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三节 北周武帝

  
第三节 北周武帝50000047_0766_0① 诛杀宇文护

  北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后来孝闵帝即位,他又被拜为大将军,出镇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见亲爱,参议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同上)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护毒死,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时,北周政局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前,曾郑重地对宇文护说:“吾诸子皆幼,外寇方强,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护表面许诺下来。第二年,他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纪》一)。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是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过短短四年之久,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有这样一件事说明了他的谨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陈崇随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里,他执意回到长安去。众人都认为这件事有些奇怪。陈崇自以为聪明,便对自己周围亲近的人说:“吾比闻术者言,晋公今年不利,车驾今乎夜还,不过晋公死耳。”有人把陈崇的话传了出去。周武帝听说后,立即召诸公于大德殿,当着众人的面责骂陈崇,陈崇惶恐谢罪。就在这一天夜里,宇文护派兵冲进陈崇住所,迫使他自杀了。周武帝这样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对宇文护决无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卷一六九《陈纪》三)

  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母子分离三十五年,后来北齐将她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用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

  由于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从,宇文护没有像对宇文觉、宇文毓那样对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专横跋扈,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珽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杀宇文护,泉心慌手颤,连砍几刀都没有击中要害。这时,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亲的弟弟卫公直跑了出来,帮忙杀死了宇文护。诛宇文护,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宇文护被杀后,北周的大权才真正开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头之患,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亲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础上,终于使原来弱于北齐的北周,转弱为强。

   灭佛

  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灭佛。

  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在中国传布兴旺起来,有人上书警告最为佞佛的梁武帝说,天下户口几乎被寺庙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响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万余所,僧尼达二百万以上。北齐佛风更炽,境内佛寺四万多所,僧众二百万。僧侣不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经济,寺院经济日益发展,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争夺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壮劳力投入佛门,国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不亚于洪水猛兽。一些统治者虽说也感受到了佛教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的冲击,但他们却不愿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因为佛教能欺骗和麻痹广大穷苦大众,封建统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说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正因为如此,南北朝的统治者对于佛教一般都是采取政治上保护、经济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为国教,几次舍身到同泰寺去当“寺奴”。因此,在当时灭佛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灭佛,魏太武帝灭佛主要采取武力,而北周武帝灭佛主要采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而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卫元嵩本是四川的一个和尚,为了哗众取宠,他听从自己老师的建议,故意装疯卖傻。后来,他到了长安,一方面与当朝权贵结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让大家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奇人,他对周武帝鼓吹灭佛,也本是出于这一目的。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卫元嵩的建议正符合急于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考虑,周武帝决定灭佛。

  不久,周武帝先后召开了几次大会,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讨论是否应该灭佛。尽管周武帝灭佛之意已很明显,但讨论进行了四次之多,仍无结果。因为当时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转世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当时朝廷中掌握实权的是宇文护,宇文护是虔诚的佛教徒,灭佛之事,阻力首先来自于他。所以,当时灭佛的条件远未成熟。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之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广弘明集》卷24《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侣的讥讽、反抗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对灭佛的决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军攻入齐邺城。当时齐地佛风最盛,周武帝决心将尊儒灭佛的政策在齐地推行。齐国有一个叫熊安生的国子博士,博通五经,听说周武帝入邺城,连忙叫家人扫门准备迎接周武帝前来拜访,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说:“周帝重道尊儒,必将见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亲自来拜见他了。周武帝给了这个儒生很高规格的礼遇,“不听拜,亲执其手,引与同坐,赏赐甚厚,给安车驷马以自随”(《资治通鉴》卷一七三《陈纪》七)。在尊儒的同时,周武帝又召集北齐僧人,讲叙废佛的理由。僧人慧远以地狱来威胁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说:“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灭三宝,是邪见入。阿鼻地狱不简贵贱,陛下何得不怖。”(《广弘明集》卷十《叙释慧远抗周武帝废佛教事》)周武帝没有惧怕所谓死后下地狱的警告,下令禁断齐境佛教。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历史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周武帝不顾世俗偏见,从公元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第宅。三方释子,灭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历代三宝记》)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很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卷七《叙列代王百滞惑解》)。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灭北齐统一北方

  周武帝一生中第三件大事,就是灭北齐,统一北方。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经过灭佛,国家经济势力增长;二是吸收均田上广大汉族农民充当府兵,扩大了府兵队伍,军事优势形成;三是北与突厥和亲,南和陈朝通好,外交策略上的成功。而北齐,却处于“政出多门,鬻狱卖官,唯利是视,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阖境嗷然,不胜其弊”(《周书·韦孝宽传》)的状况。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不爱说话,胆子又小,因此不愿意接见大臣。大臣向他奏事时,都不敢抬头看他,往往是把要讲的事撮其大要,略略一说就慌忙退出了。高纬对理政全无兴致,日常生活却十分奢侈,“后宫皆宝衣玉食,一裙之费,至直万匹,竞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宫苑,穷极壮丽,所好不常,数毁又复。百工土木,无时休息,夜则然火照作,寒则以汤为泥,凿晋阳西山大像,一夜然油万盆,光照宫中”(《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高纬整日里和一些宠臣、美姬鬼混,自弹琵琶,唱无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数。齐朝的老百姓给他送了个雅号,称为无愁天子。高纬还随意封官,连他宠爱的狗、马、鹰、鸡都被封为仪同、郡官、开府。北齐的政治一团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齐混乱的局势,决定出兵伐齐。公元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纯、司马消难,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宇文盛、侯莫陈琼、宇文招为后三军总管。杨坚、薛迥、李穆等率军分道并进。周武帝自率大军六万,直指河阴。周军进入北齐境内,纪律严明,“禁伐树践稼,犯者皆斩”。颇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顺利攻下了河阴城(今河南孟津县东)。齐王宪部拔武济,进围洛口,攻下了东、西二城。周军包围中■城(今河南孟县西南)达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齐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率大军援救河阳,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齐。此次伐齐,周武帝集中了十四万五千兵力,改变了前次进军路线,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他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前出河外,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纪》六)。周军以越王盛、杞公亮、随公杨坚为右三军,谯王俭、大将军宝泰、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齐王宪、陈王纯为前军。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平阳为晋阳门户,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齐失败的教训,派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安定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镇守平阳城。

  北齐后主高纬在周军进攻平阳的时候,正带领妃子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从早晨到中午飞马传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报告高纬,理由是:“大家正为乐,边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闻!”一直到晚上,信使来说:“平阳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纬战事情况,冯淑妃却要求高纬“更杀一围”。高纬竟然置如此紧急的战局而不顾,又和冯淑妃尽兴打起猎来。唐诗人李商隐《北齐二首》诗云:“巧笑知堪敌万机,倾城最在着戎衣。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就是讽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齐后主率齐军主力十万到达平阳,开始将平阳城包围,昼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况危急,城堞皆尽,城墙完好处不过数仞而已。齐周双方短兵相接,或交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将士有些惊慌,梁士彦慷慨自若,对将士们说:“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周军奋勇争先,无不一以当百。齐军稍退,梁士彦立即命令城中军民乃至妇女,昼夜修城,三日就把城墙修好了。齐军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处,将士乘虚而入,可就在这紧急关头,高纬突然命令将士暂停攻城。原来传说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遗迹,高纬要和冯淑妃同去观看,冯淑妃涂脂抹粉,耽误了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这期间,周军早已抢时间用木板把缺口挡住了。高纬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伤了冯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筑造远桥。这样一折腾,齐军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时机。

  十二月,周武帝从长安赶赴平阳,周军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阳,约有八万兵力,周军临城而阵,东西长达二十余里。起先,齐军怕周军猝然而至,曾想出一个办法,在城南穿堑,从乔山至于汾水,齐王高纬见周军到来,便下令齐兵在堑北布阵。周武帝命齐王宪前去探看虚实,齐王宪回来很有信心地对周武帝说:“请破之而后食。”周武帝听了十分高兴说:“如汝言,吾无忧矣!”周武帝乘着马,巡视周军,一边走,一边高声读出各军主帅姓名以示慰勉,将士喜于被知,精神更加振奋。

  高纬对高阿那肱说:“是战好呢,还是不战好?”高阿那肱回答说:“吾兵虽多,堪战者不过十万……昔攻玉壁,援军来即退。今日将士,岂胜神武(指高欢)时邪!不如勿战。”也有人主张与周战,如有一个叫安吐根的说:“一撮许贼,马上刺取,掷着汾水中耳!”高纬主意不定。齐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条可笑的意见说:“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高纬对这条意见很赞赏,认为“此言是也”。于是下令填堑。

  本来,周武帝一直想进攻齐军,却苦于被堑阻挡,现见齐军主动把堑填平,不禁大喜,连忙下令进攻齐军。

  两军交战,实力不相上下,后来齐军略略后退,冯淑妃就惊慌失措地大声喊道:“齐军败啦!齐军败啦!”齐录尚书城阳王穆提婆急忙对高纬说:“赶快走,赶快走呀!”高纬带着冯淑妃慌忙向高梁桥逃去。齐师君主一逃,顿时军心大乱,连战皆溃,死者万余人。“军资甲仗,数百里间,委弃山积。”

  平阳之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高纬逃回晋阳,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进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晋阳城,群百纷纷逃离,连穆提婆见大势已去,也转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齐后主高纬逃到邺城,企图重整军容,斛律孝卿请他接见将士,并为他事先准备好讲稿,告诉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纬走到将士面前,突然记不起该要讲的话,于是大笑起来。见高纬笑,左右随从也禁不住跟着大笑。将士们见此情景,都非常气愤,纷纷说:“你皇帝都不着急,我们还急什么!”于是皆无战心。

  高纬在邺,还搞了一个禅位的把戏,将皇帝位子让给了八岁的儿子高恒,自己当起太上皇来。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邺城,高纬于先一日逃往济州,又从济州逃往青州,准备投奔陈朝,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长安,第二年被杀。

  周武帝灭齐,统一北方,在历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结束了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使人民免受战争苦难,得以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从而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

   历史功绩

  周武帝一生,致力于改革。他在父亲宇文泰励精图治的基础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年,周武帝下令改“军士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汉族农民充当府兵。当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调和徭役,他们的家庭在三年内也可以不交纳租调和服徭役,原来为地方豪强大族所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朝廷所掌握。这是周武帝对府兵制所作的一项重大改革内容。灭齐以后,他把改革扩展到了整个北方。就在灭齐的这年八月,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配杂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规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来,去年十月以前,东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后,良人没为奴婢者,并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犹须共居,听留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释放豆卢宁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为人奴婢者”成为百姓。他还注重广辟农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灌溉”。周武帝在“六条诏书”的基础上,制定了“刑书要制”。“要制”在本质上是镇压人民的,但对豪强地主隐没土地和人口也同样施以重典。如规定正、长隐没户口五户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顷以上的处死刑。此外,他还颁发了统一的度量衡,便利于商业交往。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对当时经济的恢复,社会的安定,起了积极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马倥偬,能和将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锐情教习,至于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会将士,必自执杯酒或手付赐物。至于征战之处,躬在行陈”,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于政事,生活简朴,平居常穿布衣,盖布被,后宫不过十余人。前宇文护掌权时所建宫室,“悉令毁撤,雕斲之物,并赐贫民”。连《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也不止一处谈到他“性节俭”,称赞说:“周高祖可谓善处胜矣!他人胜则益奢,高祖胜而愈俭。”

  周武帝不愧为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实现统一全国理想的时候,不幸于出征前夕病逝。

  

  ①本节引文见《周书·武帝本纪》者,不另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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