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班”之张军钊

　　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

　　张军钊这个名字在“78班”中与两件事情密切挂钩，经常被大家惦记。一件事是他从新疆来到北京，四年后去了没人愿意去的广西，没半年就拍出了《一个和八个》，成为当代电影史中被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另一件事更值得称道，1980年夏天导演系同学到大连某部队深入生活，疗养院播音室的一位女战士和张军钊“私订终身”，这位女战士后来成为张军钊的夫人，也是78班同学们的伙伴。“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魄力与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就是这样不期然地相遇。

　　张军钊：电影学院给了我自由

　　报考时考官错喊“张军剑”

　　1977年恢复高考，电影学院并没有招生，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能报电影学院，报的是普通的文科大学。电影是在很早就开始热爱的，但是原来是没有这么一个专门学电影的地方供你选择。后来就在我准备报考文科大学的时候，特偶然的机会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的一则消息：“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一看，立马决定要报电影学院。

　　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曲折，不知道要考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专业，我就写给电影学院老师一封信，向他们咨询像我这样的情况适合报什么系。我那时参军复员以后是在当地的影剧院工作，大量时间看电影和戏剧，有点像自学。但是具体是搞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员，什么也不懂，但特别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要搞电影。

　　后来接到电影学院老师的回信，表示我其实适合考电影文学系，可是当时电影学院还没有设文学系，说让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创作，其实就是把我否定了，后来连招生简章都没有给我寄来。很有戏剧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小，是应届毕业生，他开玩笑似的到电影学院要简章，结果要到了，但是他又不想去，结果就让给我。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这个报考表格，也许我就不会和电影学院有什么后文了。想起来真是有意思，冥冥之中帮助了我。

　　电影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自由

　　原来自己看电影喜欢总结一些东西，没有老师指点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到了学校后就可以印证自己总结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电影学院区别于别的学校最好的一点是无比自由的氛围。老师对我们更多的是启发，而不是像戏剧学院那样正规，所以当时说“电影学院出导演，戏剧学院出表演”。西方电影一下子进入后，老师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电影观念，“教学相长”。可能正是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给了我们反传统、革新的勇气，所以后来《一个和八个》的出现与学校培养出来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像长在身上一样。

　　我原来和电影毫无关系，到电影学院以后如饥似渴地需要借鉴大量的东西，特别是和壮壮、凯歌他们这些电影世家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电影基础就比较薄弱。那时我看东西比较杂，哪怕这个片子有一丁点值得学习的我都记下来。我实际借鉴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各种片子的影响都有，具体到哪一部影片倒是很难说清楚了。

　　毕业“捆绑”去了广西厂

　　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各个系的人配置到一块儿分别组成几个拍摄小组拍短片。我当时觉得五六个导演在一起弄一个片子特别容易混乱，也很难统一意见，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就在这时候司徒兆敦老师跟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那边有一个电视剧可以拍，不是胶片是电视短片，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没跟他们在一块儿，一个人去拍了。这个片子叫《路》，剪完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主演是周里京。

　　记得“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好像把我们几个人老弄混，当时经常出现吴子牛的照片，文字上说的是我。可能大家觉得这帮人的模样都挺像的。我的胡子是一毕业就留的，也不是特意留的，就是因为人比较懒，每天刮胡子是很麻烦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我们班的好几个人，比如田壮壮、凯歌、吴子牛当时都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的样子。可能做这个行当对生活本质的东西看的比较重，相反不太注意外在的东西。

　　毕业分配的情况很严峻。谁不想留北京？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学生都不一定能留在北京，外地学生就更别想了。我是从新疆考过来的，但是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当时没有指标，我不会回去，到哪儿都一样。我当时比较想去潇湘厂，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广西厂，我虽然心里有看法最终还是服从分配去了。当时已经确定的有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他们找到我说已经定下来我们几个要去广西了，一定让我去，说否则就没有一个导演，整个组不完整，意思是我们几个今后就绑一块儿了，今后互相照顾干点事情出来。结果“绑一块儿”的这几个人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