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第五卷 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下册)·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

  
第一节 星官体系与全天星图

  研究日月五星运动规律需要建立参考体系,制作浑象需要将星象缀刻在仪器上,因此天体运动的研究和天文仪器的研制,要求加强恒星观测工作并提供一种含星较多的星官体系。先秦典籍和甲骨卜辞中已记载有不少星官名称。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二十八宿漆箱盖图案,说明在公元前433年以前已经形成了北斗二十八宿这一星官体系。汉武帝时,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综合以前各星占学派使用的星官,建立起一个有五宫二十八宿共计558颗星的星官体系,这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完整的星官体系。这一体系中的星官与西方天文学中的星座大同而小异。星座是指许多恒星组成的视觉图案,星官则有两个以上恒星组成的组合,也有单个的恒星,所以星官一般比星座小。在此以后,史籍中还有一些关于天文图籍和星官的零星记载,但总的说来,汉代以前对全天恒星系统的认识仅限于二十八宿及其外的某些星组。此外,社会上使用星官最多的是天文星占家。但长时间形成的不同星占学派,由于对星空的认识和占卜方法的不同,因而各自有常用的星官体系,其中最着名的是甘德、石申和巫咸三大家,于是也就有甘、石、巫咸三派星官体系。《史记·天官书》不区分三家星,在实用中不完全适合不同流派星占家的需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社会需要和在前人成就基础上,对全天星名、星数进行一次总结,建立一种既能区分三家星又是统一体的新星官体系,已是必要的和条件成熟的工作。这项工作由三朝太史令陈卓完成了。

  陈卓大约生活在3世纪下半叶至4世纪初,年轻时任孙吴太史令,曾作《浑天论》,其观点与王蕃大致相同。晋灭吴后,他由吴都建邺(今南京)到洛阳,任晋太史令,后因年迈离职。316年西晋亡,陈卓重返江东,次年在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复为太史令。据《晋书·天文志》载,“武帝时,太史令陈卓总甘、石、巫咸三家所着星图,大凡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以为定纪”。陈卓把当时主要的三家星汇集在一起,并同存异,编成283官、1464颗星的星表,并绘制出总括三家星官的全天星图,还写了占赞文字。陈卓的成果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他所总结的全天星官名数一直是后世制作星图、浑象的依据,在我国历史上沿用了一千多年。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图和星表,如着名的敦煌星图、苏州石刻天文图、常熟石刻天文图等,其所收星官数都未超过陈卓星图,直到明末西方星图和星表知识传入后才有所突破。另据记载,刘宋元嘉年间太史令钱乐之两次铸造浑象,将全天恒星标在浑象上,他所用的就是陈卓所定283官1464星,并用朱、白、黑和黄、白、黑三种不同的颜色来区分三家星。陈卓也是一位大星占家,不仅为星图加注占赞词语,而且撰有《天官星占》10卷、《万氏星经》7卷等星占着作。陈卓的星表、星图和着作均已失传,但仍有不少材料为他人所引用,如《开元占经》中收有许多陈卓占语,在敦煌写本中还发现一首反映他的星官体系的《玄象诗》。写有《玄象诗》的敦煌卷子现存法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P2512和P3589号,P2512抄于唐武德四年(621),P3589卷末有“太史令陈卓撰”,可知此诗系陈卓所写。这首诗分别按石氏、甘氏和巫咸氏三段吟诵三家星,最后一段专写紫微垣。《玄象诗》是研究魏晋时期星官体系的重要资料。唐代学者王希明《丹元子步天歌》也介绍了陈卓所总结的星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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