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代在北海“读书”(2)

　　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

　　“第四代”导演与文学界的关系非常好，像张贤亮、刘心武都与电影界的人很熟。而80年代也正是中国文化各界复兴的时期，那种蓬勃的精神是跨行、跨界的，许多新观念之间相互滋养，从一个领域出来的新观念在其他领域几乎都是“一呼百应”，这是整个时代气候造就的思想解放。

　　整个大环境造就电影理论空前繁荣与活跃，非常注重“理论滋养灵感”。拍电影的用功程度是现在的年轻人没有的，我们是把电影当作学问去做，而现在首先强调的是电影市场化。回想到“第四代”后来气势退却，一个是因为功成名就后各自为战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被“第五代”压下去了。回想起来应该是在1987年《红高粱》出来前曾支撑了一个时期，从城市关注到农村再到写人，各种题材也都作了尝试。我写过文章叫做《仅仅七年》，也就是指这段时间。

　　第四代与第五代是朋友

　　特别有意思的是“第五代”与“第四代”的关系并不是想象中代际更替之间的残酷，而是相当程度上的容纳。当时《沙鸥》、《邻居》初剪的片子在电影学院放，还在校学习的学生们（指“第五代”）是很支持这个过程的，他们也很受感染。而我们（指“第四代”与“第五代”）之间也是朋友，他们走出校门后第一批影片出来，我们同样兴奋，同样为他们摇旗呐喊。这种感觉特别重要，“我”的概念很少，虽然暗中也会较劲、比赛，但是看别人拍了好片出来，是非常兴奋的，认为那会是中国电影前进的一部分。所以我说那是精神领域最好的时期。

　　谢飞：特别自然状态下的电影人聚会

　　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1979年末电影局的电影创作会议，十年“文革”后大家开始重新在电影创作上有一些收获，人员主要就是“第三代”和“第四代”电影人，大家聚在一起都很高兴。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三代”导演李俊拍出了影片《归心似箭》，当时大家对这部片子的反响都非常好，同时还有一些老导演的很有分量的作品出来。

　　而年轻一代也有片子出来，从时间来讲十年没有好好拍故事片了，很多电影厂有点“青黄不接”。而我们这批人是“文革”前上电影学院的，出来后应该跟着老导演做八年左右副手，可是“文革”期间根本没有机会做副导演，没当过徒弟就想马上做导演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1979年，《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已经拍摄完成，大家都很兴奋。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电影学院老师张暖忻当时还没有拍《沙鸥》，她那时是《李四光》的剧作者。

　　记得在这次会上，年轻导演的探索令大家眼前一亮，《生活的颤音》中对于音乐的使用，《小花》中黑白和彩色的转换，以及《苦恼人的笑》中闪回的时空把握，实际上都是比较超前的。老一辈导演中张骏祥提出“要增加电影作品的文学价值”，我们当时对他的观点有些抵触，认为电影应该创新。印象中后来这种全国性的导演交流会在80年代每年都要开一次，一个是能够看到很多国产新片，另一个是大家可以交流，还可以看到一些很难看到的片子，比如李行、白景瑞拍的一些琼瑶片，还有不少外国片，真是开阔视野。

　　在会议中间，我们在北海的“仿膳”吃饭并继续讨论电影，因为当时可以开始工作了，就更需要大家相互支持和帮助。记得当时还在“荣宝斋”特制的古式纸折子上写有宣言：“1980年4月5日，时值清明，我们在北海聚会。相约，发扬刻苦学艺的咬牙精神，为我们的民族电影事业做出贡献，志在攀登世界电影高峰。莫道海角天涯远，但肯扬鞭有到时。”前后应该有三四次，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可以说“北海读书会”是在特别自然的情况下自觉组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