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班”之张建亚(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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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影厂走出的“技术派” 张建亚在电影学院上学期间当过民选学生会主席,所以他的讲述更多的是谈他的同学,很少说自己。有意思的是,张建亚非常尊敬上影的桑弧导演,把他看作是恩师;而田壮壮则非常尊敬北影的水华导演,在其人格及影片风格上颇有传承之处。如一位年轻导演所说:“桑弧之于上影就像水华之于北影”,那么“第五代”导演中传承的这种精神特质其实是绵延下来的,只不过田壮壮更“传统”,张建亚更“另类”,但是自称“匠人”迷恋制作环节的张建亚有他非常独到的电影观,只是这种深情比较隐秘,藏在他戏谑的言语背后。 张建亚:我们是一群“夸父族” 演过《十万个为什么》电影版 我最初接触电影和我现在所拍的片子有很大关系,大家进电影的门是不一样的,所以看电影也不一样。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演过一部电影,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这个片子叫《知识老人》,其实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电影版。一位白胡子知识老人给几个求知欲特别强的小孩讲科学知识,拍了两年,分成上、下集。那时是在上海科影厂拍戏,科影厂是非常好玩的地方,那里面有动物园专心饲养的很多小动物,为了拍猫头鹰,就专门养猫头鹰。还有一个巨大的模型车间,我就看他们做假降落伞,做飞机,那时就一直在想,其实电影就是把假的弄成真的,让人看着跟真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跟我的同学们不一样,不像他们把人性的刻画想得那么深刻,就是对电影制作特别感兴趣。 我1968年开始工作,在“文革”期间分在房管所做木匠。前几年我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他回忆起有一年夏天晚上我们在房管所值班,说起最希望做什么,我当时坚定地说要当电影导演,他觉得简直太滑稽了,因为那时候没有电影。结果没想到那么多年后我真当了电影导演,他说:“你的梦想实现了!” 我是从上海工人文化宫话剧队选进演员剧团的,跑了一些龙套,比较大的龙套是《欢腾的小凉河》;还有一个差点耽误我上大学的片子是《沙漠驼铃》,我演地质队员之一,其中还有郭凯敏。导演说,“那边画面有点空,去几个人”,我们就拿着小锤子到那边去敲,结果摄影机停了也不知道,还敲呢,那会儿觉得挺好玩的。剧团呆了两三年,也演话剧下基层,“文革”结束,受迫害的老演员也纷纷回来了,剧团一下子人丁兴旺,我们也挺开心,认为文艺的春天到了。 有一件事情对我触动挺大。那时都要肃清“文革”余毒,我年龄比较大,带着张瑜、陈冲这帮小孩抄大字报,回来每天得整理。有一天忽然一拍大腿想明白了,1966年谁最清白?“造反派”刚进厂时最清白。现在1978年谁最清白?我们最清白,所以我们在抄他们的大字报。这太没劲了!而且在电影厂时间一长,就觉得像乌龟爬门槛一样,以为爬上去就上了一个台阶,一爬过门槛一看,原来里外一边平。那天我忽然看到电影学院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就下决心要走。电影学院使我认识了这帮同学,对我的成长很关键,要是一直在上海这个环境里生活,没有北方城市的文化熏染,没有认识那么多人,我认为人生是不健全的。 壮壮对“五代”影响挺大 我是导演系年龄最大的,“老谋”是摄影系里最大的。我考电影学院的时候26岁,等到录取了之后已经27岁了。虽说我年龄大点吧,但自己也没觉得大,因为我们班里像壮壮、凯歌、子牛、军钊都是1952年的,尤其是壮壮,虽然比我小,但是特别成熟,所以他现在回到电影学院做导演系主任简直太合适了,太对了。田壮壮以前是很正统的,他不是大人们所喜欢的那种乖孩子,但是骨子里是很正派的一个人,其实他对“第五代”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几个年龄大点的,关系都比较好,包括对纪实风格的欣赏,对特别写实的作品的迷恋。我们当时都是学生干部,经常组织大家出去体验生活。我挺服壮壮的,他跟所有人都能聊,跟农民聊收成那叫一个熟悉。 在朱辛庄的时候我们真是认认真真读书。壮壮那时从北影资料室借了好多“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的“白皮书”,还有美国摄影师杂志。我记得还翻译过一篇有关制作影片《星球大战》的文章。还有就是对老舍作品的迷恋,到二年级了要排演小品,要自导自演,我演过祥子。记得那时反映“文革”的文学作品很多,凯歌排演的是《枫》,当时凯歌就很懂营造气氛了。记得有那么一个场景,在落日里,一个“武斗”的小孩和他的女朋友对着枫叶说话。我和壮壮演的一个小品叫《酒后吐真言》,我演一个木匠,壮壮演一个村干部跟我“喝酒”道歉,结果喝醉了开始批判当时社会上的“假民主”。 毕业分配就像鸡争虫 记得快毕业的时候开了最后一次班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紧张。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对大家讲我小时候总跟我哥哥吵架,我爸就给我看一张齐白石画的国画,是两只小鸡在抢一条虫子,那条虫子因为争抢被拉得很长很长,那幅画的名字叫做《他日相呼》,“他日”——以后的日子,“相呼”——别看现在为一条虫子争抢,以后会变得很亲热。现在就很应验了我说的这件事,所以78班的同学在一起总是最亲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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