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在北海“读书”(1)

　　1980年第四代登场之“北海读书会”

　　第四代导演是一批迟到的耕耘者。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电影创作恢复正常，率先充当传统意识和传统电影最初挑战者的正是他们。谢飞、郑洞天、杨延晋、张暖忻、黄健中、丁荫楠等二三十人成立小沙龙式“北海读书会”，并写下宣言。这被看作是“第四代导演”群像的写照。“第四代”电影人对电影本性的认知和探讨拉开了中国电影新时期的序幕，那个“理论滋养灵感”的时代到如今使人加倍怀念。

　　那几年，他们撮饭、喝酒、读书、谈理想

　　时至今日，谢飞、郑洞天、杨延晋、滕文骥、张华勋、丁荫楠这些被笼统地称为“第四代导演”的电影人早就在艺术道路和思想的心路历程上各奔东西。他们有的在探索性的艺术电影的道路上受阻，有的曾经在拍摄商业电影方面显示了才华却因为受到某些精英豪杰的唾骂和权威力量的喝令停止，有的早已成为主旋律电影的大师级导演，他们彼此的差异绝不比第五代导演各人之间的差异小。但是，只要跟他们谈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他们的起家时期，他们都会对那时的自由氛围和自己的“北海读书会”津津乐道。

　　第四代导演们的“北海读书会”不是组织，也没成为什么协会，只不过就是碰了几次面，吃了几次饭，喝了一点酒，侃了许多大山。听说最明确的成果只有一个给上头的呈子，大意也不过就是表示他们应该钻研业务、多为人民拍出好电影、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之类。估计实际的意思就是恳求领导给机会让他们拍片。但是，这种朋友聚会、漫无边际的侃山、家庭中的把酒论艺术、学生老师之间的思想擂台赛却是“新时期”的典型场景。在电影界，除了第四代导演的“北海读书会”，至少还有几个客厅是消耗茶、酒，产生思想火花和艺术灵感的去处。钟惦老师家的新文化街是一个热点地区，不光成熟的导演经常去，念本科的学生电影爱好者也乱闯，我自己就曾经不请自去。

　　白景晟老师家也是一个思想多发地段。白老师有思想，他在1978年就写了《丢掉戏剧的拐杖》，这篇文章被认为是“标志着新时期电影意识的最初觉醒”。他1982年写的《给其他创作方法留一席之地》更是引爆了新的理论思考并与他的茶前酒后话一道启示了一些新形态电影的出世。白老师能喝酒，我说他家是思想多发地段是因为人们在这种交流中的收获不仅仅在于正式发表的白纸黑字，还在于酒后茶前的随意放谈。那些意气风发的无序争吵，那些聊天中不经意的嘟囔都能点燃思想的火花。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法发散它的力量要远远早于它形成文字。直到今天，我写东西提到某些有原创性的思路和视点时都要尽量点出其初始的来源，即使对于一些并未形成文字的思想和启示也是这样。我们把这称为“理论版权”。我知道当时经常到白老师家去喝酒、侃山的人至少有拍摄过重要的新形态电影作品《苦恼人的笑》、《小街》的第四代导演杨延晋，有写过《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李陀。

　　看那个年代和今天，我明白了许多：不管是艺术创新还是工业造型设计或者电脑软件的革命，都需要巨大的思想的空间，都需要自由遐想的心态，都需要空旷到毫无边际的氛围让精神去放纵地驰骋。回想那时的诗酒现象、艺术潮流，经常使我想起科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所以，到今天侃大山还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看似没有经济效益然而很好玩的活动。

　　北海读书会只是那时许多“民间思想村落”中的一个。它们都产生在那个让我时常津津乐道，时常心驰神往的20世纪80年代。我时常幻想，恨不能时光倒流20年回到那个80年代去看看。即使到今天，许多艺术创作者和经济工作者都经常说道，那是一个“理论滋养灵感”的年代，那是一个思想上资源十分短缺、说法很幼稚但却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具有着巨大的思想空间的年代。我非常想回到80年代。（郝建）

　　郑洞天：我们也要对电影说话

　　我们这批人在独立执导影片之前，大都有将近20年的专业准备，在“文革”前从电影学院毕业，但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冻结了最宝贵的艺术青春期。“文革”刚刚结束，各电影厂的状况也大多如此，让老导演带年轻导演。一方面让老导演复出拍片，另一方面扶持年轻人，所以“双导演”是当时最实际的方式。“双导演”使得我们这帮年轻导演有机会开始取得“话语权”，我们积蓄了这么久，也要对电影说话了。

　　“北海读书会”是无形中的风气

　　大家是在讨论电影，为什么选择“读书会”这个名字？是因为很喜欢“读书会”宽松的氛围。以前曾有一个以创作人员为主的“翠明庄读书会”，就是周总理倡导下的开诚布公地谈论电影的聚会，其实“北海读书会”也是一批刚刚出来的年轻人以“松散联邦”的方式来谈论电影艺术。“北海读书会”的形式延续时间不长，到后来转化为我们这批导演中有谁开拍新作，除了到北京来把剧本拿到电影局送审，在筹备期就聚在一起商量、出主意。从筹备到开拍到拍完后的作品多是大家一起跟过来的。虽然“读书会”不存在了，但风气却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