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班”之首部长片(3)

　　影片开拍前，我们被召集到一起给剧本提意见。在影片的一个外景地，清末一个官员的坟地上，北影厂的制片人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去了，还没等制片发话，我、张艺谋和侯咏就开始各抒己见，发表看法。所有人都懵了，从来没见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壮壮很可爱，把我们仨叫到屋里，悄悄告诉我们，这是电影厂，不能再像拍《小院》那样，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我们开始还不理解，真拍上了就感觉受了打击，影片前三分之一，我们还主动发表意见，后面就是各司其职了。不过，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有许多想法都是很幼稚的，张艺谋那时的主要理论是打破常规拍摄，我则迷恋长镜头，后来一想，这么一部儿童片加动物片要真照着我的想法用长镜头，不知要多少个小时。

　　拍《红象》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小。导演组的压力其实更大。《红象》中的大象是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大象要通过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国，当时，这两头象能不能弄来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拍摄前，我们可借鉴的电影很少，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动物电影本来就很少，借鉴得最多的一部电影是《黑驹》，还有一部是塔可夫斯基摄影师尼科维斯特的片子。拍摄中，很多方法都是现想出来的，比如拍摄豹子那场戏，我们从低视角拍，拍得很惊险，我对这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期被剪掉很多，理由是怕吓坏孩子。

　　《红象》上映后，电影学院欢呼声一片，主要原因倒不一定是觉得片子拍得好，主要是我们这届第一次把名字打到银幕上去。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光荣吧。《红象》也是儿影成立的一部关键电影，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不会有《红孩子》那么大。

　　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选择自由并不大，但是，我们这代人更多地迷恋像云南这样的异域风情。我们与第六代不一样，他们是从拍摄身边起步的，我们创作不出这种社会故事，我们选择了一种逃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