、秦、梁、益、宁七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后桓玄又上疏固争江州,于是都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这以后,桓玄“树用腹心,兵马日盛”(《晋书·桓玄传》)。孙恩起义后,桓玄又想借讨伐之机,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于是屡次上疏求讨孙恩。朝廷看出他有野心,“诏辄不许”。后来孙恩逼近建康,桓玄又“建牙聚众,外托勤王,实欲观衅”(《晋书·桓玄传》)。他乘机控制了长江上游大部地区,而东晋朝廷辖地却不出三吴,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粰橡。”(《晋书·简文三子传》)至此,桓玄开始自命不凡,“自谓三分有二,知势适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晋书·桓玄传》)。

  元兴元年(402),朝廷以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并以北府兵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讨伐桓玄。桓玄甚为惊恐,欲保江陵,后来他听了长史卞范之的计谋,留其兄伟守江陵,自己率众至寻阳,反而“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结果变不利为有利,大败司马尚之和司马休之,直入建康,杀司马道子、元显。刘牢之背叛朝廷,降于桓玄。第二年,桓玄称帝,国号楚。

  桓玄称帝后,“祸难屡构,干戈不戢,百姓厌之,思归一统”(《晋书·桓玄传》)。刘裕看清了局势,与刘毅、何无忌等共谋反桓之事。从此,拉开了平定桓玄之乱的序幕。

  桓玄始欲叛晋时,他的从兄卫将军谦曾讨问刘裕的口信,刘裕当时已经“志欲图玄”,乃逊辞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刘裕口上这么说,心里却打定主意要起兵反玄。

  桓玄称帝后,有一次见到刘裕,便对左右的人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以后每次游集,都对刘裕态度优礼有加,赠赐甚厚,想借此笼络裕心,可是刘裕反心却更加坚决。也有人看出刘裕不会久居人下,劝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不为人下,宜早为其所。”桓玄却不以为然地说:“我方欲平荡中原,非刘裕莫可付以大事,关、陇平定,然后当别议之耳。”反而更加褒奖刘裕,下诏说:“刘裕以寡制众,屡摧妖铎。泛海穷追,十殄其八。诸将力战,多被重创。自元帅以下至于将士,并宜论赏,以叙勋烈。”桓玄以为用这种怀柔政策可以打消刘裕的不满情绪,但刘裕却暗中作了大量准备工作,加紧了叛玄的步伐。

  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田演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在京口、广陵杀死了桓修和桓弘。桓修被杀后,刘裕还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表示要厚葬桓修。

  刘裕部初克建康时,桓修司马刁弘率文武佐吏前来救援。刘裕登上城楼对他说:“我等并被密诏,诛除逆党,同会今日。贼玄之首,已当枭于大航矣。诸君非大晋之臣乎?今来欲何为?”刁弘被他唬住,只好收众而退。不久刘毅率部众赶到,刘裕急命他杀了刁弘。

  刘毅的兄弟刘迈原来也在建康。刘裕起兵讨玄后不几天,曾派遣同谋周安穆前去通报刘迈,要他为内应。刘迈为人胆小怕事,他表面敷衍周安穆,内心却不敢应允。周安穆看破了他的心事,心中懊悔,害怕事情会因此泄露,于是急忙赶回报告刘裕。

  这时,桓玄任命刘迈为竟陵太守。刘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准备船只走马赴任。一天夜里,刘迈接到了一封桓玄给他的信。信中问道“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见刘裕何所道?”刘迈阅信后惊恐万分,以为桓玄已经知道刘裕的阴谋了。第二天一早就把事情全盘托出。桓玄这才如梦方醒,封刘迈为重安侯,既而一想,刘迈不抓住周安穆,使周得以逃出,于是又把刘迈给杀了。并连忙召桓谦、卞范之等共谋对付刘裕。桓谦认为应马上出兵攻击刘裕。桓玄听了不同意,说:“彼兵速锐,计出万死。若行遣水军,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则彼气成而吾事败矣。不如屯大众于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无所措手,锐气已挫,既至,忽见大军,必惊惧骇愕。我按兵坚阵,勿与交锋,彼求战不得,自然散走。此计之上也。”于是派顿丘太守吴甫之、右卫将军皇甫敷北拒刘裕。

  桓玄自从刘裕起兵后,天天忧惧不安。有人宽慰他说:“刘裕等众力甚弱,岂办之有成?陛下何虑之甚。”桓玄听了不同意,在他看来,“刘裕是为一世之雄”(事见《宋书·武帝本纪》)

  元兴三年三月,刘裕与吴甫之会战于江乘。吴甫之是桓玄手下一名勇将,“其兵甚锐”,刘裕手执长刀,大声呼叫着,先身士卒,结果吴甫之被杀。接着,双方军队又战于罗落桥,桓玄部下皇甫敷率数千人迎战。宁远将军檀凭之与刘裕各率一队人马,檀凭之战败被杀,其部众纷纷逃散。刘裕却愈战愈勇,前后奋击,所向披靡,最后皇甫敷兵败被斩。

  桓玄听说皇甫敷战败,更加恐惧。慌忙派桓谦屯兵东陵口,卞范之屯覆舟山西,双方兵力约有二万余众。不久,刘裕部饱食之后,将所有余粮全部扔掉,轻装上阵,进到覆舟山东,遍插旗帜在周围山上,作疑兵之计。桓玄又增派武骑将军庾祎之前往增援,庾祎之部兵精器利,局势开始对刘裕不利。

  刘裕面对强敌却镇定自若,他总是冲杀在最前阵,士兵受他鼓舞,也无不殊死奋战,一以当百,呼喊声惊天动地,士气十分旺盛。当时,天公作美,东北风刮得很大,刘裕急令纵火,火烟张天铺地,“鼓噪之音震京邑”。桓玄部很快崩溃瓦解。桓玄见大势已去,只好留下领军将军殷仲文守住石头城,自己率子弟沿长江南下。

  刘裕在石头城立留台官,焚桓温神主于宣阳门外,重立晋新主在太庙中,以示自己是东晋的救世主。并派诸将帅追击桓玄。

  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尚书王嘏率百官迎接刘裕,众人都推举刘裕领扬州,刘裕心不在此,辞不肯受。于是大家又推刘裕为使持节,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一下重权在握,这才遂了心愿,答应下来。

  刘裕此时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具备。桓玄当权时,接下来的是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史称当时“百司纵弛,桓玄虽欲厘整,而众莫从之”。刘裕时就不然了,百废俱兴,众望听归,他“先以威禁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二三日间,风俗顿改”。在刘裕主持下,朝廷内外确实有振兴气象。

  当时,也有一些人瞧不起刘裕,认为他出身布衣,地位卑贱,例如尚书左仆射王愉的儿子王绥,本是江左冠族。王绥少有重名,他对刘裕颇不服气,对这一类人,刘裕都想方设法一一予以铲除。

  后来,刘裕派人追击苟延残喘的桓玄,在峥嵘洲大败之。义熙元年正月(405),刘毅等到达江津,破桓谦、桓振,收复了江陵。晋安帝司马德宗也到达江陵,下诏历数桓玄罪状,竭力称赞刘裕平定桓玄之乱中所立下的功绩,并封刘裕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使持节、徐青二州刺史如故。这样一来,刘裕的权力大大增强,很有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意味了。

   北伐南燕

  刘裕很狡猾,故意作出谦让姿态,他表示不能接受如此重职,要求归藩。晋安帝当然不许,又是让百官奉劝,又是亲自到刘裕家中说服,刘裕还是拿定主意不干。结果晋安帝只好让他镇守丹徒,“改授都督荆、司、梁、益、宁、雍、凉七州,并前十六州诸军事,本官如故。于是受命解青州,加领兖州刺史”。其实,刘裕这时已掌有实权,声望也很高,皇帝只是傀儡了。不过,刘裕心里明白,要想取而代之,自己来当皇帝,仅仅靠立功于东晋境内还不足以服众,要树立更高的威信只有北伐。

  东晋历史上,北伐向来是权臣立功业的好机会,除祖逖北伐没有私心,一心只想收复失地,统一河山外,其余的庾亮、庾翼和殷浩、桓温的北伐都带有借此建功立业,扩大势力影响的意图,刘裕当然也不例外。

  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都被其抓去,数千家百姓被掳掠,边境再次告急。

  刘裕正想出师北伐,于是上表皇帝,主张北伐,朝廷同意了他的要求。四月间,北伐军从淮入泗,五月就到了下邳。

  听说东晋刘裕率军北伐,慕容超慌忙会见群臣,商讨对策。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当时主掌朝政的公孙五楼建议说:“吴兵(指东晋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运,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岘,出城逆战,下策也。”(《晋书·慕容超传》)公孙五楼这几条建议都是知己知彼的可行之策,可是慕容超没有接受,他逐一驳斥了公孙五楼的建议,他认为自己“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只要“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慕容超的狂妄自大,导致了南燕军的失败。

  这年夏天,刘裕军抵达东莞。慕容超恰恰采取了公孙五楼所说的下策,派左军段晖、辅国贺赖卢等六将领率步骑五万,进据临朐,而让刘裕军轻易地长驱直入,过了岘。刘裕入岘后,心中不免得意,举手指天说:“吾事济矣!”

  六月,慕容超派公孙五楼小广宁王贺赖抢先占领了临朐城。待刘裕大军压境,便只留老弱兵力守住广固,其余兵力全部用来抵抗刘裕大军。临朐城旁有巨蔑河,离城大约有四十里地。慕容超警告公孙五楼说:“急往据之,晋军得水,则难击也。”五楼觉得有理,急忙向巨蔑水进发,谁知晋军龙骧将军孟龙符已抢先一步,占据了此要害之地。

  晋军有车四千辆,分成左右两翼,车上都一律用布遮挡,御车者手中都持着长矛,又以轻骑作为游军。晋军军令严肃,行伍齐整。还没等晋军抵达临朐城时,南燕军铁骑万余,前后交至。刘裕急忙命令兖州刺史刘藩、参军刘怀玉、索邈等,合力奋击,同时又命令谘议参军檀韶直趋临朐。檀韶率建威将军向弥急驰临朐,当日陷城。斩慕容超部牙旗,获辎重。慕容超听说临朐已被晋军攻下,只好率残部逃走。刘裕亲自击响战鼓,鼓声咚咚,慕容超部众溃散奔逃。慕容超逃往广固。良马、辇车、玉玺、豹尾等皆被晋军缴获,送往京师。

  第二天,晋军赶至广固,克之。慕容超退保小城,在城周边设长围以防守。围高三丈,外设三重堑。

  七月间,刘裕被朝廷任命为青、冀二州刺史。人心更加归向,连慕容超的大将垣遵、垣苗也率众前来归顺。刘裕心中很是得意。不料有人讽刺他说:“你不得张纲,何能为也。”张纲是慕容超的尚书郎,“其人有巧思”。刘裕进攻慕容超时,他被派往姚兴处,以称藩为条件,乞求姚兴出兵援救。姚兴表面上表示愿助一臂之力,而实际上却畏惧刘裕,根本不敢发兵。张纲无奈,只好返回,在半路上被泰山太守申宣抓住送给了刘裕。刘裕把张纲囚在车中,让慕容超守城的将士看,结果城内守军莫不惊慌失色。

  刘裕命令张纲加紧制造攻城的器械,慕容超求救姚兴不得,反使张纲被俘,于是心灰意冷,失去了与刘裕抗衡的信心。他提出向东晋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千匹良马以讲和,刘裕当然不答应,更加日夜加紧攻城,河北人民也荷戈负粮,纷纷前来援助晋军。

  不久,张纲攻城器械制造成功,“设诸奇巧,飞楼木幔之属,莫不毕备,城上火石弓矢,无所用之”。

  义熙六年(410)二月,广固城终于被晋军攻下。慕容超逃跑时被抓,被送往建康斩首,南燕王公以下数千人被俘,南燕灭亡。

  刘裕之所以能较为顺利地灭掉称霸一时的南燕,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是:南燕政治状况不好,史称“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晋书·慕容超传》)。慕容超为人也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人意见。公孙五楼对于东晋北伐的几条对策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可他却根本不愿采纳。另外,刘裕北伐却是顺应了民心,刘裕攻广固城时,河北民众前来援助,日以千计。民心所向对于这次击败南燕起了很大作用。加上东晋军队素质尚可,士气高涨,武器精良,供给充足。主观原因是,刘裕本人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而且比较有谋略,他攻广固城时,姚兴托人带话给他说:“慕容见与邻好,又以穷告急,今当遣铁骑十万,迳据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刘裕接到口信后处之泰然,说:“告诉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结果,旁人都替刘裕担心,害怕会激怒姚兴,刘裕宽慰他们说:“此是兵机,非你们所了解。兵贵神速,如果姚兴真要来救慕容超,一定会怕我先知道有所准备。现在他故意派人告诉我,不过是见我伐燕,心怀畏惧,虚张声势吓唬我们罢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刘裕确实是有勇有谋的。其次,刘裕每次作战都能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甚至亲自鸣击战鼓,一个将帅能做到这些,对鼓舞士气当然会起到很大作用。再次,刘裕能听取他人意见。刘穆之才华谋略不及刘裕,但他间或有可取意见时,刘裕都能采用。有了以上这些主客观有利条件,刘裕当然是必胜无疑了。

   北伐后秦

  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又一次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兵分五路。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趋许、洛;建威将军傅弘之、振武将军沈田子趋武关;冀州刺史王仲德,由巨野入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自汴入河;九月,刘裕自己率所部驻扎彭城,加领徐州刺史。

  各路大军进展都很顺利,史称“望风降服”。十月,众军到达洛阳,包围了金墉,姚泓弟弟平南将军姚洸归降。晋军修复晋王陵,置守卫。

  这时刘裕认为自己功劳甚高,便派左长史王弘还建康,“讽朝廷求九锡”(《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纪》)。这时,刘裕的心腹刘穆之正在建康掌留任,看见刘裕居然如此无赖,感到为他羞愧,因之发病而死。这年十二月,朝廷见刘裕功高难治,只好下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十郡为宋公,备九锡之礼,位在诸侯王上,领征西将军,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刘裕原先让王弘还建康求九锡用意大概是想探探朝廷态度,现朝廷果然能如他的意,他反倒感到自己有些操之过急了,所以没有敢接受朝廷之封。

  义熙十三年正月,刘裕以儿子彭城公刘义隆镇守彭城,自己则率水军入河。北魏步骑十万,占据河津,刘裕命诸军渡河击之。七月,刘裕由洛阳到达陕城。八月,扶风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于蓝田,王镇恶也攻占了长安,活捉了姚泓。九月,刘裕也到了长安。当时长安城内物资丰富,币藏盈积。刘裕将一部分浑仪、土圭等献给朝廷,其余珍宝珠玉则分给将帅,他还在长安谒汉高祖刘邦陵,大会文武于未央殿,很有些以光复故土的救世主自居。

  本来,刘裕完全可以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疆域,可是就在这紧要关头,他却宁愿功亏一篑,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却匆匆返回建康。

  刘裕停止北伐,虎头蛇尾,使关中父老非常失望,因为长安自316年被匈奴人刘曜占领,人们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多年了。因此,当时“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对刘裕的心事,有人倒看得明白,认为刘裕将“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赫连勃勃载记》)。事实的确如此,刘裕之所以匆匆南归,是因为刘穆之病死,他怕此时朝廷会有人趁机夺权,所以急忙赶回建康。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

   废晋建宋

  这时,整个东晋王朝可与刘裕对抗的几乎没有谁了。比如刘毅,与刘裕同时起兵反对桓玄,被称为北府兵三强(刘裕、刘毅、何无忌)之一,刘毅“自谓京口、广陵,功业足以相抗,虽权事推公(指刘裕)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许,朝士素望者多归之”。刘裕既知刘毅不肯俯就在自己门下,“终为异端”,于是“密图之”。刘毅假装病重,上表求以从弟刘藩为自己的副职,刘裕亦假意允许。九月,刘藩入朝,刘裕下令将刘藩及刘毅的追随者尚书仆射谢混抓入狱中赐死。然后亲自率军讨伐刘毅。不出一个多月,刘毅就兵败被杀。

  除了刘毅敢与刘裕抗衡外,还有一个叫诸葛长民的人,他也是与刘裕一同起兵抗击桓玄的,所以在北府将官中,资格不低。刘毅被杀后,诸葛长民感到自己处境危险,对自己左右感慨道:“昔年醢彭越,今年诛韩信,祸其至矣。”于是开始“将谋作乱”,刘裕召他到建康,他每每托故不行。后来刘裕设计骗来诸葛长民,将他和弟弟诸葛黎民一块杀死,算是解除了自己又一隐患。

  刘裕既铲除了异己,而且东晋朝廷这时也没有能力控制局面,刘裕威望、权势与日俱增,连北魏崔浩也认为“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

  刘裕不仅以武功显赫于当时,而且在一些政治措施上,他也很有建树,这些为他日后称帝打下了基础。

  比如,当时东晋“山湖川泽,皆为豪强作专,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刘裕认为这对百姓不利,于是“禁断之”。这些措施,使刘裕在普通民众心中,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受封为相国、宋公。这一次,他没有推辞,因为刘裕认为自己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他的目光早已盯上皇帝的宝座。义熙十四年底,刘裕缢死了晋安帝司马德宗,改立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一年半后,刘裕又迫使司马德文禅位给自己。

  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正式称帝,国号为宋,改元永初,定都建康,史称宋武帝。

  刘裕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当上了皇帝,他深知帝位来之不易,所以即位后,尚能勤勉于政事,还算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

  刘裕即位后,免去了一些苛捐杂税,“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减轻一些负担。对于那些原来因战争需要被征发的奴隶也一律放还。东晋末年,置官滥乱,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刘裕也能及时制止,规定“荆州府置将不得过二千人,吏不得过一万人;州置将不得过五百人,吏不得过五千人”。刘裕对东晋以来苛刻的刑法也进行了改革,永初三年(422)下诏“刑罚无轻重,悉皆原降”。

  刘裕虽然是行伍出身,却能注重学校教育。他认为东晋末年以来,“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训诱之风,将坠于地”。于是下诏要选备儒官,弘振国学。刘裕振兴学校教育固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却带来了全社会注重学校教育,改善社会风气的结果。

  刘裕个人品质也有一些值得称道之处。史书称他“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车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有一次,宁州地方官吏献上一个虎魄枕,非常精致美观。刘裕听说琥珀可以治刀剑创伤,马上命令左右把它捣碎分给将士。刘裕平定关中,得姚兴从女,刘裕对她非常宠爱,几乎误了政事。后来有人谏说此事,他马上就把这个从女赶走了。宋台建好后,有人上奏要把东西堂施局脚床,钉银涂钉,刘裕听了认为太浪费,只同意用直脚床,钉铁钉。刘裕衣着简朴,常常拖着连齿木屐,在神虎门散步,左右从者不过十余人。他的儿子早晨向他请安,也不拘于礼,常穿着平常衣服。他睡的床,床头挂的是土布做成的帐子,墙壁上挂着布做的灯笼,麻绳做的拂灰扫把。他的儿子孝武帝很看不上老子这般穷酸样,说“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

  刘裕一生戎战,当了皇帝却不到两年就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在父亲的基础上,继续推行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统治政策,终于出现了南北朝历史上第一个小康局面——元嘉之治。

  

  ①本节材料主要依据《宋书·武帝本纪》,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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