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初类型片之结语(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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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猛犸象、雷兽、披毛犀、剑齿虎……各种巨型的哺乳动物曾经在地球上游荡了50万年，而在距今不到1万年间集体灭绝了。这个古生物学的悬案，使人想起中国电影史上的一种现象。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70年代最后两年），中国内地曾经盛行过多种多样的类型片：喜剧片、农村片、戏曲片、儿童片、反特片……这些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高潮。而到了2005年，除了“张氏武侠”、“冯氏喜剧”这些勉强称得上“类型”的类型片，以及少数恐怖片，中国内地电影已经很难找到能够一眼区分出“类型”的作品。我们要问：中国内地的“类型片”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集体灭绝”的？ 对于巨型哺乳动物的灭绝，有两种学说：环境的变化以及更新锐的哺乳动物——人类的出现。对于内地类型片的“集体灭绝”也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环境的改变，以及更新锐的“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 类型片“集体灭绝”启示录 缘起：计划经济成就类型片 对照一下“十七年”时期与80年代的类型片，比如戏曲电影《天仙配》与80年代初上映的《白蛇传》；比如名著改编片《祝福》与80年代初的《阿Q正传》；比如儿童片《红孩子》、《祖国的花朵》与80年代初的《泉水叮咚》，都可以看到黑白或彩色光影下一脉相承之处。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陈山认为，“我们看80年代初的类型片可以感受到‘十七年’电影精神很好地延续下来，但是这依旧是一种模糊的类型片意识。因为电视对电影的威胁还没有到来，观众对于电影的饥渴，造就了许多票房奇迹，以及电影刊物的销售奇迹。” 在“文革”前，各电影厂每年按照生产影片的数量核定流动资金数量，花多少国家给多少，生产出来的影片统一由全国唯一的中影公司收购，确保每部影片的法定利润后，其余利润上缴国家。这种计划经济的方式在“文革”后被延续实行下来，在拍摄多少、拍摄什么影片都由国家计划规定、拍摄资金都由国家下拨的情况下，制片厂松口气，产量增加，利润上升，而发行放映业也享受政策优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之间似乎形成新的平衡。 当时出产“类型片”比较多样的上影厂自有心得，老厂长徐桑楚曾回忆道：“每年厂里有一个题材、样式的比例问题。我们把题材分成大、中、小三类，大题材作为重点片，每年比例大约四分之一。小题材是普通娱乐片，我们当时叫节目片。另外特别要考虑的是每年题材的丰、平、欠问题，比如：今年没有儿童片，明年就应该考虑补欠的问题；今年喜剧比较多，明年就应该多考虑惊险、科幻、音乐片，这样可以保持题材、样式的平衡。” 困难：电影生存环境发生剧变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电影环境陆续发生重大变化。1984年，录像业开始起步，电视媒介中大量中外电视剧明显地开始分流电影观众，从1984年-1985年仅仅一年，电影观众就减少了52亿人次。 相应的电影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1984年，电影业被规定为企业性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缴税。1985年起，国家同意在一些地区对部分影片票价实行浮动，以缓和电影收入的下降趋势。电影票价格体制在经历了35年一贯制（始终维持在50年代的0.2元～0.3元人民币）之后，终于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出现初步松动。1986年1月，电影局从文化部划归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加强影视统一领导和统筹规划是合并的初衷。1986年之后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电影发行企业亏损。 在这种情况下，和统购统销体制紧密联系的“类型片”明显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而同时，第五代电影人的崛起也给了“类型片”重大的打击。 终结者：第五代反类型革命 1984年开始《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片的相继出现，宣告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第五代”的诞生。陈山表示，“实际上‘第五代’刚出来是反电影和反类型的，好莱坞电影是他们反对的对象，欧洲前卫的艺术观念注入到电影学院为主的‘学院派’导演当中，他们强调回到影像，关注自我意识，是‘影像本体论’、‘作者电影论’，而不是‘观众本体论’了，总迹象就是电影与观众的脱节，电影走到前面去了。但是这种‘高峰体验’并没有运用到常规电影或者说类型电影的实践中去，让总体水平提高。” “第五代”的崛起迅速吸引了电影从业者的注意，致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类型片”变成了“过时的”和“没有吸引力”的。这种状况从后来编写的中国电影史中就可见一斑。比如在钟大丰、舒晓鸣主编的《中国电影史》中，并没有系统地介绍80年代初的“类型片”，一些创造票房奇迹的电影，比如《白蛇传》、《咱们的牛百岁》都没有提及，然而用了12页的篇幅专门论述“第五代”的电影新潮。 反思：“草根精神”不应抛弃 值得指出的是，“第五代”电影吸引的更多的是电影人，而非电影观众。“第五代”变革造就了电影美学的高峰却逐渐远离了观众和市场，但越来越多探索性质的“零拷贝”影片的出现，却抛弃了观众，观众无缘相见的影片成为各大电影节的座上客，这种怪现状也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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