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

  
第二十一章 崔浩、魏收 第一节 崔浩① 锋芒初露

  崔浩(381—450 )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其父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

  崔浩从小喜爱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诸子百家无不披阅,精研义理,时人望尘莫及。年十八、九岁入为直郎。天兴(398—403)中,任给事秘书,转着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侍从于左右。道武帝好服寒食散,晚年愈甚,每当药性发作,便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宫省左右多因小过获罪,弄得人人自危,纷纷逃避。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令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夸赞讲得好,命他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故常常参与谋划军国大事,颇受宠信。

  神瑞二年(415),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太史令王亮、苏坦搬出谶书上的话:“国家当治邺,大乐五十年”,劝明元帝迁都邺城。明元帝问崔浩,崔浩回答说:“迁都邺城,虽可救今年饥荒,但非长久之计。”他列举了不宜迁都的三大理由:一是鲜卑族人数少,迁都以后,族人散布于东部各州郡,会暴露自己的实力,被四方所轻视;二是不服水土,疫病死伤必多,百姓沮丧;三是迁都后,平城守兵减少,赫连勃勃、柔然会乘机举兵入侵,朝廷无法远救,云中、平城就十分危险了。他建议国家应克服暂时困难,待来年春草复生、有了乳酪,兼以菜果,就足以维持到秋天,若碰上好收成,事情就好办了。明元帝接受了建议,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崔浩妾一人,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明元帝准备起兵征讨河西胡刘虎,问计于群臣。崔浩分析说:“河西胡人数虽多,但无良将统率,终不能成为大患。”他提议派一名有威望的将领率兵前往镇摄,必能取胜。明元帝以相州刺史叔孙建为中领军,统兵进发,不出一月,大破河西胡,杀刘虎,斩首万余级,俘敌十余万。

  同年秋,东晋太尉刘裕率师北伐姚泓,兵分四路,水陆并进,沿途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舟师自淮,泗入清河,又自清河入黄河,准备溯流西上。为了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计议,内外大臣怀疑刘裕“扬言西伐,意在北进”,会危及北魏的利益,要求派兵截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入。崔浩力排众议,反对说:“这不是上策。”他认为,刘裕早有灭秦之心,今姚兴已死,子泓懦弱无能,国内多难,刘裕乘危讨伐,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如果截断黄河上流,刘裕发起火来,便会不顾一切,必然登岸北侵,我将代秦受敌;而且柔然不断骚扰北境,百姓粮食匮乏,若再与刘裕为敌,南北受到夹击就很危险了,还不如借给刘裕一条水道,放他西进,然后发兵断绝晋军东归之路,这才是合适的计策。明元帝担心吃亏上当,听信了大臣们的话,命司徒长孙嵩率兵十余万屯驻黄河北岸,阻止晋军前进,结果被打得大败,死伤惨重。明元帝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第二年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称刘裕驻兵洛阳,应发兵切断晋军后路,可以不战而克。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得报,问崔浩:“刘裕伐姚泓,当真能取胜吗?”崔浩回答说:“刘裕乘姚氏民衰危而伐之,兵精将勇,臣以为一定能够取胜。”明元帝又问:“刘裕的军事才能比慕容垂如何?”崔浩答道:“刘裕才能高。慕容垂凭借父兄之业,生而尊贵。归附他的人,如夜蛾赴火之多。他只要稍加依仗,便能立功。刘裕出身寒微,无尺土可依,无一兵一卒可用,崛起行伍,振臂一呼而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晋室衰微,遂掌朝政大权。”崔浩进一步分析说:“刘裕如果平定姚氏而还,必定篡主自立,这是势所必然。至于秦地,戎夷混杂,刘裕攻取也不能固守。因为风俗不同,人情难变,如果想把荆扬的教化行之于三秦之地,犹如无羽而欲飞,无足而欲走,是办不到的。吾自可练兵备战,休息民众,等待刘裕南归,秦地终当为国家所有。”明元帝提出要趁刘裕入关、进退两难之机,调遣精骑直捣彭城、寿春。崔浩说:“如今西北二寇未灭,陛下不可亲临指挥,兵众虽盛,而将领中却无韩信、白起。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不是刘裕的对手。臣以为再等一等,亦不为晚。”明元帝笑说:“卿思虑得周密。”崔浩又纵论当世人物,他推崇忠诚辅佐苻坚治国的王猛,比为齐之管仲;赞扬不负顾命委寄维护前燕的慕容恪,比为汉之霍光;贬斥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比为汉末曹操。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他:“卿认为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在管中观察天际,如何能看到宇宙的广大呢!虽然如此,臣见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下中原,移风易俗,化被四海,当然与伏栖、神农同列,岂是臣所能评论的。”崔浩还说,赫连屈丐残暴,必将灭亡。明元帝很高兴,不觉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意味深长地说:“朕品味卿的话,好比这些盐酒,所以与卿共享它们的美味。”

  泰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绕紫微,经过八十多天才消失。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罪孽,妖不自作。我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晋室衰微,主弱臣强,亡在旦夕,故桓玄篡夺,刘裕秉权。彗星出现,乃恶气之所生,是刘裕篡位,晋室将亡的征兆。”过了两年,刘裕代晋称帝,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卿往年的话果真应验了,朕今日才相信天道。”这一年,崔浩父崔宏卒,他袭爵白马公。

  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泰常七年(422)五月,他秘密派遣中使问身后之计于崔浩。崔浩建议早立太子,令入则总领万机,出则统率军队,监国抚军。这样,将来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可以免除后患。他认为长皇子拓跋焘聪明睿智,性情温和,应该及时登储副之位。于是,明元帝当即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表示反对说:“陛下不因刘裕突起,纳其使贡,刘裕亦敬事陛下。今不幸而死,乘人之丧讨伐,即便获胜亦不值得称道。今我国家尚不能一举而定江南,应当遣使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信义之风于天下。况且刘裕新死,党与未散,不如暂缓。待其强臣争权,然后命将扬威,可以不劳士卒,而收复淮北之地。”崔浩一再谏诤,明元帝大怒不从,派奚斤领兵南伐。在议论南伐策略时,崔浩又反对奚斤攻城为先的意见,主张略地为先,但仍然未被采纳。十一月,魏军克滑台,次年元月,又克洛阳,至自四月,始克虎牢。

  崔浩精心研究儒家经典,留心各项典章制度及法律,但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尽是矫诬之言,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熟悉周礼,孔子曾拜之为师,怎能写些败坏法度的书来扰乱先王的教化。“他尤其不信佛法,曾说:“为何要侍奉这个胡神!”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泰常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病死,太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他。太武帝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深知崔浩有能耐,每当遇到疑难事,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每每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大加赞扬。太武帝看了崔浩的上书,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

   辅佐太武

  始光三年(426),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这时,太武帝以大夏主赫连勃勃死后关中大乱,准备乘机伐夏。长孙嵩等大臣都不同意,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天道与人事相呼应,机不可失。”十月,太武帝指挥三路人马直趋关中,大败赫连昌,杀获数万人,夺得牛马十万余头。第二年,太武帝再次西伐,一直攻到夏都统万城下。太武帝佯装撤退,夏主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分两翼鼓噪而前。突然,风雨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风雨向魏军迎面袭来。宦官赵倪进言,以为风雨迎面而来,是天不助人,劝太武帝收兵回避,来日再战。崔浩斥责说:“这是什么话!我军千里制胜,岂能因风雨而轻易改变计划。敌人贪利冒进,后援断绝,我应分军隐蔽疾进,前后夹击,出奇制胜。风势在于人如何去利用,哪能一成不变!”太武帝依计而行,率军奋勇出击,夏兵大败,赫连昌狼狈逃窜。魏军攻破统万城,俘获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上万,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珍宝财物不可胜数。

  早在道武帝之世,尚书郎邓渊奉命撰着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等人续写。神二年(429),他们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同年四月,太武帝准备北伐柔然①,内外大臣一致反对,保太后也坚决不同意,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张、徐二人说:“天文不利,北伐必败。”群臣齐声附和。太武帝心中十分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崔浩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又说:“张渊等不过是庸俗儒生,见识短浅,牵制于小数,而不通达大体,难以与他们深谋大计。臣观察天象,数年以来,月之运行掩蔽昴星,至今仍然如此。据臣所占,三年内,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就是旄头之众。愿陛下不要迟疑。”张、徐羞愧难言,忙辩解说:“蠕蠕地处偏远,得其地不能耕种,得其民不能臣服役使;况且他们轻疾无常,难得制服,何必急于兴师动众而使士马劳顿!”崔浩指斥张渊所说不过是老生常谈,不合时宜。他说:“蠕蠕本是国家北边臣隶,中间叛去,现在要惩罚元恶,夺回善民,恢复他们的旧役,并非无用。漠北地势高峻,气候凉爽,不生蚊虫,水草肥美,可以耕田放牧,不是得其地不能耕。蠕蠕子弟归降,贵者娶公主为妻,贱者担任将军、大夫,列居满朝。又高车号称名骑,并非不可臣服役使。如果以南方人追击蠕蠕,则担心蠕蠕轻疾;于我国兵则不然。原因何在呢?因为他们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他们相进退,并非难制。况且今夏若不乘虚进击,破灭其国,至秋天他们再来,国家将不得安宁。自太宗(明元帝)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因蠕蠕进犯而震怒,如何能不急呢!”崔浩咄咄逼人,使张渊、徐辩被问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太武帝高兴异常,对公卿大臣说:“朕决心已定了!”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说:“南贼正在入侵,丢开不管而去北伐。千里行师,谁不知难。倘若柔然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将如何对待?”崔浩说,“未必如此。若不先破柔然,则无法抵御南贼。自从国家攻克统万以来,南贼恐惧,故扬言兴师保卫淮北。等到我们击败柔然,往返之间,南人必不敢动。而且他们是步兵,我们是骑兵,他们能北来,我们也可南往;他们疲困,我们却不劳累。今主上英俊,士马强盛,如果他们敢来,好比用马驹去喂虎口,有什么可怕的?柔然依恃险远,以为国家无力制服,自己宽慰自己,为日已久,故夏天则散众放牧,秋天牛马肥壮才集中,避寒就温,南来寇掠。今乘其不备发动突然袭击,必然望风惊散,可一举而灭,这乃是一劳永逸,利益长久的大事。既然皇上决心已定,你们为何还要阻止?这些浅陋的公卿呀!”

  太武帝指挥东西两路大军旋风般直扑漠北,柔然纥升盖可汗毫无戒备,民畜布满原野,见魏军突然袭来,无不惊慌失措,四散奔逃。魏军四散分讨,获战马百余万匹,畜产、车辆、毡帐数百万,柔然、高车数十万人归降。纥升盖可汗仅逃得性命,不久忧郁而死。及魏军班师而还,南朝竟然没有出兵,果不出崔浩所料。

  北伐大捷,使崔浩的威望与日俱增,赢得了太武帝的无比信赖。太武帝亲自亲临崔浩府第,问以异事,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为了表彰崔浩的谋划之功,给他加官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领他出入内寝,备加宠幸。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侍奉朕祖父、父亲,至今三世,忠诚莫二,朕故委以亲近之职。卿应当尽忠规谏,匡正辅弼朕躬,不要有所顾虑。朕虽然有时发怒,不采用卿的意见,但总是反复深思卿所说的话。”有一次,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你们看看此人,清瘦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然而脑中所藏,过于甲兵威力。朕虽有征伐之志,但往往拿不定主意,前后有功,都是此人指点的结果。”又命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你们不能决定的,都要先征求崔浩的意见,然后再执行。”太武帝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神三年(430 )三月,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称刘宋正调兵遣将,将入侵河南,请求增兵三万抢先下手,主动出击;同时,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响导。太武帝命公卿大臣商议,众人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议不可从。南方土地潮湿,入夏以后,雨水增多,草木茂盛,气候闷热,易生疾病,非出师之时,且敌人早有准备,城守必固。若屯兵攻城,时间一久则粮草接济不上;分兵讨伐,则力量分散而无法应敌,未必有利可图。如敌人果然出兵,也应等到秋凉马肥、敌军劳倦之时,因敌取食,然后慢慢进击,这才是万全之策。”他还说:“这几年来,朝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北破柔然,多获美女、珍宝,牛马成群。南边诸将得知,个个垂涎三尺,也想在南边抄掠,以取资财。他们心存私计,给国家惹事生非,断不可从。”太武帝采纳崔浩之议。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说南寇已至,请求增兵造船,迎击来犯之敌。众公卿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苦苦规劝,反复争论,但太武帝难违众议,于是下令造船三千艘,调集重兵屯驻黄河北岸。这时,宋军也步步逼进,进占河南碻磝、洛阳、虎牢、滑台四镇,魏大将长孙道生屯兵黄河北岸御敌。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进攻鄜城。太武帝聚集兵力,准备征讨赫连定。众公卿担心宋军会乘虚而入,丢失东部州郡,都不同意这样做。太武帝犹豫不决,问计于崔浩。崔浩分析说:“刘义隆与赫连定遥相呼应、虚张声势,彼此唱和,窥伺大国。刘义隆指望赫连定出兵,赫连定期待刘义隆出师,谁都不肯先入,有似连鸡,不得齐飞,不能造成祸害。臣原以为刘义隆出兵,先屯驻黄河中游,然后两路北进,东路攻冀州,西路攻邺城。如此则陛下当亲自率军讨伐,不能拖延。如今则不然,其军东西排列两千里,一处不过数千人,势分力弱,只望固河自守,并无北渡之意。赫连定不过是残余势力,容易摧毁,稍推即倒。取胜之后,我军东出潼关,席卷向前,则威震南方,江淮以北必望风披靡。愿陛下西行,毋须疑虑。”不出数月,魏军攻破平凉城,赫连定落荒而逃。太武帝大排筵宴,拉着崔浩的手对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使臣说:“你所闻的崔公,就是此人。才略之美,举世无双;预知成败,若合符契,从未有过失误。朕的进止都要征询他的意见。”神四年(431),太武帝回到平城,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宋军驻扎在彭城一带,并没有往北推进。”情况正好和崔浩预料的一样。太武帝得到报告,狠狠地教训了公卿一番,说:“诸卿以前说朕用崔浩的计策错了,吓得要死,一再进谏。那些所谓的常胜将军,开始都自吹超过别人,到头来却不如人家。”于是,擢升崔浩为司徒。

  太武帝早就有意统一凉州。太延五年(439)三月,河西王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命令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太武帝决定兴兵征讨,先向崔浩问计。崔浩回答说:“牧犍叛逆之心已经暴露,不可不诛。我军出其不意,他必惊慌失措,擒获他势所必然。”太武帝点头说:“好!吾意亦以为如此。”太武帝又命令公卿大臣计议,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当地卤瘠,难得水草,大军到达,不能久留。他们必然环城固守,如果攻之不下,而野又无食,十分危险。而尚书古弼、李顺也说姑臧依赖冬雪消融,引以灌溉。离姑臧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人马饥渴,难以久留。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牲畜为何繁多?况且汉人绝不会在无水草的地方筑城廓、立郡县。如果仅靠雪水融化来灌溉,又怎能通渠引漕,灌溉数百万顷土地?”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亲眼所见,你还有什么可与大家辩论?”原来,李顺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也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密告,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这时,崔浩气忿地揭露说:“你受人金钱,想替人游说,以为我没有亲眼看见便可欺骗吗?”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众公卿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这年八月,太武帝率军进抵北凉都城姑臧,见城外水草丰盛,兴奋地对崔浩说:“卿所说的果然是事实。”

  太平真君六年(445)秋,关中一带爆发了以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太武帝亲自率军镇压,出征途中驻■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国史冤狱

  崔浩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竭尽心力,为拓跋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①,他处处谨慎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越来越宠爱和信任他。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他还企图恢复汉人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大欲整齐人伦,分明姓族”②。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创立制度、建立事业,都各有其时,乐意去做的能有几人!应当三思而后行。”崔浩不从,便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即大酒糟鼻子,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③。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曾经一次就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前征召的人士,也都是州郡上乘之选,任职已久,他们的勤劳尚未得到应有的酬答,应该先补为郡守县令,而刚刚征召的人士则应该先代替他们担任郎吏。况且郡守县令治理民众,必须任用有经验的人。”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士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说:“崔公恐怕不能幸免了!”

  事情的结局竟然被高允不幸而言中。太延五年(439)十二月,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着作事,续修国史。他在给崔浩的诏书中说: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己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兖无尘,平逋寇子龙川,讨孽竖于凉城。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着,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大小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手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①。崔浩“不长属文”,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这部续修的国史命名为《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着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很快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不加避讳;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纷纷。鲜卑贵族看到后,非常气愤,争相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①。太武帝大怒,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被杀。当他被囚在槛车中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②。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立有大功,本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被诛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①本节材料主要见于《魏书·崔浩传》,下引此传者,不另作注。

  ①《魏书·蠕蠕传》云:“自号柔然,而役属于国。后世祖(太武帝)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可知蠕蠕系太武帝对柔然所加蔑称。以下文中或用“蠕蠕”,以存历史原貌。

  ①《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云:“道武、太武暴戾甚于刘(聪)、(石)虎。”

  ②《魏书·卢玄传》。

  ③《魏书·王慧龙传》。

  ①《魏书·高允传》。

  ①《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②《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

 返回目录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