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班”之吴子牛

　　《喋血黑谷》成为1984年票房冠军

　　吴子牛，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骁将，因用全新视角和手法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而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

　　吴子牛：当年一度想退学

　　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所以吴子牛又有“嗜血导演”之称，被评论为“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近年来吴子牛也开始介入电视剧的拍摄，《天下粮仓》就出自这位饱承忧患的导演之手。

　　2004年底，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吴子牛个人影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举行，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导演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影展。这次影展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5部作品，《晚钟》、《英雄郑成功》、《南京大屠杀》、《国歌》和《火狐》，尽管这几部作品都讲述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但所选择的事件、人物和视角却截然不同。

　　那时代几乎所有电影我全看

　　粉碎“四人帮”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从1971年到1977年，文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萧条，反而很热。那时有很多人都学绘画、小提琴。我在地方话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排演了几个戏，回城后自然就想考中戏、电影学院。我那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如此，他们大多喜欢音乐，有很多上了音乐学院。我是从四川到西安考区参加的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初试是编小品，或给一个东西结构一个故事，比如一把手枪、一张白纸。复试是放一部电影，然后两个小时写个评论。考的主要是基本素质，我很顺利就考取了。

　　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对电影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和许多同学一样看了很多电影。我住的旁边就是一个影剧院，可以免费看电影。我总坐在银幕的背面，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影我全看了很多遍，对里面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上了两个月的课想退学

　　电影学院当时使用的还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教材，以苏式课程为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能看到不少外面根本见不到的教学参考片，比如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片子，包括费里尼、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特吕弗等。这些片子对我们的冲击最大。

　　只上了两个月的课，我就觉得很失望，甚至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仔细想了两天，我从四川来到北京是为了什么？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主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四年的完整时间，这是最宝贵的。至于如何利用、能否利用得好，那是自己的问题。而且，电影学院最大的优点是相当自由。由于我们这一届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学生，思想比较定型了，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派出代表与学校交涉，改变教学方法。哲学课就是在大家的要求下改革的。还有，这四年，我一直没上过体育课，因为我身体非常好，体育课时，我就上图书馆看书，抄《圣经》。我之所以抄《圣经》是因为感觉西方的文化都是以之作为起点的。另外，我们与大多数老师之间的关系也都很融洽，其实在电影学院的这四年，是老师与我们共同学习的四年。

　　当时，我们大多抵触好莱坞，崇尚欧洲电影。我当时觉得好莱坞从技术上是一流的，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和灵魂。而且，拍这样的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可能。而欧洲电影则比较接近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其实，对我而言，这一点至今也没变。

　　大三时我参加北青和峨眉联合拍摄的一部片子，这是一部伤痕电影，主演是张纪中。

　　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

　　毕业时，很多人都想留北京，我则直接要求去外地。当时潇湘缺人，我就去了那里。同时分去的有18个人，最终去了13个。当时，厂里急着要上戏，我很快写了个剧本，给厂领导读了四个小时。领导觉得不错，就叫我自己当导演拍摄。这就是《候补队员》。我于是成了我们这一届里第一个当上导演的人。我找张黎当摄影，谭盾配乐。1983年，我到北京，田壮壮告诉我《候补队员》得了“金鸡奖”特别奖。我告诉厂里，他们不相信，还说不要扩散。后来，得奖消息传下来，我们还赌气不想去领奖。最后，领完奖就迅速离开，拍第二个戏去了。

　　其实，进入制片厂后，大家很迅速就走上了正轨，按照老体制去拍片。但是，这之中观念的碰撞是很剧烈的。找同学合作一方面是关系好，相互了解，最主要的是因为观念比较接近。比如，毕业不久我拍了一个北京的纪录片，当时很多人看了都很吃惊。因为这既是北京，但又和他们看到的北京不同。我没有拍任何名胜，拍的是四合院、胡同这些最平常的场景。

　　我们是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那时一直坚持不使用专业演员。在《鸽子树》中，我便开始使用非专业演员，但是因为题材原因，这部电影没有公映，后来的《喋血黑谷》我依然没有使用专业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