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初类型片之名著改编片(1)

严顺开（中）扮演的阿Q与人们心目中的那个经典形象惊人的合拍。

　　1981年 岑范、严顺开携手《阿Q正传》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是拄着文学拐杖前进的，实不为过。历届的金鸡、百花奖的获奖影片中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占据了很重要的席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成为电影改编的主要对象。

　　恺撒的归恺撒，阿Q的归阿Q

　　名著改编电影的传统在中外都是由来已久，而争议也许从这一类型电影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过。灵活创新与破坏原著精神只有一纸之隔，忠于原著和死板僵硬也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改编《阿Q正传》这部毫无争议的白话小说经典，应该是项危险系数很高的工作。拍得再好，不过是鲁迅先生的功劳，稍有差池则定有狗血淋头。据说鲁迅在世时曾告诫试图将《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的洪深，阿Q的演员无法找，弄不好就会拍成滑稽戏。鲁迅一定不会想到，几十年后，阿Q登上大银幕时，扮演者恰恰是个滑稽戏演员。

　　其实，与对原著精神把握的尺度相比，演员可能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阿Q这个不朽人物是“杂取种种人”而成，鲁迅自己说：“人物的模特儿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自诞生之日起，这个形象就是整个种族国民性的代表，阿Q的性格特征包括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缺陷，怯懦、守旧、愚昧、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阿Q是愚昧的国民的镜子，是劣根性的集合，是对思想启蒙的期待。

　　然而，与当时很多作家相比，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并未再往前跨出那一步。他没有在阿Q这个形象上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阿Q思想偏狭、丑陋，生活麻木、可怜，但这种恶和以崇高的名义对庸碌生活改造所释放的恶相比微不足道。

　　自阿Q诞生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动，对阿Q的理解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起伏不定。1981年，新时期刚刚开始，观众有理由对此时改编的这部电影心怀疑虑，导演和编剧会不会跨出鲁迅并未跨的那一步，让一部涕泪交织的悲喜剧成为符号的堆积。

　　事实证明，岑范和陈白尘给出了一份几近完美的答卷。阿Q还是那个阿Q，赵秀才还是那个赵秀才，假洋鬼子还是那个假洋鬼子，没有流氓无产者代表，没有封建地主阶级代表，没有买办代表。有赖严顺开如有神助的表演，鲁迅笔下的那种调侃与辛酸的交错感，真实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都说鲁迅笔下的人物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相信，导演的心里和我们一样，阿Q可气、可恨、可悲、可恼、可恶，但终究是一个可怜。让这个人物长存于世间的，绝不是他身后的滚滚旗帜，而是埋藏在他潜意识深处的大悲哀。

　　阿Q，代表中国走进戛纳

　　继《祝福》在50年代被桑弧导演搬上银幕之后，鲁迅的小说《伤逝》、《药》、《阿Q正传》在80年代初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先后拍成电影。其中，尤以上影厂出品的《阿Q正传》延续了海派电影的精髓，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上演了一出悲喜剧。最值得铭记的一笔是该片代表中国内地电影第一次参赛法国戛纳电影节，滑稽戏演员严顺开的阿Q形象也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鲁迅笔下的阿Q没人敢拍

　　拍这个戏真正是阴差阳错，我其实是不够条件接这个戏的，当时听说这部片子的主创阵容是导演黄佐临、编剧陈白尘、主演赵丹，据说赵丹还是一人分饰阿Q和鲁迅两个角色。由于赵丹1980年病逝，佐临导演就婉言谢绝接拍这部戏，后来听说厂里考虑了很多导演。

　　我那时正借调在珠影做我自己的剧本，是武侠题材的《宝剑恩仇记》。本子做得差不多要准备开拍了，上影厂打电报让我速回上海，后来厂长跟我谈让我接《阿Q正传》。我那时一门心思想着武侠片，真是不敢接这个戏；另外我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阿Q正传》，我知道拍这部片的难度。鲁迅先生在生前就对《阿Q正传》有所顾虑，说它不宜改编，担心舞台化的阿Q流于滑稽可笑而损伤原形象的价值。

　　“精神胜利法”救了我

　　我想我要是拍这部影片一定不能弄过去的老东西，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在找“出口”。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精神胜利法”救了我。后来我在心里面为自己找了一条退路，我说如果我拍砸了，有人批评我，我就反击“那为什么你不去拍？你不敢拍，至少我还拍出来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确实给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另外，鲁迅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学巨匠，他这一关怎么过？当时我想，导演也有“表现欲”，也有自己的看法、视角和追求，鲁迅这么个大人物，我这么个小人物，怎么动他的东西？后来还是在阿Q身上得到了启发，我想99%我没法和鲁迅比，但是拍电影我还是敢比的，鲁迅不一定懂得导演，在这一点上我有可能比鲁迅做得好。就这么自己和自己较劲产生了创作冲动和激情。自我怀疑过后进入状态，我想起50年代香港长城公司曾拍过《阿Q正传》，一比较心里有数了，至少我们拍得绍兴味儿很足！后来看了滑稽戏《阿Q正传》，北京青艺话剧《阿Q正传》，绍兴绍剧团演的《阿Q正传》，我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