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二节 裴 松 之

  
第二节 裴 松 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先世原为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永嘉南迁后移居江南。东晋刘宋之际的史学家,《三国志注》的作者。

   仕宦生活

  裴松之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亲裴珪,曾任正员外郎。

  裴松之从小喜欢读书,八岁的时候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长大以后,他博览各种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朝廷选拔一批名门士族子弟入宫侍卫,参与顾问咨询事宜。由于门第和本人的学识,裴松之被选中,担任殿中将军的职务。与裴松之同时入选的琅邪王望之、会稽谢輶都是名门望族。这一年,裴松之二十岁。

  晋安帝初年,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强藩举兵威胁中央的战争频繁发生。隆安二年(398),裴松之的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人攻打建康。兵变失败后,庾楷投奔占据夏口的桓玄,被委任为武昌太守。庾楷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要求外甥裴松之西行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此行风险太大,迟迟不肯动身。果然不久,西部几个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犹豫未行,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年,裴松之先后担任过员外散骑侍郎和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由于他在故鄣县政绩突出,被升调回中央,改任尚书祠部郎的职务。

  在尚书祠部任官期间,裴松之曾上书要求禁断私碑。东晋承汉魏余弊,官僚士人欺世盗名之风甚盛。他们生前竞相饰情标榜,死后家人竭力堆砌华文丽藻,为其铭石勒碑。裴松之是个严肃的学者。他认为,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所以传记必须与事实相符,而现在弄虚作假,造成真假相蒙,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掩盖了历史的真象。在揭露批判这种恶习的同时,裴松之也表露了自己对于修史和鉴别史料的某些观点。

  义熙十二年(416),执掌朝政的太尉刘裕兼领司州刺史,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北伐过程中,裴松之始终总领府事,参与幕府机要。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的才干,称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一俟晋军攻占洛阳,刘裕就把他召回南方,委任为自己封国的世子洗马。这时,裴松之已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刘宋代晋以后,裴松之历任零陵内史、国子博士、冗从仆射等职。元嘉三年(426),宋文帝派遣十六人为大使,巡行各州。裴松之被派往湘州。自湘州归来,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这次的巡视,以裴松之的任务完成为最好,因而受到了舆论的赞扬。不久,他被升任为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并赐爵西乡侯。

   奉诏精注《三国志》

  同年,宋文帝向裴松之表露了对陈寿所着的《三国志》不太满意。他命令裴松之广采三国各类史籍为陈书作注。裴松之受诏后,上搜旧闻,傍摭遗逸,经过三年的精心撰作,终于在元嘉六年(429)七月写成《三国志注》。宋文帝看过后,非常高兴,称赞他说:“你作成了一件不朽的事业。”这一年,裴松之五十八岁。

  裴松之随注书呈给宋文帝一份《上三国志注表》,这是他对注书工作的总结。首先,裴松之肯定了陈寿的着作。认为它叙事清晰,取材审正,是当时的一部“嘉史”。同时,他指出陈书有过于简略、以至脱漏很多重要史实的缺陷。最后,裴松之陈述了自己作注的指导思想,并把注文概括为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种类型。

  “补阙”是裴松之注书的重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凡陈书所不记载的,而又有保存价值的史料,注书全部予以补充。补阙大致分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陈书中记载过于简略的地方,裴松之广征博引,悉心增补,使读者得知比陈书更多的史实。如曹操始兴屯田为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经济措施。而《三国志·武帝纪》只在建安元年条下书“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如此一代大事,只有寥寥数字。裴松之则引王沈《魏书》进行补充,联系后面《任峻传》注引的《魏武故事》,共增补有关记载近三百三十字。这样就把屯田的前因后果、具体措施大体描述清楚了。陈寿对于当时着名的哲学家王弼的生平记载也过于疏略,只在《钟会传》后附记“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卒”。裴松之为王弼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补充了七百五十余字。此外,《三国志》对西北及西方各族、各国的情况也未作专篇叙述,仅于《乌丸传》、《鲜卑传》等文中略作交待。 裴注则引《魏略》对氐、匈奴、羌、西域各国、大秦及大秦属国予以重点叙述,其中关于大秦的地理、交通、风俗、物产等方面的记载,尤为详瞻。在这方面的注文中,裴松之有时还说明补充材料的理由,如《王粲附吴质传》注引《魏略》之《魏太子与吴质书》后,写道:“松之以本传虽略载太子此书,美辞多被删落,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备其文。”又在《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前讲:“《战略》载嘏此对,详于本传,今悉载之,以尽其意。”第二,对于陈寿记载遗漏的地方,裴松之也搜集资料,给予添补。《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条下,裴注增加一个“令”(后人题称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在此令中,曹操叙述了他五十五岁以前生平抱负的变化,是曹操一篇很重要的自传。在《武帝纪》末,裴松之注引《魏书》、《傅子》诸书,综述曹操的为人,并补充了曹操援剑割发、多疑滥杀、生性节俭等方面的史实,都为后人研究曹操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马钧是三国时期着名的科技发明家,陈书对马钧其人其事,只字未提。裴松之除在《明帝纪》注引《魏略》中述其制作外,还在《杜夔传》注引傅玄序文,将马钧生平事迹及其创造发明,用洋洋一千二百余字叙述清楚,遂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免遭淹没无闻的悲剧。《孙皓传》注中所引《晋阳秋》,讲到孙皓降于王濬,“濬收其图籍,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米谷二百八十万斛,舟船五千余艘,后宫五千余人。”这是吴亡时全面情况,是研究经济史难得的宝贵数字。

  在裴松之所能见及的各家史着中,有很多互不相同,甚至对立的记载。经过比较鉴别,对于这类文字,能够作出判断的,裴松之都写出结论,但对那些不易判断谁是谁非的材料,则一并收入,留待读者或后人去分判,这就是“备异”。在封建官僚中,能有这种实事求是学风的人还是不多的。裴松之喜欢用“未详”、“未详孰是”、“未知何者为误”等案语处理备异类材料。如《武帝纪》注引郭颁《魏晋世语》所载魏讽事迹后,写道:“王昶《家诫》曰:济阴魏讽。而此云沛人,未详。”《荀攸传》载袁绍有个大将韩■,裴松之案:“诸书韩■或作韩猛,或云韩若,未详孰是。”《张邈传》注引《献帝春秋》后讲:“案本传邈诣术,未至而死,而此云谏称尊号,未详孰是。”《高柔传》载高干为高柔从兄,裴松之案曰:“《陈留耆旧传》及谢承《(后汉)书》,干应为柔从兄;未知何者为误。”裴松之对备异类材料有时加的是“与本传不同”或“与本传违”等案语。此外,裴松之还把大致同意某一种说法,但又把握不大的材料归入备异类。如《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的记载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判断说:“案《吴志》刘备先破(曹)公军,然后(孙)权攻合肥。前此纪云权先攻合肥,后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吴志》为是。”《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诸葛恪入宫前与滕胤问答之辞,与陈书不同。裴松之引孙盛之语说明自己的观点:“《吴历》为长。”

  所谓“惩妄”,是指对陈书中明显错误的地方,裴松之引举事实所进行的纠谬。“惩妄”,有两种表述形式。其一是举陈书前后乖舛之处,自证其误。如《武帝纪》载官渡之战前曹军“兵不满万”,裴注曰:“未应如此之少。”复在《荀彧传》中找出“十万之众”的矛盾记载,进一步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明帝纪》载魏明帝死年三十六,裴注批驳说:“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邺,文帝始纳甄后,明帝应以十年生,计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时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为今年正月,可强名为三十五,不得三十六也。”《向朗传》记载:“自去长史,优游无事垂三十年。”裴松之反对说:“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其二是引用其他史家的着述辨别陈寿记载的错误。如《朱然传》记载朱然于赤乌五年战败魏将事,裴注引孙盛《异同评》的考证认为“陈寿误以吴嘉禾六年为赤乌五年耳。”

  裴松之的“论辩”包括对某些史实、陈寿的《三国志》及诸家史的考辨和评论。裴松之于补充史实的同时,常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如《关羽传》中有关羽投奔刘备,曹操禁部下追杀的记载。裴松之评论说:“松之以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此乎?”裴松之对张昭劝孙权降曹一事的评论,也与一般学者看法不同。他认为:“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梦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当于天下矣。”这里体现了裴松之反对分裂、渴望统一的思想。裴松之在肯定陈书的同时,也批评了陈寿的“小失”。这种“小失”有属于记事不当的。如对官渡之战记“兵不满万”文,评论说:“将记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其实录也。”《鲁肃传》和《诸葛亮传》关于孙吴合力抗曹的记载互相矛盾,前者称“皆肃之本谋”,后者讲“此计始出于亮。”裴松之批评说:“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竟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有的“小失”属于编撰问题。如裴松之反对陈寿将贾诩与荀彧、荀攸合传,认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魏氏如贾诩之俦,其比幸多,诩不编程郭之篇,而与二荀并列,失其类矣。”他还认为董允应附于其父董和传后,不应当分别立传。裴松之对陈寿的某些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陈寿把袁术的失败归为奢淫放肆,裴松之批评他没有抓着事情的要害,认为“妄自尊立”是袁术灭亡的关键。裴松之除批评陈寿的论点不当外,还对他的遣词用字有所指责。裴松之在引述其他史家的着述时也对他们进行评论。在《高贵乡公纪》注中,裴松之对晋代的几位史家张璠、虞溥、郭颁等人分别进行了评论。他认为张璠的《后汉纪》“虽似未成,辞藻可观”,虞溥的《江表传》“粗有条贯”,唯对郭颁的《魏晋世语》嗤之以鼻,说它“最为鄙劣”。他还说张骘的《文士传》“虚伪妄作”,乐资的《山阳公载记》“秽杂虚谬”。这些评价是裴松之根据诸家史的叙事水平和议论能力得出的。

  除了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之外,裴注也包括一般注书的内容,即文学的训诂、名物的铨释、书稿的校勘等方面的注文。如解释《文帝纪》中的“款塞内附”说:“款,叩也,皆叩塞门来服从。”对《孙权传》中的“鄱阳言白虎仁”,解释说:“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则仁虎不害也。”对于《徐晃传》中“今假臣精兵”,校勘说:“案晃于时未应称臣,传写者误也。”属于注释名物的有《齐王芳纪》注中引述《异物志》、《傅子》、《搜神记》等书解释“火浣布”,《诸葛亮传》注中引《魏氏春秋》解释“连弩”等。此外,裴注还有注释地理、典故的内容。

   《三国志注》的价值与不足

  在中国史学史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占有特殊的地位。宋文帝对裴注的赞扬并非溢美之词,从广辑资料,为三国时期的历史保存大量珍贵生动史实的意义来看,《三国志注》的功绩确实是不朽的。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晋人的着作多至二百一十余种,除去诠解文字及评论方面的书籍,尚有一百五十多种。这些书籍收入到《隋书·经籍志》中的不过四分之三,到唐、宋以后,则十不存一了。裴注所征引的材料不但面广,而且首尾完整,不似其他引书那样割裂翦裁,断章取义,尤为重要的是裴注还保存一些亲身见闻的资料。如《齐王芳纪》注引《搜神记》载魏明帝“诏三公曰:先帝昔着《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裴氏说:“松之昔从征西至洛阳,历观旧物,见《典论》石在太学者尚存,而庙门外无之,问诸长老,云:晋初受禅,即用魏庙,移此石于太学,非两处也。”正因为这些原因,《三国志》的注文同正文具有同样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注》的不朽还在于它开创了史注新法。在裴松之以前,注家大多以采取解释音义、名物、地理、典物等方法为史书作注。如马融、郑玄注《尚书》,贾逵、服虔、杜预注《左传》,贾逵、韦昭注《国语》,高诱注《战国策》,徐广注《史记》,服虔、应劭、韦昭、晋灼、蔡谟注《汉书》等。而裴松之的注文,不仅包括上述内容,而且增加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等名目,遂为注书开创了一种更加完备的体例。注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和提供史料,而且这些史料都经过了注家的精心审核,从而使人能够较多地了解历史真象。无疑,这样注史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清人钱大昭认为注史与注经不同,注史应以达事为主,叙事不清,训诂再精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称赞裴松之注书博引载籍,增广异闻,是是非非,使天下后世读者昭然可见。但这样注史颇费功力,除注家精通原书外,还要熟悉其他史籍,并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研究与见解,有综合、分析、考据的能力。后世不少人仿效裴注的体例进行注史,如宋人王暤的《唐余录》、陶岳的《五代史补》、清人彭元瑞的《五代史记注》、吴士鉴的《晋书■注》,但其成就皆不及裴松之,大约和不具备上述的条件有关。

  后人对《三国志注》的批评,主要是指斥它的“烦芜”。这些指责虽有偏激之处,但裴注的杂采之弊确实存在。尤其是将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凭空阑入,把注文弄成非驴非马,不伦不类。如《明帝纪》在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下,裴注引《世语》曰“汉故度辽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语饮食如常人”。又引《博物志》说:“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许人,遂肥不能动。”又引《傅子》说:“太原发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妇人。”

  裴注虽以博详称着,但仍有不少遗漏之处。清人赵翼曾列举了一些例证,说明陈书失载的一些重要史实,裴注也未补入。另外,陈书中还有六十一篇本传或附传,通篇无注,甚至包括不少重要的政治、军事人物。

  在写成《三国志注》以后,裴松之先后出仕过永嘉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琅邪太守。元嘉十四年(437),裴松之六十五岁,致仕。不久,又拜中散大夫、领国子博士,后进位于太中大夫。

  元嘉二十五年(447),参与修撰本朝历史的着名学者何承天病故,宋文帝命令裴松之继续何承天的工作。到元嘉二十八年(451),他尚未动笔,却因病去世,终年八十岁。

  裴松之一生的着作,除《三国志注》外,还有《晋纪》。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裴氏家传》四卷、《集注丧服经传》一卷、《裴松之集》十三卷都是他的着作。此外,《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又讲他还写过《宋元嘉起居注》六十卷,这是元嘉十二年(435)开始奉命修撰的着作。

  裴松之的儿子裴骃,官至南中郎参军,着有《史记集解》一 书,为现存《史记》三家注中最早的一种。曾孙裴子野,翦裁刘宋一代史料,写成编年体的《宋略》一书,曾得到刘知几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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